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海文
      （作者原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63级学生、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本稿为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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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时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时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真相的年青人。

    从他们的回忆中，张恩慈是关键人物。张恩慈的“透露”是个人行为，还是奉令而行？她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谁的令？起重要作用的张恩慈是何许人也？他与康生、曹轶欧是什么关系？

                1. 张恩慈早与康生、曹轶欧有联系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受学生欢迎的讲师。(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 60年代初，他到北京门头沟下乡一年，错过了难得的评副教授的机会，(2001年秋采访陆平)。 加之他有心脏病，无法适应山区的生活和工作, (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心生怨气。1964年11月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北大社教，认为校、系很多单位都烂了，张恩慈是社教积极分子，并吸收为工作队员。当时哲学系有一批左派，即社教前期的积极分子。
    1965年3月贯彻《二十三条》，邓小平、彭真批评了北大社教运动，肯定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是好同志撤换了工作队队长。4月，中宣部、教育部、北京市委联合在国际饭店召开工作队部分骨干分子座谈会，批评了社教中的左派。这个会议1965年9月结束，只有哲学系一个组1966年1月结束。其间，张恩慈也被叫回来参加国际饭店会议。会后，当时毛主席要求大学生都要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全国的大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乡下参加一期或两期四清，哲学系不少社教前期的积极分子也在其中。

    其实，校领导是重视、培养张恩慈的，1963年左右，派他参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反修文章的写作。能够参与中央交办的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康生领导的班子住在钓鱼台，他们是外围，为钓鱼台的班子准备资料，住在民族饭店，(90年代采访钱抵千。钱抵千大校是军队派到钓鱼台参加写作班子的成员) 因而同康生、曹轶欧有联系。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当时住在民族饭店的还有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关锋、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等，不仅为钓鱼台准备材料，还一起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采访杨德)

    因和关锋等人合作愉快，张恩慈写的批判“合二而一”文章据说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由康生亲自点名，1965年7月张恩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 。马列主义研究院1964年成立，在西颐宾馆办公。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兼任院长。大家都知道后来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也是张恩慈能够知道中央动向的原因。

                2. 周恩来说大家没有传达任务，康生却向张恩慈透露《五一六通知》内容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第二次扩大中央常委会议，参加者除中央常委外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六个大区书记，简称第二次杭州会议。会议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一，毛泽东批评彭真，解散了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因是彭真、陆定一、康生等五人组成，又称为五人小组。其二，原则通过康生、陈伯达、江青主持起草《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政治局于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经中央审定的文化革命起草小组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成员王力、关锋、穆＊、吴＊＊、陈＊＊、尹＊、张春桥。 这些成员和后来正式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相差无几。

    虽然原则通过文件草稿，但是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严格保密。康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任命为中央文革起草小组顾问，成为最了解政治动向的核心人物。

    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到北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登门打听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的7个文件，独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点。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不说拉倒。” 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泄露党的秘密，轻者遭到训斥，重者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

    5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让大家看7个文件，5日、6日、7日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介绍情况。尽管刘少奇主持会议，却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 这与1975年毛泽东任命毛远新为联络员如出一辙。康生起着特殊作用。这个会议两个最令人惊骇的发言，一个是5日下午、6日上午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个是林彪5月18日关于政变的发言。5月7日中央通知李雪峰任北京市委代理第一书记，5月8日华北局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召开大会，号召干部揭发市委领导。 市委机关内部开始出现大字报。

    四、五月间，康生正到处收罗彭真的“错误”材料。而张恩慈对于在国际饭店受批评一事耿耿于怀，因此与康生一拍即合，5月5日写完了《我对北学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 。文章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手上。5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并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很有可能11日当天，康生在电话中得知了毛泽东的批示，但是文件要由机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快也要第二天了，因为当时的飞机一天只有一班，火车要走一天一夜。文件到了北京，由刘少奇批示，印刷，发到与会者手上最快也是13日了。北大社教不仅是彭真，还有邓小平出面批评了左派，保了校长陆平。所以，康生即使知道毛泽东的批示，也不敢轻举妄动，还要看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此时，康生只能伺机而动，成立调查小组，放在由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之下。因为事关机密，让妻子曹轶欧任组长。真可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康生对调查组成员说：这次调查重点是北大。 “从北大点火，向上搞。” 调查组名正言顺，任务灵活，不引人注意，可进可退。

    1964年中央在北京十个单位搞四清试点，受到“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和影响，一开始都认为这些单位领导班子烂掉了。后来中央发了《二十三条》纠正了扩大化，有的重新撤换了工作队领导。康生精心考虑选中了北大，大概有三个原因。其一，北大社教前期有一批积极分子，有基础。其二、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从文化、教育系统发动的。北大名气大，影响大。其三、北大文人多，会写文章的人多。

    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康生住所会议室，康生同调查组6个成员会面，张恩慈是调查组成员，也在座。康生说：借调你们来是搞文化革命的调查，主要调查北大。调查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还谈到将要发一个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的通知。你们住在北大调查，不限于北大。
 
    在杭州，周恩来叮嘱与会者：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严格保密。李雪峰不敢向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透露半句，而康生却向调查组的成员谈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真是大胆包天！康生之所以敢向调查组讲中央很快发一个批判彭真的通知，是要打消他们的顾虑，才能完成他的预定方案：“从北大点火，向上搞。”。

    这个调查小组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台起了重要作用。张恩慈负责跑外勤，负责联系北大，在曹轶欧直接领导下工作，

 
                3. 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大字报

     13日或14日，毛泽东的批示及张恩慈的报告印发大会，在北大四清问题上，邓小平只能服从毛泽东。这时，康生有了尚方宝剑，开始行动。调查组的任务，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大会上讲得很清楚：“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  

