作者：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太平绅士 陈玉书

    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精美绝伦的演出震撼整个世界一样，中国的残疾人作家樊立勤，呕心沥血数年，以其亲身经历的事实、特立独行的胆识、严峻深刻的思考、翔实丰富的史料和尖锐泼辣的笔墨，写出了《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这一巨著，同样会深深地震动世界。

    我不认识樊立勤先生,亦不曾拜读他的其他大作。据介绍, 他出身於北京密云县一个普通的中医药世家。考入北京大学不久, 文化革命的风暴袭来, 颠簸沉浮，竟然与素不相载的北大同学邓朴方一起,被打成“邓小平操纵的反动集团”的成员和头领, 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而成为残疾人。

    这段政治的错位, 历史的断层，令一位凡人子弟与中共总书记的长公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相识整整三十九年; 他们共同经历和参与的中国政治斗争已超过四十年。他们饱经的磨难,可以说是传奇的,惨烈的。

    邓朴方先生我是认识的。我不但认识, 而且曾为出版《邓朴方之路》略尽绵薄之力。我为该书所写的序言《鲜血凝成的历史脚步》和跋《邓小平、邓朴方两代人镌刻的丰碑》, 陈述了对邓朴方的评价。我依然认为，邓朴方在战火中诞生,在枪林弹雨中成长,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受尽残害和煎熬。他有理想,有才能, 人品敦厚、诚实、朴素、热情,然而文化大革命在摧残了亿万个家庭, 毁灭了两代人的青春和夙志的时候, 也夺去了他的健康和希望。但是, 邓朴方毅然支撑着半个残疾的身躯, 以一颗破碎而重整的心脏,一个健全而睿智的头颅，为残疾人弟兄效力, 为数千万中国的残疾人谋福利, 为世界上数以亿计的残疾人的事业献身。 这个轮椅上的不屈身影,是一座巍峨的山, 屹立在中华大地上,书写着国际残疾人历史辉煌的篇章。
 
    樊立勤先生也是一位不屈的残疾人。他的大作堪称命运的交响曲。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也不仅是他和邓朴方的命运，简直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在几十年间命运的交响。波澜壮阔,悲喜交集,惊心动魄,翻天覆地,不足以描绘这部命运交响曲的旋律。
 
    樊先生在解读文化大革命，解读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及解读改革开放历史的过程中, 在解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康生、江青等等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以他们为轴心转动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有许多独辟蹊径的见解和分析。虽然会像不少读者一样，我并不完全赞同某些观点，但是论及由十几亿人的活动所创造的历史和千秋功罪，怎么可能不众说纷纭？怎么可能不“百花齐放”？怎么可能不“百家争鸣”呢？对于历史，不应该给它戴上沉重的枷锁，也不应该给它粉饰和装扮，而应当还它本来的面目。樊先生的春秋之笔以及他的褒贬评说，实在令人耳目一新。

    近代以来，旧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和苦痛，新中国所蒙受的艰难和曲折，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崛起、发展和强大，是卷轶浩繁、千古不朽的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教科书。凄怆悲壮，惊天动地，日月同辉，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写照。当接触《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这部书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读者都回引起强烈的同感：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来说，这都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书，一部值得研究的书。

       （来源：香港《大公报》2007-07-09)
        
            《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共三册，本书封面
               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发行

        
        序言作者  香港太平绅士陈玉书

不可忘却的纪念
   ——《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序二

作者：刘根山

    或许出于巧合，由香港繁荣出版社最新推出的长篇巨制《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脱稿于2006年，问世于2007年。

    2006年，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纪念，凡有幸参加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被誉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化革命结束以来，不断曝光的资讯，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那种“史无前例”是何等惊心动魄。

   2007年，是在毛泽东、周恩来身后，鼎力支撑中共及中国政坛的邓小平逝世10周年纪念。邓小平戎马一生，宦海浮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指挥了中国现代化的曲折艰难进程。邓小平逝世十年以来，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是一位何等伟大的历史巨人。

    邓小平长公子邓朴方，在文化革命中以死抗争邪恶，落得终身残疾，但他从未披露过自己的遭遇，这也许是一个山高海深般的共产党员的襟怀吧!

