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薄亚达

    上世纪中期在神州大地上波翻浪涌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随时间的逝水而去，几个在潮头浮动的“乱世英雄”，也随之沉没于渺茫的人海浪谷。然而，总还有旧时人物不甘沉寂，在新世纪制造错乱的“回忆”，以图洗刷自身深重的罪孽，在历史的殿堂中塑造自己的金身。这样顽强不屈的“英雄”,当数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者、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了！她在香港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一书，便是这样的文本。
    所幸，当年的历史见证者，大多依然健在。当年仗势欺人、掌权吃人的“老佛爷”，如今只是一个刑满释放后的普通公民。在历史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现在可以与她一起平等地以公民身份总结历史，评判是非了。

        一、善与恶

    孟子认定“性本善”，荀子则认为“性本恶”，不管本来如何，善恶之分，历来是界定一个人的普世标尺。无论聂元梓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老干部”也罢，作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者也罢，还是作为一个北大的女人也罢，均可以此标尺来衡量她。她一生的盛名期是在北大的“文革”，她在北大“文革”的表现则突显了她的本性，我们自然据此来论证她。

    聂元梓因“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者而受到了高层的宠幸，一夜之间在全国暴得大名。顿时，她成了北大的至高无上的人物，成了真理和权力的化身，成了革命与否的分界线。她的名字，则与毛泽东主席联系在一起，与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系在一起。风助火势，这种政治气候，使她的恶性得以膨胀，名令智昏，忘乎所以。于是，经她本人及其追随者的苦心营造，北大形成了“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聂即反动”的铁血逻辑。在这种逻辑的棒喝下，即使只是对她稍有不同意见者，也遭无情打击，一些恂恂学者和纯真的青年学生在政治上因此而被置于死地。

    1966年冬天，北大学生中出现了名之为“井冈山”和“红联军”的松散性群众组织，对聂元梓和“校文革”（文化革命委员会）提了一些意见，有的人也表达了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一些异议。这两个组织即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其中200多人挨批挨斗，1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斗争之残酷，涉及面之广，远胜于陆平对待社教积极分子和张承先工作组对待“反动学生”。中文系一九六二级女学生沈达力，只因参与“红联军”，对聂元梓有所意见，便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和公开的羞辱，无奈服毒自尽，命丧红湖之畔。聂元梓的“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战友”孔繁、杨克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执笔者）郭罗基、张侠、杨勋等人，对她提过一些意见，即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阴谋家、野心家”，或遭批判，或遭殴打，甚至被送进监狱……这些恶行，都是聂元梓在书中自称与之“斗争”的中央文革与江青的强力支持下，而贯彻执行的。

    北大的师生，决非盲人和愚人。他们将善恶清楚地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虽然一时迫于高压，隐忍沉默，北大一度寂然无声，出现了所谓的大一统局面。但是如此情景，又怎能长久得了？不久，便出现了旨在批判聂元梓的“东方红”、“井冈山”、“红旗飘”、“北京公社”（又称0派）等群众组织。他们先是活动于地下，潜行于校内外，并于1967年6月5日，借陈伯达发泄对聂元梓不满之机，从地下破土而出。后来，这几个组织又与新北大公社内部的揭竿起义者革命造反总部（又称“团”派），“井”、“红”、“飘”、“零”、“团”，五个群众组织在反聂的旗帜下，组成了有5000多人的并得到校内外群众广泛支持和同情的井冈山兵团。上山者上至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名教授季羡林、周一良、侯仁之……下至普通职工学生。呵，北大的“右派”翻天了，他们居然敢反大“左派” 聂元梓？！人们面对强权，强人和强势力量，不顾“反聂即反动”的铁血逻辑，刚强地显示了人性之中的善良与正义。正如季羡林后来在回忆“文革”的文章中所述：“我一生做的事自己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记周培源先生》）。

    如果没有聂元梓掌权后，残酷打击和排斥异己，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恶行，何以有后来井冈山兵团的崛起？善恶从来如冰炭，水火不相容，乡间里巷如此；中国最高学府，素来有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更是如此！井冈山兵团崛起、在校内外批判聂元梓的巨大能量，成了聂元梓政治和道德上的最大威胁，成了聂氏政局里的异端和洪水猛兽，成了“大一统“聂家王朝的逆子叛臣。聂元梓誓欲除之而后快，先施以文攻，强化”反聂即反动“的政治威慑；后则加之以武斗，操纵新北大公社，四处抄家抓人，并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在暗夜里抢占了31楼，首先挑起了北大的大规模武斗，从而形成了长达四个月的对“井冈山”群众武装包围的局面。一时，燕园学府，顿成长矛耸立、弹弓四射的战场,燃烧瓶燃于前,土坦克备于后，许多人因此致伤致死。1968年的春夏，是北大历史上最奇特最血腥的日子。