    14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张恩慈到北大找陆平谈话。此时，曹轶欧终于走到前台。陆平提出常委向她汇报一次情况，曹轶欧拒绝了。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曹轶欧、刘仰桥住在朗润园的专家楼，张恩慈等人住在一院。曹轶欧、刘仰桥在朗润园的专家楼只住了一晚，以后都将北大的人找到马列研究院所在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

    曹轶欧之所以带张恩慈到北大，原因有二：其一，他的报告已经得到毛泽东批准，此事非同小可。其二，张恩慈在北大工作多年，情况熟，关系多。果然，张恩慈一回到学校，哲学系的人纷纷找他了解中央动向，反映学校情况，他成为“哲学系左派联系中心”。张恩慈住在一院，和哲学系左派杨克明、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谈话、开会。由于张恩慈从康生那已知道《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这些消息“振奋人心”。受压的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

    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并规定传达到县团级。《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点了彭真的名，给人印象最深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 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中国修正主义的头子，这场斗争和一般的党内同左右倾的斗争性质不同。党内左右倾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修正主义是属于敌我矛盾。 

    杨克明向张恩慈表示打算写一份关于北大社教的申诉材料送中央，张恩慈告诉他：“现在北京市委机关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还是这样来得快。” 调查组到北大后不几天，除张恩慈外其余4人都到北京市委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抄清后交曹轶欧，再交康生。康生认为这些材料很有用。

    起草大字报主要是6个人，聂元梓、杨克明、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夏剑豸一起议论，在赵正义的现成批判稿基础上，宋一秀修改，算第二稿。 大家认为不能用，由杨克明起草第三稿，最后聂元梓、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夏剑豸（他农村回来，赶上此事）在一起讨论定稿。聂元梓签在第一名。

    康生“赞同”、“支持”、“鼓励”，还是“策划”、“授意”、“指使”。看看杨克明当年1967年8月写给江青、戚本禹的信就很清楚：“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过了12年，到 1978年12月，杨克明写的材料仍承认张恩慈告诉他：“现在北京市委机关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还是这样来得快。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要求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搞。他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 张恩慈说不方便，因为曹轶欧嘱咐他：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如果不注意，被陆平觉察会造成被动。这符合康生一向谨慎的作法，14日调查组进北大，一直到17日，《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二天，才由中央理论小组正式向北京大学发函：介绍曹轶欧、张恩慈等7人来校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大会上讲得很清楚：“关于我爱人的问题，是五月份，我爱人等五个人组成一个调查小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关系。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

    大字报的内容写什么呢？1979年7月16日刘仰桥回忆：“一次张恩慈同志提到宋硕同志在北大谈有关开展大批判的精神（5月14日陆平传达了宋硕讲话），就认为抓到东西了。曹轶欧说这就是要捂盖子。要从学校往上搞，从此开始，一直到聂元梓等第一张大字报贴出，都是围绕宋硕讲话进行调查。”

    再看看张恩慈在1978年12月写的材料：“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杨克明打电话给我，并且很急，说他们被围攻怎么办，你们调查组管不管？！我说你怕什么？有《五一六通知》怕什么？并说上边领导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说的上边领导，就是康生、曹轶欧。”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重新审视文革，开始指责、批评第一张大字报，但是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指使写的，作者的责任并不大。1980年10月16日中央开除了康生党籍，每个人都要与康生、曹轶欧划清界线。情况发生变化，杨克明只承认，张恩慈告诉他：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只承认张恩慈告诉他们：要串连左派。可以写大字报。 
    “串连左派”可以理解为在党内搞小组织活动，搞派别活动，如果毛泽东没有批准大字报，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说这些话都是要杀头的。别说张恩慈，就是康生也不敢大胆妄为。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后，引起师生激烈地辩论，个别人甚至你推我搡。众多外国留学生在北大学习，他们将消息迅速传到使馆、国外，成为当天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头条新闻。周总理派国务院外办主任张彦到北大讲话，批评将大字报贴在外面，张彦传达周总理的话：“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康生见事情闹大了，十分恐慌，和陈伯达一起诓骗不明真相的李雪峰到北大讲话， 尽快平息事态，以免进一步恶化，引火烧身。同时派张恩慈到北大要来大字报底稿，火速送到杭州。

    另外，有人说毛泽东的批示没有批在康生送的底稿上，因而怀疑康生是否向毛泽东送过大字报的底稿。现在档案没有全部公开，就是根据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记载，毛泽东是在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社总编室编辑27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简报》第13期上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请酌办。”请读者注意两点，其一，红旗杂志社的主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光明日报总编辑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而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这说明，中央文革小组的步调一致,配合默契。其二，毛泽东既不是批给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也不是批给登载此消息的红旗主编、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一人，而是批给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陈伯达俩人，康生的名字还列在前面。为什么？因为康生负责向远在外地的毛泽东传递文件，汇报北京情况。毛泽东的批示更加证明康生与大字报的关系，是他积极向毛泽东推荐的。

    正因为康生在北京很孤立，接到毛主席的电话后，感到解放了。1966年8月4日康生在北大全校万人大会上讲话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大字报贴出后指出陆平、彭珮云、邓拓黑帮，实际上是揭露了彭真黑帮。但是大字报贴出后，北大在陆平、彭珮云、统治下，通过亲信蒙蔽同学，造谣说：大字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7点过后受到围攻，对革命大字报的进攻。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接到大字报，立即采取行动，（6月）1日下午4点，电话通知我，要马上广播。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当时，我与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大字报共有7位作者，康生只点了两位，一位是签第一名者，一位是撰写者。还特别点到不是作者的张恩慈，就是因为他起了特殊的作用。同时，康生宣布：“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后来北大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就叫新北大公社。当时我作为北大学生，在东操场参加万人大会，听了康生的这个讲话。