    幸好，《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空白，使人们了解了当年北京大学及全中国文化大革命惨烈的真相。

    这部书的主人公是作者自己。作者的观点、意见，并不一定代表邓朴方，但是他所反映的40年来中国政坛的风雨，却足以发人深省。

    作者对于邓小平和邓朴方的评价，有大量的事实依据，是真实可信的。作者对于中国政坛几十年纷争的研析和解读，不一定得到所有人的同意和支持，却足以引人深思。

    这部书的作者的性格和文笔都十分尖锐泼辣。于史、于事、于人爱憎分明，毫不吞吞吐吐。这种风格似应带来强烈的反响。

    大陆曾经广泛流传过列宁的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当文化大革命爆发４０周年，和邓小平逝世１０周年纪念的时候，读一读这部书，将有助于人们真切地了解历史和创造历史。

         （来源: 香港大公报2007年7月10日）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内容丰富而深刻的书。它叙述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中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评价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康生、江青等重要的历史人物,并对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独特的有根有据又充分说理的论述。 

      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各个阶段的事件及其政治背景, 以及各种人物的态度和立场。
      书中还记述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真实情况。
      书中也论述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 以及邓小平和陈云为代表的老干部所起的重大作用。

      作者亲身参加了自文化革命运动以来的这一切斗争和活动, 并在运动中与邓朴方一起, 被“四人帮”及北大聂元梓一伙打成所谓“由邓小平操纵的反革命集团”, 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成为残疾人；因此与邓朴方建立了超于一般人的关系。之后作者与邓朴方长时间共事，因而了解邓朴方的活动和观点。这些都成为作品的主线。

      作者以“文责自负”的肝胆, 对海内外的某些论著及其作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将是一部影响深远，并会引起世界关注和研究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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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目录：

上卷：
序言
不可忘却的纪念
导言
第一章 从何说起   1
第二章 与邓朴方的一次谈话  15
第三章 从北大说起  20
第四章 新的回合  52
第五章 上上下下的冲突  75 
第六章 北大的一场斗争 128
第七章 运动向纵深发展 146
毛、刘谈话 146
路线斗争从来没有短时间解决的、更没有一言而决的事情 163
毛泽东的地位和斗争的艰难 165
两大损失的说法 168
回家种地的要求 171
事情更难了 178
“二月逆流” 193
福田事件 201
延安整风 204
武汉7.20事件 246
第八章 阴谋 284

中卷
第九章 谈刘少奇   1
个人崇拜  20
刘少奇的路线斗争两派论  52
历史观与认识论  73
成功的经验 107 
教训和错误 117
第十章  军宣队支派北大 127
第十一章  劳改农场  162
第十二章 从林彪垮台到毛泽东去世 223
第十三章 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和周恩来的因应之策258
共产主义的实践 260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作用 264
唯一的划分标准：穷和富 265
依靠贫雇农 266
知识分子在理论中被赋予的地位270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传统的论断和判误 273
辩证法本义和毛泽东解释中的误区280
环境与观念的共同作用 285
重点说说周恩来 294
再谈一下张玉凤 328
一个问题 334
下卷
第十四章 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回北大   1
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3
从这时开始了解北大  14
        北大历史  17
反右问题  22
李纳入党问题  47

第十五章 改革开放  75
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  8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85
确定实行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86
落实各种政策  90
把八亿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92
全面改革开放政策  94
第十六章 成功的机理 101
邓小平做事很有章法 102
邓小平务实 103
以辩证观点看问题 114
体系的系统和完善 140
第十七章 邓朴方的活动 143
第十八章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风波 192
胡耀邦问题 193
赵紫阳问题 196
陈希同和北京市委 199
西方和美国 202
“八九风波”的经济倾向 207
“八九风波”的政治性 215
北京大学与“八九风波” 226

第十九章 体制的制约和其他 274
关于干部子弟 278
关于另一帮 320
我与邓朴方 326
再谈邓朴方 326
与邓小平不同的观点 327
有关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327
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 332
关于几代领导人的划分 334
关于顾问委员会 335
改革不能太快 337

写在后面的话 357
作者简介 361
出版说明 364

樊立勤:    <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 导 言
 
      时间过得真快。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整过去四十年了，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也已经二十八年了。
      弹指之间，那时的年轻小伙子，此时都已经年届花甲了，“改革开放”时，尚在襁褓中的只会啼哭的婴儿，也已经进入而立之年了。
      这是一个激烈冲突的时代，迅速变化的时代，跌宕起伏的时代，惊心动魄的时代，也是波澜壮阔，继往开来的一个伟大的时代。
      这个时代该书该写的东西太多了，该书该写的人物太多了，该书该写的事太多了。
      生于这个时代，不管有着什么经历，不管有过怎样的命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凶猛打击和挫折，都不愧来此一生；对于自己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经历的一切，都应该说一说，写一写。
       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人们对此尚不能尽如人意。一个极明显的、极简单的事实就可说明这一点：时至今日，当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百万大学生，尚未有一个人写出自己当年的经历和思想，这不值得人们引起注意并且想一想吗？他们都亲身参加了这场运动，又都是有知识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人说一说呢？
       当然，太难了，太复杂了，太难说了，这是原因之一，但还有其它原因。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我认为还是应该写一写，说一说。