    武斗前后, 聂元梓领导下的新北大公社，在民主楼附近设立了“牛棚”，关押了一百多名包括陆平、季羡林在内的“牛鬼蛇神”。他们抄了周培源的家（企图绑架未遂）；对“井冈山”派学生断粮、断菜、断电，无所不用其极。生物系学生樊立勤被抓，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老虎钳夹断了手指，膝盖被钉子钉得粉碎，竹签子钉进手指。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被抓到他们控制的楼里，多人用自行车链条等器械，活活将其殴打致死。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经过新北大公社占据的楼房门前，竟然被一个女“社员”冲上前来，用长矛将其刺死；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因到“校文革”掌控的图书馆翻阅书籍，也被殴打致死……各种恶行，令人发指。它们均是在“保卫红色政权”、“保卫革命左派”的红色口号下，对“企图翻天”的“井冈山”的“反革命分子”、“右派”进行的堂而皇之的“革命暴力”。

    聂元梓是当时北大有权有势的最高领导人，她领导下的新北大公社首先挑起了武斗，残害了许多对自己持不同政见的师生员工，聂元梓是无法推卸个人责任的。如果说，当时的聂元梓处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神志不清、头脑发热的话，那么事隔数十年之后，聂元梓倘有一点儿良知，她应该向遭到迫害甚至丧命的师生员工及他们的亲属忏悔。聂元梓丝毫没有悔过之心。在“回忆录”中闭口不谈长达四月的“围剿”“井冈山”的大规模武斗；对“牛棚”中受迫害的许多教授、干部置若罔闻；对镇压“井冈山”、“红联军”，以及沈达力之死无动于衷；对刘玮、殷文杰之死轻描淡写；对残酷迫害樊立勤只字不提！聂元梓没有忏悔，不忏悔表明了她的本性如此，表明了她的无可救药。人不怕犯错误，知过能改，亡羊补牢，犹有人性。“文革”数十年后的聂元梓的言行，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她的“人性恶”的本质。

    和当年一样，聂元梓惯于将自己的错误上推下卸。书中，她一口咬定：“从法律角度，我没有责任”。企图以法律责任来推卸个人应负的道义责任和领导责任。此中手法，“回忆录”中随手可拾，上推毛泽东、江青、陈伯达、康生、中央文革，下卸新北大公社。只是，麒麟皮下难免露出马脚，“回忆录”的白纸黑字，清楚地暴露了她蓄意陷害学生的恶行。

    她本人确认的毛泽东“七•二八召见”的谈话纪录中，纪录了这样一段话：
    “我（聂元梓）说：‘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玫击主席、林副主席’。”
    不打自招，不是井冈山兵团一把手、青年学生侯汉清“恶毒”，而是老谋深算的聂“老佛爷”恶毒！聂元梓，借召见之机，背着侯汉清和北大师生，无中生有地对青年学生侯汉清罗织罪名，落井下石，企图借刀杀人，假毛泽东之口，置侯汉清与井冈山兵团数千北大师生于死地。在这里，毛泽东显示了一个老人的精明与仁厚。他没有采信聂元梓的谎言，从而加害侯汉清与“井冈山”。当时，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聂元梓的政治陷害一旦得逞，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将导致多少门庭家破人亡？！聂“老佛爷”的用心何其毒也，她的蛇蝎心肠，于此可见一斑！这种结论，不是别人强加于她的，而是她自我暴露的。她不仅当年如此说如此做，至今居然还典见 颜向世人展示，不但暴露了自己的丑行，恶毒之极，也愚蠢之极！
    作为一个教师，对学生应该慈善；作为一个母亲，对下辈应该慈爱；这是为人之根本。聂元梓既无善又无爱，何以为人师表，为人母亲？历来入主北大者，上溯严复、蔡元培，后至胡适、马寅初，有谁如此置学生于死地，推之其入火炕？而聂元梓如此大规模如此残酷地迫害学生，于北大绽开了恶之花，这在北大历史上不但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今天，聂元梓已步入老迈，上帝给她的时间已经不是太多了！她的忠实助手孙蓬一以顽硬刚愎著称，尚能在临死前向被严重伤害者一一赔礼道歉，甚至下跪认错，而聂元梓何以死不认错、毫无悔改之意呢，就一定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吗？
 