    为什么康生感到解放了？为什么在接到毛泽东电话前康生会如此紧张？
    因为早在1954年2月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时，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中央做出几项规定，明确指出：“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此后，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集团，高岗自杀，饶漱石被监禁。至今都没有平反。
    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落得如此下场，康生会怎样呢？后来，康生连升三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但是，他死后也没有逃过惩罚。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追根溯源，人们纷纷要求追究康生的责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悼词，并把他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第三条罪状就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幕后策划下炮制的”。康生已去世四、五年，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高岗死后，周恩来亲自到现场，宣布厚葬。至今高岗安睡在万安公墓。相比之下，康生死后仍不得安宁。

    在张恩慈在哲学系做工作的同时，曹轶欧在校、系领导中活动，她首先动员法律系主任陈守一。陈守一是5级干部，资格老，影响大。陈守一断然拒绝。曹轶欧碰了钉子，才转而支持聂元梓。大字报这所以出于哲学系，这与左派力量强大有关，也与张恩慈的工作成效密不可分。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无秘密可言。非也。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吸收了不少群众代表参加，8月7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上印发。会议12日结束，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第二天报纸公开了中央领导人新的排序，19日在清华出现贴刘少奇大字报。红卫兵出学校冲到社会，全国开始大串连。直到21日深夜（或叫22日凌晨）不知何人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观者如潮。当时北大是一个中心，串连的学生蜂拥而至。半个小时，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等全国各地，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到北大，令人覆盖大字报，批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做法，重申：中央只授权新华社公布毛泽东的讲话、言论。任何人无权擅自公布。他们也是在会议结束后的八九天才敢这样做，还要乘夜色，偷偷摸摸地做。说不定这是中央文革演的双簧戏。

    另外，1969年召开九大，有不少造反派当选为九大代表。代表们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才开会。当时规定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外出，在宾馆里不准拉开窗帘。代表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会议从4月1日开幕到24日结束，曾开过3次全体大会，数千人出动，两辆车一批，分批进入人大会堂的西门。到处打听消息的外国记者硬是没有发觉我们正在开九大。保密工作做得好，毛泽东很满意。

    文革后，什么会议不能保密呢？1966年10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打倒各级领导，各级机构瘫痪。1967年一月夺权后，为解决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问题，中央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军队干部、造反派的各派头头、老干部代表来北京开会。这些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不守纪律，随时将会议情况通报给自己一派群众，会内外响应，制造事端，向中央施加压力。

    1966年5月，张恩慈向哲学系左派“透露”时，中央机关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和群众组织完全不同。张恩慈讲到什么程度，做事做到什么程度，都要请示，绝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因为他忠实执行曹轶欧的指示，暗中支持，有所回避。在抄写大字报时没有在场，他很后悔，不止一次讲：如果我在场，不会让聂元梓签在第一名。

                4. 写大字报是一个集体行动，聂元梓签在第一名

    年青学者印红标的文章写道：“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 这是大字报署名者6个人一致的说法，但是一面之词，我们应听听聂元梓是怎样说的。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2005版，第116－117页）写道：“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曹轶欧在西颐宾馆接见了我和杨克明，在座的有张恩慈。我们汇报后，“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样不行呢？”“这样，我就和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已请示了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就放心了。”
    聂元梓回忆，曹轶欧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除了聂元梓说的这一点外，曹轶欧之所以不问大字报内容，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此事不成功，一旦追究起来，她可以说自己并不知道大字报的内容，只有失察之责，来逃避、减轻惩罚。她的一举一动关系到康生的政治生命、荣辱、升迁，她不能贸然行事。

    ５月２３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处理决定，停止他们的一切职务，进行专案审查。文件下发到县团级。聂元梓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情况。第二天24日，大字报已改出第二稿，第三天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这绝不巧合。没有可靠的内线，没有康生这样大人物强有力的支持，这7个人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开贴出大字报。

    退一万步，就是按那六个作者讲的，不知道聂元梓见过曹轶欧。是不是这件事就不是康生、曹轶欧指使呢？写大字报是一个集体行动，聂元梓签在第一名，后人以此称为聂元梓大字报。为什么让聂元梓签在第一名呢？六个作者的说法：因为聂元梓是系总支书记，是7人中资格最老，地位最高者。大家尊敬她。后来这6个人迅速和聂元梓分裂，也可以证明他们对聂元梓的尊敬是有限的。
    哪为什么让聂元梓签在第一名？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谁签在第一名，谁负的责任最大。这些教师都经过反右斗争，1957年夏，因为贴大字报，串连，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有的瘐死狱中。自然知道贴大字报的另一种后果。共产党历来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聂元梓敢挑这个头就是因为她事先和曹轶欧谈过，她知道康生的态度，知道底细。如果她不签字，别人还敢签字吗？特别是5月24日北大刚传达了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出大字报的5点指示，强调内外有别。他们怎么敢无视党纪国法。如果聂元梓不签在第一名，这张大字报还能出笼吗？历史不能假设。现在的事实是无论聂元梓有没有动手写，是不是第一个提出写这个内容，她见过曹轶欧一事是否通报别人，对这些细节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细微末节并不影响事物的本质。重要的是聂元梓签在第一名。正因为她签在第一名，其他都签在她的后面，才有了这张大字报。她职务最高，她带领这些人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贴出大字报。正因为她签在第一名，责任最大，当大字报受到批评后，是她向华北局、北大副校长黄亦然解释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让她写的。正因为她签在第一名，责任最大，所以广播这张大字报后，她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由此当上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平步青云，成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1968年8月，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进驻学校，毛泽东接见并批评首都院校的五大领袖，其他四个都倒了，只有聂元梓没有被打倒，在九大当选还为候补中央委员。也正因为她是文革的一种象征，又在文革中作恶多端，1978年被依法逮捕，1983年被判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5. 毛泽东在众多大字报中选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这张