       一些海外人士，倒为此写了一些东西，写文化大革命，写拨乱反正，写改革开放，并由此上溯到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
       由此也造成一种印象：彷佛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都在海外，中国人都成了唯唯诺诺、混混沌沌的一群。
        这样，他们谈起中国问题反倒振振有词，成了中国问题的权威，成了中国通。并想以此指导中国人民，指导中国改革开放，指导未来的中国的政治进程。
       他们并为此找到了一个常说不倦的理由：旁观者清。他们认为中国人包括中国知识分子都很糊涂，需他们进行教诲和指导。他们常引用早已作古的苏东坡老先生《题西林壁》诗中的两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认为只有他们这些局外人对中国认识最清楚。
        说真的，我对这种说法从来不以为然，更不敢苟同。
        首先，我对苏东坡关于对庐山的认识和说法就极不认可。我认为，苏东坡的这种见解只反映了一个文人骚客游山玩水，走马观花，触景生情的一点感受，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一点浮光掠影，根本不能概括庐山的全貌，更不能代表人们对庐山本质的了解。
        相信，深入实际的徐霞客的感受就和苏东坡不一样，数十年如一日在庐山采药的老农和他看法也不一样，踏遍庐山的山山水水，追踪野兽的猎手的看法和他也不一样，攀过多少悬崖绝壁，以砍柴为生的庐山的樵夫的看法也会与苏东坡不一样。更不用说那些世代生活于庐山白云深处的人家了。他们这些人如果知道苏东坡的这两句诗，一定会认为这个大胡子在胡说八道。这只有唬一唬那些局外人。
        既然苏东坡的说法都不足取，那么这种引用和比喻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不足为论。
        同样，既然苏东坡认识庐山的方式和方法不足称道，因为那样认识不了庐山真面目，那么对于更复杂千百倍的中国国情、中国政治、这种局外人的议论又怎么可以成为依据呢？
        讲中国，讲中国政治，讲中国历史的权威只能在中国。外边的所谓“中国通”基本对中国是一窍不通，瞎子摸象而已。
        讲中国问题，台湾学者最有水平，其次是香港、澳门、新加坡、南韩和日本的学者和文人，美国人的见解最不得要领。台湾学者对中国研究很有见地，是一个认真而又严肃的学派。唐德刚先生是他们的一个杰出的代表。
        唐德刚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关于近代史中的人物，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和论述。殊堪借鉴和领会，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但是讲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讲到改革开放的事情，唐老先生的认识就明显不足了。很简单，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只能远远地看一下，听一下，想一下，猜一下。而且也只能囿于他以往的认识作出判定。但这对于认识一个长达十年的历史是不够的。
        例如唐先生把文化大革命概括为红卫兵运动，又把红卫兵运动等同于义和团；把周恩来比作李鸿章，这都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关键在于不能因为它象什么，就是什么历史；而在于它究竟是什么？这才是历史，才是现实，才是中国的政治。

        我以一个亲身参加这一历史的人的身份，写出我看到的东西，我认为价值就在这里。
        我写了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写了我所参加的拨乱反正，写了改革开放，也写了1976年伟大的“四五运动”，同时也写了1989年春天的风波。
        我评价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等人，当然更评论了邓小平。
        这一切都是在写我与邓朴方的背景下出现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更真实、更有内容、更切合实际。写了北京大学，因为我们共同学习生活在那里。

    写中国现代史，讲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就要写北大，就要分析北大，研究北大，因为北大与其息息相关。就像对世界地质和气象学的研究，自从板块结构学说诞生以后，人们逐渐认识了青藏高原对世界地质和气象的影响和作用，以至地质和气象学界认为，没到过，没考察过，没研究过青藏高原就不是一个地质或气象方面的合格的专家。北京大学和北京的高校，就是现代中国政治的青藏高原，所以我写了北京大学。
    这就是我现在写的这本书《我与邓朴方暨中国政争》
    我认为，我做了一件值得做的工作，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起码也能使后来人对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人有一个真实的了解和认识，免得后来人舍本逐末，抛开本质而空图其表。
    关于余秋雨，我讲了与众不同的看法。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余秋雨本来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学者，一个本本份份的知识分子，就因为有人说他文化大革命参加了一个什么写作班子，就被抄得举国皆知。这不但是小题大做，而且实在是本末倒置。对于我来说，这实在不值得一提。
    我很欣赏余秋雨写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因为他在那时被拉入什么班子而对此有任何改变。相反，我认为余秋雨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很值得同情和尊敬，我所看到的写文革中的人物和事件，余秋雨的文章是最有人情，最有人性的作品，他对受害者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他是一个值得同情和信赖的人。搞余秋雨的作法就是文革遗风，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一点，无限上纲；或子虚乌有，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小题大做；总之要把人搞臭搞倒。此风甚劣，不足称道和效法。
    可以相信，我在这本书从头到尾讲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否则人云亦云，我就不写了。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怎么看就怎么说。
     这就是我奉献给大家的这本书，
     我相信，所有希望认识、了解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会认真看一看。
                                         
                                              樊立勤   2005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