          二、民主与专制

    北京大学有着光荣的传统，是民主、自由、平等精神的圣地。鲁迅先生曾如此概括北大的“校格”，也即北大的精神：“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我观北大》）这种精神，即使在“文革”中依然流布在燕园之中。北大师生员工继“五四”运动，继“五七”鸣放之后，又一次高扬了北大的民主旗帜，向以聂元梓为代表的黑暗势力及其施行的专制暴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抗争。聂元梓在掌权之后，试图使北大统一于她一人之脑、一人之口，试图以封建专制主义钳制北大师生活跃的思想。作为她的批评者，“红联军”“井冈山”等组织，他们没有盲从于校内外的主流观念，能够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思考，“红联军”中的“虎山行”战斗队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因此而遭到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痛恨。从今天存档的当年“校文革”主办的《新北大》校报33期（1967年2月1日），我们便发现该报刊登了《彻底清除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一文，全文长达四整版，对“虎山行”声势汹汹，大张挞伐。“虎山行”是什么样的组织呢？它只是数力系、生物系几个青年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张家瑞等人）的临时组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之下，依然坚持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本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林彪与中央文革提出了质疑，主张“炮轰中央文革”，“搬开聂元梓”，指出聂元梓等人所谓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堕落赫鲁晓夫的泥坑里去了”。他们坚决反对聂元梓去上海串连炮轰上海市委，主张“解放黑帮”……今天，抹去岁月的烟尘，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青年学生头脑中明彻晶莹的思想之光，为他们追求真理的大无畏勇气拍手叫好。然而，聂元梓历史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认定他们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地攻击诽谤革命左派”，对他们进行了多次惨烈的批斗，把他们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杨作森还被抓捕入狱。

    北大真是中国一块民主的圣地，有着民主、自由、平等的光辉传统。纵然有专制、保守思想的阴魂，但从未从能够阻扼民主力量的升腾，自由、平等思想的萌发。北大人往往蔑视人为的偶像和权威，不会盲从于某种时尚的观点和思潮。因而，当聂元梓成了政治暴发户，头脑恶性膨胀，试图在北大大树特树她个人的绝对权威，试图“上上下下，万众一心”，气指颐使。聂元梓横行专制时，势必遭到思想活跃而富有正义感的北大师生的批评。这种批评，本属正常民主生活范畴。然而，聂元梓头脑里没有民主观念，也根本不理解北大的民主传统，倚仗自己有坚硬的后台，得意于炙手可热的政治地位，习惯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逻辑，试图在北大打压批评力量和思想活跃分子，从而使矛盾激化。聂元梓镇压了这些批评者，使北大表面上一度平静，她的江山似乎稳固。但是，她不明白，恰恰是这被批斗和被打成反革命的数百人，在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们的遭遇，也激起了北大和北京高校广大师生的同情。聂元梓先安内，后攘外，在“摆平”了北大内部的反对派之后，便指派新北大公社到中央各部四处夺权，因此又与部分北京高校师生产生了强烈矛盾。有鉴于此，更加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反聂高潮，在北大内外多重作用力下开始出现了。北大井冈山兵团充满活力，在校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使聂元梓寝食不安，校无宁日。北大两派斗争，已不是当时全国各地盛行的——所谓对“走资派”的“革”与“保”的问题，而是在所谓红色政权成立之后，更深层的民主对专制的抗争。北大当时的反聂斗争，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呈现的特殊社会形态，是北大民主、自由、平等传统的弘扬，是沉沉暗夜中燃烧的富有社会正义感的人性火炬。民主战胜专制黑暗之后便是光明，正如“五四”前夕，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一文中所预言：“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望的完全潜力，总是踏了这些蒺藜向前进。”鲁迅先生讲得多好啊！