       —— 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
      后来，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当时，中央文革到处找人写大字报。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写的大字报才是真正第一张，是5月23日贴出。
     但是，吴＊＊只点了哲学所的负责人杨述的名字，而没有上联北京市委、中宣部。一个原因，杨述1961年1月离开北京市委调到学部。另一个原因，吴传启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受到鼓动，听到会议的情况，但是胆子没有那么大。
     25日，卢正义在教育部也贴出大字报，只针对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和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只有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点了北大校长陆平、彭珮云，还点了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由此而联系到北京市委。所以比较了几张大字报后，毛泽东决定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 从此，聂元梓一夜闻名天下，她的名字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

                6. 张恩慈毫不隐讳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他授意写的。

     如果说的回忆也是孤证，那么我们看看当年张恩慈是怎样讲的。1966年6月9日，北大全校师生听张恩慈和哲学系老师孔繁的报告。主持人特别介绍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教师，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是个重要人物，他能在百忙之中到北大做报告，深感荣幸。我作为北大学生在大饭厅听了这场报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张恩慈的名字。
张恩慈、孔繁系统地介绍了北大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北大社教情况和第一张大字报产生过程。张恩慈的报告比较长，特别介绍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产生经过，说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他以自己所起的过穿针引线作用而自诩。如能找到这份报告记录，那些否认康生曹轶欧“策划”、“授意”、“指使”写大字报，而认为仅仅是“赞同”、“支持”、“鼓励”写大字报的言论不攻自破。

    为什么40年来我对这场报告记得这么清楚？报告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5月25日，我们正在北京朝阳区四清，突然听到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引起全校师生激烈争论，半天时间贴出1500张大字报，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 大饭厅前的辩论，甚至有人动手推搡。后来，听说国务院外副办主任张彦、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连夜到学校讲话，平息了这场风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彦代表周总理，李雪峰代表党中央。这时，聂元梓也害怕了，向华北局说明这张大字报是曹轶欧让她写的。本来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谁也没有想到几天后事情发生戏剧性的变化。6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突然播放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全文。当时我们所受到的震撼至今难忘。虽然我们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大家都明白形势突然发生180度的变化，这决非一般人能决定的。听说当天晚上中央派来工作组，接管了学校。同学们坐不住了，有的连夜赶回学校。人人都希望知道这张大字报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张恩慈的报告揭开了谜底，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张恩慈对聂元梓有意见，张恩慈说他要在场，就不会让聂元梓签在第一位。他曾向康生反映过聂元梓的问题，但是康生说：“她是乌龟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她。”这句名言在北大也是众所周知。7月份写大字报的7个人分裂。这个时间是从1966年7月24日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会议记录查出来的，“讲到怕聂元锌等七人分化时，毛泽东说：分化就分化，怕什么分化？”学校始终存在反聂元梓的一派，与康生的这句话有关，也与张恩慈的态度有关。

    虽然，张恩慈与康生、曹轶欧相熟，他并没有再做其他的事。但是，张恩慈为此付出了代价。1969年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重新分配，许多同志留在北京，张恩慈却到山西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党校，他任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后到山西大学任教。他一直想回北京，中央党校等好几个单位想要他，但都因《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在康生组织第一张大字报一事中点了张恩慈的名字而未能成功。 时间是矛盾最好的消融剂，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不能等到这一天呢？当这天到来时，还能不能做事，还能做什么呢？

    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成为文革的起点，标志中国进入大动乱的时代。张恩慈及大字报作者们在特定环境下，被历史潮流推到风头浪尖上，扮演了重要政治角色。文革这场火烧了10年之久，自有深刻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绝非他们所能左右、所能预见的，他们更没有想到会引火烧身，为此付出代价。但是这一事件的真相，不容有任何篡改。只有保存真实的历史，后人才能更好、更准确地研究历史，更深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不再重演动乱的历史。

    
                     
          （作者后记：本文写作时得到王效挺、王海光、韩钢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2006年9月12日第一稿 2006年9月13日第二稿  2006年9月19日第三稿 
             2006年10月11日第四稿   2006年12月22日第五稿（根据王效挺老师的意见修改）

[附录]
相关背景： 

李雪峰专访：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

采访整理：李海文
     （采访整理者原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63级学生、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本稿为作者授权
       华声四海网全文发表、转载需经本网站联系作者同意，违者必究）

                文革发动内情——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

            １、华北会议
    １９６６年上半年主席一直在外地，由少奇主持中央工作。４月杭州会议之后，彭真同志受到批判，市委已很难领导工作。５月７日，中央通知我代理北京市第一书记，８日我出席了市委全会，并讲了话。但是这些都未公布。    
    我担任北京市第一书记，同时还负责华北局的工作。为了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五一六通知》，决定召开华北会议。按地区分组，华北局书记分别参加。北京市在北京饭店召开，内蒙、山西、河北在前门饭店，天津也在前门饭店。北京饭店仅是华北会议的一部分。参加人为书记、常委（彭真、刘仁除外），各区、县、局负责人，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大会从５月９日准备，５月２０日报到，２３日召开，一直开到７月２０日。
    北京市批判彭真、刘仁同志。
    但是我的想法还是老观念，虽然采取了组织措施，但认为还是在党内，６月２３日在市委机关干部会议上，我讲话时再三的动员他们“引火烧身”，给他们出主意，说“你站出来检查工作组给你帮忙”，“可以晚几天回去”，“有的可以易地革命”。６月底，参加北京饭店会议的各单位负责人回到各个单位，市委各部委继续开会，参加华北工作会议。