    当时，聂元梓们口口声声批判北大“右派翻天”。他们所谓的“右派”，便是思想较为活跃的对极左派聂元梓持批评意见的师生员工，便是富有社会正义感愤而登上“井冈山”的反对派。一边为首的是延安“老革命” 聂元梓，一边为首的是“喝美国牛奶长大的”“美国特务”周培源。以我划线，我是“文革”红得发紫的大左派，你们反对我，岂不是道道地地的大右派？聂元梓是“文革”中的一面旗帜，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要推翻这座偶像，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央文革虽然对聂元梓的政治野心膨胀存有看法，对作为“文革”旗帜与政治工具的需要，对聂又批又保，而基本立场则是保。江青、陈伯达曾多次在批评之后又好言抚慰，明确表态要保聂元梓，康生甚至说：“是乌龟王八蛋，我们也要保。”
    北大反聂派，对此心知肚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凭的是什么？凭的是民主信念，凭的是道德正义，用当时的话语来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出于这种信念，反对者不怕压，不怕被打成反革命，甚至不怕生命的危险。聂元梓妄执地认为，凭借强权和强力可以镇压反对派，文斗不行便诉诸武力。然而，她的所作所为，抽刀断水水更流，更加激起众怒，更加不得人心。聂元梓在如此优越的政治优势和如此强大的强权政治下，竟然对在野的反对派无可奈何，可见北大民主精神之顽强了！聂元梓是“文革”中招摇全国的一面旗帜，反聂自然要触动中央文革的政治神经，甚至要撼动“文革”的政治根基，故对聂斗争的意义已不囿于北大，也不囿于北京高校，甚至不囿于北京了！

    聂元梓曾是北大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但她根本不懂得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一个“老革命”却缺乏起码的民主素养，而专制的观念则根深蒂固。她尚未爬上高台时，便想在北大改朝换代，置陆平于死地；她上了台之后，则让人们臣服于她，大树特树她个人的绝对权威，使北大成为她极权统治下的一统天下。北大当时有民谣曰：“每月二十五，展览馆人就受苦！”为什么受苦？每月这一天，人们就要庆贺“五•二五”“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光辉业绩，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必须豪华地复制这张大字报。还有一个民谣曰：“老佛爷面前一声‘喳’，赏你一件黄马褂！”“老佛爷”是谁？原是清末专制的慈禧太后，在她面前只有说一不二的奴才才能得到宠信。聂元梓步其后尘，成了现代的新的专制佛爷，并以此名扬京都，名扬全国。

    北大是个什么地方？北大是“常为新的”，是常常新思潮汹涌，每每与恶势力进行战斗的地方，聂元梓何德何能，妄图一呼万应，一统北大？北大人的文化自觉和民主精神浃骨入髓，岂容陈旧的专制思想横行霸道？事隔数十年之后，“文革”大潮水落石出，历史真谛已显露无遗。当今的世界，民主的普世价值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是股逆流。民主潮流，堂堂正正，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回顾北大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叱咤喑呜，血火交迸，万千人数年奋不顾身的抗争，岂不让人深思？所谓两派之争，其意义岂只简单的“派性”两字了得？！

          三、道德与政治

    政者、正也。政治家应是道德高尚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谋求社会正义、亲民、爱民、为民为已任。与之不同的则是那些政治掮客，试图以权术驭使民众，玩弄政治，从而也被政治所玩弄。聂元梓便是这样可恨可悲的政治掮客。
    聂元梓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北大“社教”运动，为聂元梓的政治表演提供了一个舞台。她忘恩负义，不顾陆平对她的关照和重用（她之所以调进北大，是出于陆平与其哥哥人大副校长聂真的私交，拯救她于困难之际。聂元梓到北大后，在经济系当了三年副主任，即升任哲学系总支书记），向北大“社教”工作队长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肆意诬陷北大党委“烂掉了”，“要换班子”，调门极左，言词激烈，从而成为工作队宠信的北大头号“社教”积极分子。张磐石在北大的路线被中央否定后，聂元梓又痛哭流涕做检查，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朝三暮四的投机行为，为一些北大“社教”积极分子所鄙视。故“社教”积极分子（后为曹轶欧工作组成员）张恩慈闻知让聂元梓带头签署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扼腕跌足，连连责怪其他同志，怎么让她牵头署名？可见，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复，人们已初步认清了聂元梓的个人品质。
    “社教”运动之后，聂元梓一度彷徨无依，便经常活动于高干门下，企图在政治上寻求出路。后来，她认识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吴溉之，虽然聂小吴二十四岁，但为了在政治上找到靠山，便以聂调出北大给吴当秘书为条件嫁吴为妻。吴溉之“人很老实”（“回忆录”94页），对聂呵护有加。然而，“文革”初期，吴溉之即被打倒，聂元梓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要与吴溉之划清界限，便与吴分居。
    1966年末，吴溉之的两个上大学的子女到北大向聂索要个人贵重物品。聂找到时任北京大学红卫兵司令的法律系学生牛辉林，声称周恩来、康生要管教吴溉之的子女，要求牛辉林带红卫兵押送他们到中南海交给周恩来和康生。牛辉林带队押送吴的两个子女到中南海却不见有人接应。聂元梓便亲自出面深夜领路，让牛辉林带领红卫兵押送吴的两个子女去抄吴的家。聂元梓从小车车窗口指着胡同一侧亮着灯的门楼说：“这就是彭、黄分子，大黑帮吴溉之的家！”但是在“回忆录”中，聂元梓却颠倒黑白，捏造事实，谓牛辉林逼迫她引领抄家。只有鬼才会相信，当时红得发紫的聂元梓，在北大有人能够逼她就范？书中她还说道：“我连汽车都没下去——我心中那个乱啊”，真是虚伪之极！后来，她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与吴溉之离了婚，为个人的第二次婚姻打上了句号。出乎聂元梓的意料，牛辉林和同学们不但没有抄家，反而和吴溉之一家成了朋友。牛辉林通过吴溉之的述说，了解了聂元梓的为人，从而反戈，与其他抄家同学一起，成了聂的坚定的反对派。

    聂元梓是一个不学而有术的人，其“术”非学术，而是权术。她长于投机钻营，惯于趋炎附势；善于上推下卸，文过饰非；经常出尔反尔，颠倒黑白……“文革”运动曲折环回，跌宕起伏，在动荡之中，使一些耍权弄术者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聂元梓，更让人一览无余。她凭借与吴溉之的特殊关系，看到了中央的一些绝密文件，很早就知道中央对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态度，因而在大字报上署了头名，取得了第一次政治投机的成功。
    后来，她又察颜观色，看到了邓小平在“文革”中的政治危机，于1966年11月8日，带头贴出了一张名叫《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所谓“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企图进行第二次政治投机；之后，又组织人刷大标语，写大批判文章，企图打倒“大军阀”朱德；她也曾派人到湖南湘江风雷处，收集诬陷周恩来的一份所谓007密令材料上交戚本禹。她还让自己的心腹，组织所谓第二战斗队，秘密收集许多老干部的黑材料，致使许多干部因此受害……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度政治上走红，她便紧跟紧靠。她们先后倒了台，她便摇身一变，把自己装扮成曾经与之斗争的“英雄”。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她紧跟林彪、陈伯达，上窜下跳，制造要设国家主席的舆论。陈伯达倒了台，她失去靠山，又给康生写信表忠心。更为老奸巨滑的康生，又怎能被聂元梓的小权术所蒙骗，在她给他的信封上批了这么几个字：“请看这个两面派”，便将此信退给了北大军宣队。