             ２、５月２５日康生、陈伯达设圈套 骗我到北大讲话

    ５月２５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２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彭佩云是大学部的干部，市委要提她为副部长，华北局没有同意，市委任命她为北大党委副书记。陆平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从康生线的人早就到北大活动的，他们早就派曹轶欧等人在北京大学串联。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１９５７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就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有个别人动手，发生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的校门历来是敞开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作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夜半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着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５月１６日之后，为组建中央文革小组，原规定一个大区出一个人做付组长。我知道东北局派的是郑季翘，因而我们就和康生讲，推荐华北局书记池必卿参加。池到华北局是总理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点的名。他是山西省委书记，分工管工业。他原是山西省工业部长，曾到大同办工厂，山西省委要他，他又回到省里。“文革”后他到天津当第二书记，后到贵州当第一书记。康说不行，说他在阳泉和池谈过话，对他印象很坏。后来池告诉我：康生完全放屁！他从来没有和康生在阳泉见过面。我又提议华北局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长黄志刚，他在山西当过省委宣传部长，康又说不行。１９６６年春天中央理论小组派了曹轶欧等人到北京、北大，华北局也派黄志刚带了工作组到北京、到师大，两人对搞运动的主张不一样。康生不满意黄与这件事有关。康又说不行。我说：你看谁合适，他说：没有。我心里想：难道华北局能拿出来的人就一个没有了？你这是干啥嘛！
    两天后，５月２８日中央公布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华北、西北、东北、西南四个大区的人员以后再定。
    这时外事办付主任张彦打电话，我同他并不熟。他说：我刚从康老那里回来。康老要你和蒋南翔一起去。他原准备是和我们三个人一起谈。我去后，康老说：“既然你来了，就先和你谈，请你转告雪峰同志。”张彦转达康生的话同陈伯达讲的差不多：北大发生的事很紧急，要马上处理。明天大字报要上街，学生上街，别的学校要上北大支援，要我们去说服，刹车。张说总理知道此事，总理的意思要做工作。（“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来势很猛。实际上，总理、叶剑英已成立了首都保卫小组，具体准备了什么我不清楚。但当时已派了巡逻队将北大封锁。）
    张彦还具体转达康生的意见：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我根据张讲的精神想了几条。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康生在八大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６２年９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增补为书记处书记。在书记处内分工，他帮助小平同志管全面。我是１９５６年八大担任书记处书记。那时书记处只有七个人：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和我。６２年９月增选了陆定一、康生、罗瑞卿，撤销了黄克诚和谭政。主席讲过对大城市的管理是两条路线，中央管，书记处也管，谁管的对就听谁的。实际上我对农村四清工作抓得多，对城市工作很少过问。康生在党内资格老，地位高，大家都称他为康老。
    过了一会，康生来电话。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没有多的话，表示可以。我想是不是向少奇汇报一下，一看快１２点了，我还没有习惯，有事非找领导不可。既然张彦讲总理有话，现在康生、陈伯达也讲了，还是应该去。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我抓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让池必卿做聂的工作，和外面的人通信。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１２点多了。我和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桥也在。他们在礼堂召开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而且已经开过了。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是刘仰桥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再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２５分钟。我说：

    我们惊动你们，但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是最好的形式，是武器，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现在考虑、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影响是长期的事情。文化领域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是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要５年到１０年时间。主席说：我这一辈子不行了，你们再接着来。我们要进行一场尖锐复杂但也是很细致的阶级斗争，这要有坚强的领导。最高司令就是毛主席，就是党中央。因为这场革命涉及面广，所以要一步一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打。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别的还没有准备好。这场斗争涉及到若干方面，报上有点名的，还有没点名、没有拿出来的。究竟要发多少炮弹，下一步如何发展将来就会知道了。北京的群众都动起来了，北大也动起来了。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必须领导好，指挥好。北大党委要把这场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报上登出来了嘛，还束缚什麽？那些地方搞得不好可以提出批评，可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报告给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都可以。
    这埸斗争动的是笔杆子，是思想文化斗争。现在解放军还用不上。要在这方面组织领导。最近北京中学生热情很高，到《北京日报》社提抗议，这是好事，但太多了也不好，不要太多了。有人开大会声讨，外地还发通电：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这是好事。但是给外国人看，好象党中央摇摇欲坠。开大会声讨这个形式不是最好的形式。我们要动员群众，通过座谈会，分析批判，写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大会声讨也要组织好，不要出洋相，能说不开就不开，要开就开，但开会声讨不是最好的形式。敌人（帝、修、反）会抓我们的小辫子。我们不怕，我们辫子粗，抓也抓不住，但最好小辫子也不让他们抓。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有民主权力，不过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可以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帖。如果讲不通可以贴。有些人说通了可以撕下来，有些人不撕可以贴上新的盖起来。总而言之，千言万语，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但是你们要有领导的行动。
    后来群众概括为四条、五条：１、不提倡写大字报；２、大字报要内外有别；３、要有领导；４、有步骤；５、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
    我讲完了，张彦又要讲。他讲了２０分钟，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但他口气不硬，和我讲的一样。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气，我这样作合适不合适？天还没大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个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一个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了，他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康、陈来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３、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

    ５月３１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社长的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
    改组后的第二天，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５．１８讲话精神公布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律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然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此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席卷神州大地。这是毛主席点的第二把火。

  　４、毛主席在杭州决定发表第一张大字报

    ６月１日，我们正在开华北会议，由我传达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的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因为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６月１日晚８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我从前对城市工作管得少，对北京中学更不清楚，两眼一摸黑。我让市委的同志在北京市地图上标出了３００多个中学的校址，情况紧急的地方还插上旗帜，如同作战一样紧张。
    ６月２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宣布“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拾。

    ５、中央决定成立新市委

    聂元梓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旧市委，这样新市委必须赶快组建并公布。５月２６日开北京市委全会扩大会，我宣布中央改组市委书记处的名单，李第一书记，吴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杨文、马力为书记。２８日起草市委书记处改组电报，报中央。
    ２９、３０日中央召开会议，研究了《５．２５大字报》贴出来后的形势，中央决定以中央名义在《人民日报》公布新市委的名单，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任命张承先（原河北省委书记）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周恩来提了一个意见：关于彭真、雪峰的职务由中央的名义宣布，张承先工作组长的职务则由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公布为好。
    ６月３日在大、中学会议上，４日在工交、市委机关会议上，我到会并宣布了中央改组市委的决定。
    ６月４日《人民日报》公布“６月３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领导。”书记处书记有：高扬文、郭影秋、马力、万里、陈克寒、赵凡。后三位同志均是原来市委书记处书记。