    聂元梓曾靠政治权术走红，但政治权术可以走红一时，但不能走红一世，并且常常因此自作自受，反受其害。她曾带头攻击邓小平并株连其子女。1968年5月底，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会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递交给江青。又经聂元梓亲自批准，指使人绑架了邓朴方、邓楠，逼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他们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致使邓朴方高位截瘫，终身残废。在聂元梓撰写回忆录期间，邓小平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于是，聂元梓，便闭口不谈他的反邓“光荣历史”，摇身一变，倒成了邓朴方的守护神。这种永不认错，永远正确的姿态，只能表明了她可笑可耻的奸诈与愚蠢。她自欺欺人，而今著书欺世，却适得其反，更加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她是北大武斗的始作俑者，是组织武斗的总策划人。可是，在这本书中，它却歪曲历史事实，把北大挑起“3.29”武斗的罪孽嫁祸与人，不但如此，还恶意诬陷有人用匕首刺杀她。
    这真是弥天大谎！
    事实是这样的：
    1968年3月29日凌晨，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然袭击化学系男生 居住的31楼，酣梦中惊醒的“井冈山”学生手无寸铁，无力自卫，使得一些人被长矛刺伤，也有一些人因跳楼逃生而致伤，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随即占领了31楼。他们一时志满意得，声称这一仗“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大好局面”。
    早晨，武斗现场，一片狼籍，聂元梓陪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俨然以超然局外的领导者身份前来视察，并伪善地大唱“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高调。聂元梓贼喊捉贼的行径，极大地激怒了北大的师生，人们一拥而上，包围了他们，与之辩理。化学系学生“井冈山”派的樊能廷，一时未能抑制住心头怒火，随手用手中的改锥捅向了聂元梓，致使她的头部破皮。这便是聂元梓大做文章，夸大其词，所谓的有人“用匕首行刺”她的事件的前因后果。
    聂元梓挑动了武斗，挑起了仇恨，又转而栽赃诬陷。此种恶劣行径，使许多亲历者为之切齿咬牙。一个青年学生，一时冲动，伤了聂的皮肉；而聂元梓两面三刀的政治伎俩，则刺伤了人们的心。聂元梓耍弄政治权术，大打悲情牌，一度对“井冈山”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深知真相的人们，则更为义愤填膺，与聂元梓的矛盾更为激化。
    她还在武斗期间，凭借自身的强势力量，四处派人抓捕不在学校的“井冈山”骨干，到校进行严刑拷打，大搞逼供信；又利用在位的权力，在毕业分配、助学金等问题上施压，迫使一些“井冈山”人声明“下山”。她居然以此向毛泽东邀功，谓许多人“造反下山”，想给毛泽东一个错觉，“井冈山”不得人心，岌岌可危。毛泽东并未上当受骗，他深知个中原由，回答是：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四两拨千斤，化解了聂元梓的政治权谋。
    聂元梓这个“老革命”，企图玩政治与股掌之中。但是她的政治，不是正义之道，仁厚之道，而是奸诈之术，邪恶之术。大道之行，则众人皆服；权术行矣，则众叛亲离。她视北大师生如阿斗，以为玩弄一些小伎俩，便可瞒天过海，真是小看了北大人的智商！她亦曾一度蒙蔽了高层政治人物，但后来极少有人肯定她，信赖她。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接见杨振宁时，便义正词严地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周恩来亦对即将访问北大的外宾说：“北大有一个最坏最坏的女人！”这里，周恩来虽然没有直指其名，只是，我们要说：在北大除了聂元梓，又有谁有资格担此美誉佳名呢？“自作孽，不可活”，这种政治与道德天平的严重失衡，使她不但在政治上灭绝，并使后来的个人生活伶仃落魄，长期四处彷徨，无枝可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一切独裁专制者，所有企图玩弄权术，玩弄群众的政客，都不会有好下场。
    聂元梓，你忏悔吧！

           四、历史与未来

    聂元梓曾在法庭中被绳之以法，作为一个政治囚犯，而在监狱中服刑。然而，她始终没有认罪服判，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进行翻案，撰写此部“回忆录”，便是在混淆视听，歪曲事实，企图蒙骗不明真相的后来人，以达到其在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上翻案的目的。然而，他没有想到，恰恰是这部“回忆录”为我们的民间法庭，对她的思想道德审判，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我们能够在法律武器之外，拿起思想道德的法锤，进行一次民间的正义审判。
    聂元梓在“回忆录”的《自序》中曾虚伪地表示：“我还要向那些我在文革中犯错误而造成痛苦的人致以深切的歉意和忏悔”。
    聂元梓忏悔了吗？
    沈达力、刘玮、殷文杰、温家驹的幽魂在回答：“你没有忏悔！”
    被迫致残的邓朴方、樊立勤、韩琴英、彭秋和以及成千上百身心受到伤害的北大师生在回答：你没有忏悔！
    聂元梓在《自序》中还说道：“我只希望说真话，让历史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说真话了吗？
    没有，没有！
    她在许多地方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企图搅混历史，蒙骗后来者。她尤其逃避了要害问题，即残酷地镇压对其持不同政见者的北大广大师生。她不是说：“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吗？那么，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亲口在大庭广众之中，承认书中逃避的要害问题：
    在1969年6月29日，聂元梓在全校“三忠于”讲用会上，承认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说：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派人搞枪支，为武斗升级做准备。为摧垮井冈山，（我）大抓反动小集团，扣押工资、助学金，甚至断电、断粮，往28楼里灌水……还随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北京大学纪事》681页）
    作为当年北大的官方组织，北大工军宣队也曾严肃地对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作了如是评语：（工军宣队领导小组向市革委会上报，名为《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的工作报告。这份文件说：）
    校文革实行“ 亲我则亲，冷我则冷，打我则打，反我则反”的原则，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它后期变成了一派掌权的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把大批师生员工打成反革命。（同上书上页）
    上述可见，聂元梓当时的自供与当时官方组织对北大“文革”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聂在确凿的事实和众目睽睽的万千北大师生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承认，是一种进步，应予肯定。
    ——可是，事隔数十年之后，口口声声要说真话的聂元梓却逃避要害，企图不认帐了。她打错了算盘，以为逃避要害，要害便不存在了，自己不承认，人们便不知道了。她妄执地以为，历史是可以任人摆布的小姑娘。
    然而，北大历史的见证人大多仍然健在，言之凿凿的史料亦大多存在，这个铁案又怎么能推翻得了？经过数十年世事的磨洗，聂元梓的心灵理应淘洗得干净些，让人性渐渐回归，以求得人们的原谅和自身的安宁。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她在书中仍然咬牙切齿地扬言，自己“人还在，心更未死”。她借用“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句话作为《自序》的题目，清楚地表明她写此书的目的，便是篡改自身不光彩的历史而在未来的殿堂里彩塑自身，便是妄图用假历史来蒙骗未来。所以我们说：这本书是地地道道的翻供状。聂元梓的言行，向我们清楚地表明，聂元梓依然是当年的聂元梓，是一个依仗强权滥用暴力的专制者，是一个惯于作伪的话语霸权人，一个与民主潮流背道而行的飘零者，将无可挽回地走向伶仃孤独的人生末路。

    说起来，“文革”造就了聂元梓，也坑害了聂元梓。在当时风云变幻，充满变数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一根棍子，她极易犯错误。只是，犯错误有两种，一是被动的，身不由己的；二是主动的、可以避免的。犯错误的人也有两种：一是好人犯错误，二是恶人犯错误。可聂元梓的错误，除了身不由己之外，更多的是主动所犯的错误，是政客的恶行，其突出表现，便是政客式的两面三刀，便是“老佛爷”式的对群众的专制横暴。她作为政治暴发户，一时的得势，，使其头脑恶性膨胀，身上潜在的劣性品质被宏扬涨大，从而罪行累累，成为当时许多人所诅咒的一个坏女人。
    人们是喜欢宽容的，历史也是宽容的，时过境迁，如果她能沉潜下来，好好地洗心革面，梳理过往历史，深入反思和忏悔，也澄清一些历史真相，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宽恕她的。
    然而，她没有进步，她依然故我，依然是当年的聂元梓！
    她企图翻供，却越描越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旧问题上又添了新故事！
    她没有改恶从善，立地成佛；没有幡然悔悟，痛改自身的价值法则；不是以人为本，以人权、人道、人性为普世价值、核心价值、终身价值，而依然执迷权术、伎俩、权谋的政治  掮 客的惯常思维。她未能跳出文革烟云，站在历史的云端，去分析和评价自身的历史定位；而是换新瓶装旧酒，贴上新标签，企图在天真善良的人们面前兜售文革陈酿。她愚蠢地以为历史便这样可以改变了，未来属于她的了！殊不知任意涂脂抹粉的脸面愈来愈丑，她错过了改恶从善的历史机遇，她也必然丧失未来。
    聂元梓的败局已定，但她仍不甘心，还想玩弄一次政治伎俩，放出胜负手，拼尽历史老本去赌博未来。虽然政治态势，常常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人类道德，却具有普遍性、恒久性。当今世界，人权、人道、人性的民主法则和正义良善的道德律，犹如日月经天，江河纬地，为整个人类所敬畏和崇奉。聂元梓紧抱着封建专制的衣钵，以专制手段和权术为护身法宝，愈到后来，愈让人们所不 耻和嘲笑。当年曾树她为“文革”旗帜的毛泽东主席，开始确曾多方支持她，庇护她，但在后来，他的道德法眼也看透了聂元梓的品质，知道看错了人，用错了人，从此弃之如敝履。“文革”中的毛泽东尚且如此，则后人对聂元梓更能冷眼看破！

    世界在日益进步，人类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在不断提升。
    君不见，民主潮流如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007年10月记于幽燕碣石之地〉〉〉

附件：
《聂元梓口述自传》目录

第一章  中原大地上的革命之家
第二章   从牺盟会到“华干”
第三章   战斗在太行山上
第四章   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第五章    在决战东北的日子里