    中央讨论北京市委改组时，我们提议除了彭、刘外都保留。彭的处理是主席在杭州会议定下来的，我们不能讲什么。我们在常委会上汇报了北京市委书记们的来历。万里是太行的干部，由城市建设部部长调到北京任书记兼副市长，他是１９５８年来的，担任副市长的时间不长。他到北京后，彭真说万里和郑天翔哪个摆在前面，工作一段再看。万管市政，郑管工业。我介绍北京市工业主要是郑天翔抓的，讲了一些好话。他是晋察冀的干部，彭的老部下。介绍赵凡不是书记，是常委，意思是他在书记处核心之外。陈克寒是太行的干部，《新华日报》华北分馆馆长兼总编缉，和我一起南下到武汉，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从文化部调到北京市。这样我们保了万里、陈克寒、赵凡。
    ７月２９日要开万人大会，我们确定万里指挥，因为过去北京市“十一”检阅、开会，他的经验多。群众反对，还比较激烈。后来我们决定仍由万里指挥，可是不出面。但是大家还不同意。我们没有理他们，最后还是万里指挥的。他下台比我还晚，是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务。”
    新市委一公布，群众是拥护的，敲锣打鼓庆祝、欢迎。新市委开会我都没有去，差不多每天晚上到中央汇报。６月１日大字报一公布，《人民日报》社论一发表，我们也保不住了。
   
    ５．中央制定八条，贯彻八条

    ６月３日上午１１时，中央在少奇同志家召开会。少奇主持会，小平讲话，总理在，参加的有：陈毅（外交口）、薄一波（工交口）、李先念（财贸口）、陶鲁笳（农村口）、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汪东兴、陶铸，我和郭秋影代表北京市参加。大家在会上说，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大家议论了七条，我建议再加一条群众路线。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讨论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大。因为我要传达，中央又没有指示，我就从头到尾将八条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陈毅讲了一段话，他表示很高兴，对我说：你再说一遍。他拿出了小本子记。当时他也很紧张，外办、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
    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
    （三）游行不要上街；
    （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
    （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
    （六）不准打人、污蔑人；
    （七）注意保密：
    （八）积极引导，坚持岗位。
    １９７０年在庐山，陈毅参加华北组。在正式开会之前，江青先讲了陈几句好话，然后把陈老总训了一通。大家心里不满，江青你算什么？！陈毅那么刚烈。开小组会时，陈毅和我坐在一起，又议论起这八条，他说：“在那个会上讲的最多的除你之外就是我了。”我们又说到岁数。我说：“你快６５岁。”他说：“你可小看了，７０多岁了。”当时他的情绪是非常憋气又无奈，大家互相之间很同情，我们南下时曾在一起工作过，但是互相不敢讲私话，又想找人讲几句。
    制定出八条之后，我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
    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
    我说：“还得准备，先分开讲。今天晚上开第一次会，包括机关干部，第二次包括学校，分开讲，工作几天再看看情况。”
    他说：“好。”

    ６月３日、４日，我们连续召开了大专院校，工交、财贸系统工作组和市委机关干部的会议。在会上我讲了政策界限，宣讲了“八条”。同时市委请示中央后决定中学集训、军训。这样中学的形势慢慢控制住了。后来这些都成了“错误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这个八条，还有我在５月２５日的讲话，这两个东西实际思想是一个：现在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要坚持党的领导。虽然在讲话中也讲到放手发动群众，但是要纳入我们的轨道。
    ６月１日到１０日是宣传阶段，发动群众，就是让群众骂你，我们在那第一炮打官僚主义，炮打司令部，朝我来，谁也没有想到“文革”来的那么猛。 ６月１日晚上８点，第一张大字报在广播电台一公布，群众马上起来了。一些群众要求斗争单位的当权派，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这些同志都住在北京饭店开会，没有回去接受批斗。
    那时，每天工作都忙得很。每天晚上吃饭都是两桌人，孩子们还要等到第二轮才能吃。临时加一桌饭，厨师老吴马上做，从未怨言。晚上之前，华北局书记处的同志有解学恭、池必卿等人到我家来开会，汇报材料，汇报不完，边吃边讲。
    吃完饭马上到中央去开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几乎每天晚上开会了解北京市的情况。情况越来越混乱、紧张，政变的谣言越来越多。
    总理那里成立首都工作组的会议，总理亲自抓，叶帅参加，我也算一个成员，但是没有时间，就派华北局书记兼秘书长苏谦益参加。首都工作组主要负责首都的保卫，做了很多部署，中南海的驻地都做了检查，以防万一。小平对我说：杨尚昆是单干户，他是另外的事。但是什么事，我也不清楚。７月主席回到北京，一撤工作组，这个委员会也没有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已无法开会了，名存实亡。
    ６月７日华北召开工作会议（也称前门饭店会议，各省除北京在北京饭店外其他各省的会址在这个饭店），会上各省都闹起来了。内蒙古分东西部，原来就有矛盾，这一下子又起来了，批判乌兰夫同志。河北批判林铁同志。并在组织上撤了他俩的职。山西省委、天津批袁振、胡昭衡，华北各省搞得焦头烂额。