第六章  悲欢哈尔滨 
  “年轻的老干部”
   无法维持的婚姻

第七章   燕园风雨声 
    陆平要我到北大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
    从经济系到哲学系
    “不识抬举”的傻心眼
    反调从哪里唱起
    陷入社教运动是非的旋涡
    国际饭店里的“整风学习”
第八章  小家庭骤起大波澜 
    与老红军吴溉之结婚
    牌桌上下的暧昧
    这个女人不寻常
    帮忙帮忙，越帮越忙
    不惜付出沉重代价的“检举”
    与康生的历史纠葛
    “揪叛徒”的条子和“抓杨勋”的电话
第九章  一夜之间名满天下
一走了之？
    晴天霹雳般的“5.16通知”
    震惊与激动
友谊宾馆里的面谈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
    “是战斗的时候了！”
    关于大字报的辩白
    一石激起千层浪
    惊动了最高领导层
    “红色电波传喜讯”
第十章   从工作组到校文革成立 
    工作组进校和“6.18事件”
    江青在北大的拙劣表演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江青请我吃饭
    不理睬江青，听王任重的
    找王任重而不遇
    “大民主”选出的校文革主任

第十一章   不知如何领导运动的“领导”
    保护北大的文物、档案
    毛主席说，北大是“池深王八多”
    回首往事，几个严重错误
    邓朴方致残的账应该记在谁头上？
    兼答季羡林
第十二章  上海串连真相 
    毛主席要我去上海
    李讷为什么出尔反尔
    江青的“紧急指示”
    上海纪行
    向常溪萍同志深刻致歉
    江青的指责
第十三章  夺权与分裂 
    军训和题词
    只联合，不夺权
    高教部夺权起风波
    天派、地派的分裂
    “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
第十四章  “除隐患”始末 
    “除隐患战斗队”冲着谁？
    “聂元梓骄傲了，谁的话也不听”
    北大太“温”了
    你们是“二月逆流派”！
    “007密令”案件：保周还是反周？
    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
    北大的姿态
    “除隐患”为什么解散？

第十五章     北大分裂和武斗的后台是谁(上)？
    校内群众何以分裂
    陈伯达助产“井冈山”
    “整风要先整谢副总理的风”
    关于反谢富治的一份旁证
第十六章  北大分裂和武斗的后台是谁(下)？ 
    不祥的警报
    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
    谢富治：“你真厉害！”
    为什么不追查“3.25”？
    林彪的讲话一箭双雕
    校内武斗谁之罪？
    为高云鹏声辩
    “你可干了一件傻事”
    “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

第十七章  欲罢不能
    几个问题，真想问问毛主席
    不许辞职
    蒯大富：“骑虎难下啊！”
第十八章 长达10年的隔离审查
    毛主席凌晨召见
    工、军宣队进校接管一切
    周总理点名让我参加“九大”
    所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串联”
    吴德何“德”，吴忠何“忠”
    我成了“坏人中间的坏人”
    “你能吃饭，你就得劳动！”
    “配合右倾翻案风”
    子女无辜受到株连
第十九章  无处申诉
    监禁中的成功逃跑
    两次逃跑，性质不同
    寒夜茫茫何处栖身？
    为了避免株连他人
    特殊的“上访者”
第二十章   服管不服罪的“罪人”
    被捕前后
    立法三章
    混淆黑白的陪斗
    没有收获的审讯
    “莫须有”之罪
    判决中的骗局
    不监管人员的“监督者”
    坚决不穿劳改服
    我为什么叫“王兰”

第二十一章   判决与上诉(上)
北京日报消息
对我的起诉书
公诉人发言
辩护人的辩护词
法庭判决书
我的上诉书
第二十二章   判决与上诉(下)
我的上诉书(续前)

第二十三章   出狱之后
病危中口述的三件事情
保外就医前后
三封信的吁求
假释在北楼
求生存的三大难题
北大的拒绝
习仲勋伸出同情之手
在商海中自救
受骗不已的“雷锋老太太”
再度漂泊

  附录一   我的家庭状况及个人简历
  附录二   狱中日记选
  后记   回望漫漫生平路 （全书完）

华声四海网编辑附言：
  〉本栏目网页在2008年12月31日晚到2009年1月9日间连续多次遭恶意木马攻击、本篇尤甚、文章内容所剩无几.连网友留言都曾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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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