    ６、第三次（６月）杭州会议

    这是１９６６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时间是６月１０日。６月１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发表，全国形势紧张，牵扯派工作组的问题。我估计少奇、小平会向主席反映意见，要求再请示一下。６月８日邓小平电话，通知中央到杭州开会。
    ９日我从北京飞上海，由沪抵杭州。６月１０日下午７时半，我们到主席住地－－刘庄开会。少奇、小平、总理、陶铸等中央负责同志及各大区的书记都到了。
    １０日开会，主席主持。主席没有主动讲，也没有什么题目。主席略微问了一下，也没有一个一个地问。问了一下群众怎么样，你们动作了些什么。各大区书记汇报。西北局刘澜涛汇报，主席不太感兴趣。我有个汇报，主席也不太感兴趣。我在会上讲得也很简单，因为主席没有提问　，我也没有多讲。各大区也没有多说的，运动已发动了，这些人都还没有受到冲击，思路还是过去常规的，考虑如何领导。我们一贯思路是：党的领导是必要的。少奇讲放手发动群众，谁放手？抗战时期主席讲统一战线，敢不敢放手实质是带路线性的问题。现在放手不是撒手，放手放到谁的手上，各大学的党组织都没有了，如何领导？也许除了柯庆施在上海可能知道一点底细，（可是他又去世了）我靠着中央不知底，其他各大区的负责人更摸不清了。
    主席问：怎么样？
    各地的汇报都一样，就是讲工作组的问题。
    这次会议实质问题是请示是否派工作组。这时主席比较和缓，只是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也没有严厉的语言。他发脾气，你就注意检查自己，他和气地点一下，是要你自己注意。他说：“大乱一下再说。我们规定一下政策，现在还产生不出来，还看不清楚吧。”他没有太明确的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原来我们认为是陈伯达要求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陈肯定是要向主席通报或请示过的。即第一个工作组是中央文革、中央派的，是毛主席批准的，陈伯达为首。
    这次会不象前二次杭州会议：主席没有系统讲，讲几句又停了，汇报到工作组，讲几句工作组，汇报到外交，讲几句外交。总之，主席讲的含糊，大家搞不清主席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同意派工作组，只是考虑不要急忙派。会议期间，吴德、解学恭分别从电话向我汇报北京和华北地区文革情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情况，写电话稿，小平同志看后，批报主席，主席划了圈退我。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派工作组成为路线问题。我始终搞不清为什么成为路线问题，是群众领导我们，还是我们领导群众？我们两手空空，谁也抓不住。
    会议不长，也就一个多小时，主席和少奇他们是否有过讨论就不知道了。印象不深。１０日、１２日主席主持了两次会议，１１日是少奇主持，江青汇报。１３日我离开抗州，到上海，当天飞回北京。

    后来听说毛主席从杭州去了长沙，直到７月１８日才回到北京。
    从杭州回来后，工作组还在派。主席是没有下决心，还是有意考验考验干部是否跟他，中央既要放手，又要有政策，毛的答复不明确。中央还是八条方针，只是更加放手。
    总之，主席没有交底，远不是他过去讲的，“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告诉群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过去的传统全变了。
    我们从杭州回来后，不仅继续派工作组，而且派的更甚至了。向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派了一万人。我带华北局的干部，安子文从中组部抽了８０多人，从全国各地抽了不少人，从团中央抽干部由胡克实负责到各个中学，总政刘志坚派了不少军队干部参加工作组。
    ６月中下旬，出现赶工作组的现象，北京５０几所大专院校中，有３０几所赶工作组。但是在京的中央同志少奇、小平等都认为离了工作组不行，希望工作组改正错误，领导运动。我也是这个想法，也是这样做的。向群众提出既要批评工作组，又拥护工作组。

    华北会议，前门饭店开到７月１６日结束，北京饭店开到７月２０日结束。我还是老观念，老传统对待党内斗争，散会时我对大家说：“希望参加会议的人能站出来领导。”
    华北局工作会结束，“旧市委”的同志往哪里放？因为在北京已不是只限于学生搞运动了，各单位都在斗当权派。因为北京市已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已改组，下面的各个单位当然都是执行了市委的指示，因而当权派都被怀疑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特别是原来能干的、受到市委重用的干部，这时都成为运动的重点。如果原来班子再有矛盾，有的领导干部在后面支持，群众很快就起来了。各单位都在揪斗当权派，有的单位群众不讲政策，向大学学习游街、戴高帽子。运动起来后北京市死了好几个干部。“八一八”之后来北京串连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不但要到大学参观学习而且也要斗黑帮，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对这些干部应保护起来。
    形势发展的非常快，一开始说学中央对杨尚昆的办法，送到外地。外地到哪为好？１９６４年我去过五台山，山高路险，只有一条土公路，一般人去不了。把他们放到五台山，背靠背揭发，保护起来。但形势紧急，要斗人，群众要人，不能放的太远，以免被动，就将他们放到南口。８月２４日集中，这天是红卫兵走上社会破四旧的高潮，当时叫红色恐怖。为了保密，事先不能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造反派给那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反修堡，说我们包庇黑帮，将他们供养起来了。其实是半日学习，半日劳动。是司机将消息透出去的。到了９月，我已经停职，市委也顶不住了，只好将他们从南口接回来，回到各自单位，也就是回到群众中去，回到群众中去就是挨批、挨斗。

[附录]
相关背景故事：

我提出打倒康生之后 
    （文章原标题：救赎）
2009-2-1

作者： 叶志江 
 
 
    美国大片《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讲的是一个青年才俊蒙冤被判了两个终生监禁，在狱中自我救赎和救赎他人的故事。

　　十年文革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如同一个无形的肖申克监狱，上演着种种救赎的故事：为自身，或为他人；为自由和美好的生活，也为灵魂。

　　我在文革初虽然遭受过匪夷所思的折磨，但让我真正感受到进入了这个无形监狱却是在我犯了炮打康生的“滔天大罪”后。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在清华工字厅的一间小屋里阅读文革期间多如牛毛的红卫兵小报时，北京大学红卫兵印发的一份关于一九六四年“北大社教”（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资料吸引了我。

　　犹如历史长河中一个诡异的政治旋涡，从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到大学校长和教员，许多人的政治生命都在北大社教事件演变、翻转的过程中浮沉。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以北大社教运动为背景的。

　　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直接卷入了大字报出笼和发表的过程。在北大社教期间和文革初期，康生有过多次涉及社教运动的主要人物陆平、常溪萍和聂元梓的讲话。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忽而支持陆平、常溪萍，忽而又将自己打扮成反对他们的英雄。当我将他在不同时候和不同场合说的话加以比较后，我突然感到康生是一个两面三刀，文过饰非的阴谋家。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和“白云黄鹤的地方”看了数天材料后悟出了一句至理名言：“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在“工字厅的小屋”里看了数天材料后决定“跳”出来写一张炮打康生的大字报。

　　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工字厅是清华园中一个古建筑庭院，园中曲廊迂回，树木扶疏。据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前曾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最后一夜。

　　人们无法知道，工字厅的最后一夜是否给了王国维自沉的启迪或暗示。我在革命的洪流中几遭灭顶的纵身一跳倒确实是在工字厅这间小屋里得到了某种“灵感”或“诱惑”。

　　当然，如毛泽东所说，这和我的某种“本性”也应当有关。

　　文革初期，康生负责中央党校的运动。

　　当我忽发奇想后去中央党校调查康生的问题时，我并未意识到我将因此而进入无形的“肖申克监狱”，面临十年的厄运。

　　时值隆冬。中央党校门可罗雀，院中人迹稀少，几张残破的大字报在寒风中摇曳，仿佛刚遭受过一次洗劫。正当我为无从了解党校的情况而颇感失望时，迎面走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女孩子。
　　也算是命中注定，女孩子正是康生治下的一个“叛逆”，十分乐意帮我调查康生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学制五年的青年训练班，以培养优秀的理论人才，首批招收了三十名男生和十五名女生。这批学生大多是颇有背景的高干子弟。
　　岁月流逝，我还依稀记得女孩子的音容笑貌，却早已忘记她的名字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她是党校青训班的学生，父亲是军队干部。
　　女孩子风风火火，立即带我去见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遗孀王丹一女士和艾的秘书卢国英。艾思奇是深受毛泽东器重的哲学家，他的《大众哲学》一书培育了众多共产党人，文革前夕英年早逝。

　　康生在中央党校培植亲信，支一派打一派。卢国英作为党校红战团的一个负责人，当时正遭受康生支持的党校红旗队李广文，武葆华等人的压迫。
　　谈话时，我明显地感觉出王丹一和卢国英心情沉重和对康生不满。卢国英同我谈了党校的问题所在和康生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但一再表示他们不会公开反对康生。
　　我很理解卢国英这一谨慎态度，毕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女学生帮我约见的第二个人是她的青训班同学，海军上将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这苏承德是中央党校里敢于公开反对康生的人。因为怕被抓，已处于“地下状态”。
　　在一间窗户遮得十分严实的房间里我见到了苏承德。苏戴着鸭舌帽，帽沿压得很低，大概是怕被人认出来。他机敏而又滑稽，口无遮拦，有问必答，对康生的种种劣迹显然有深入的了解，这和他的家庭背景应当有关。虽然是在“密室”，他还是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回答我的问题，一边东张西望，仿佛康生在党校的爪牙会随时冲进来将我们一网打尽。
　　苏承德十分高兴有人出来公开炮打康生。他说：中央党校的人都已噤若寒蝉，但清华的学生有资本和胆量向康生公开挑战。

　　这一番话让我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

　　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搞了个“抢救运动”，伤害了很多人，党内有很多高级干部对康生侧目而视。苏承德又说：康生喜欢附庸风雅，欣赏齐白石的画而给自己取了个笔名鲁赤水，平时好题字作画，和文革中被打倒的黑线人物往来密切。邓拓曾写文章赞扬鲁赤水的画。
　　平心而论，康生虽有奸臣相，但书法功底十分了得，真草隶篆样样皆能，画也可登大雅之堂。中国历史上像康生类型的人，大概先秦酷臣李斯算是第一个。自宋明清以来，蔡京、秦桧、严嵩等也均以奸臣之名加精通书法而著称。
　　邓拓赞扬康生字画的文章并非溜须拍马之作。
　　苏承德认为按照文革时候的标准，康生的这些字画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他特别提到邓拓和中调部部长孔原，说可以从这两个人的家中找到康生的字画。

　　苏承德的这个主意可称作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邓拓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人物，他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一些谈论风月的文章都被作为反党的黑话而全国共讨之。假如人们突然发现邓拓居然在《燕山夜话》中写文章吹捧鲁赤水的画，又发现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本人也有不少疑似黑话黑画的作品，那岂不妙哉。

　　俗话说“一不做，二不休”，我的下一步行动便是寻找邓拓和孔原两家的地址，去搜寻康生的黑字画，用作炮打康生的“物证”。
　　邓拓的女儿邓小岚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的学生。她得知我炮打康生的行动后主动跑来找我，秘密地和我一起骑自行车到她家“踩点”。
　　半年多前，邓拓不堪“全国共讨之”的压力而自杀身亡。邓小岚身处逆境，却不畏风险参与炮打康生一事。那是十分令人感动，但在当时也是必须严守秘密的。
　　邓小岚赞成炮打康生自有她的切身感受。当她父亲的《燕山夜话》被指为黑话连篇时，她难以理解家中挂着的那些康生字画何以能清白无辜。她说，康生书赠她父亲的一幅字“月如无恨月常圆”不同样流露出一种阴暗心理吗？
　　我大喜，康生的狐狸尾巴果然露了出来。面对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康生居然怀恨在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联想未免有点幼稚可笑，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不仅是邓拓的《燕山夜话》，我的《鬼大夫救鬼秘方》也是这样被革命群众联想为反革命大毒草的。（注一）

　　寻找孔原家的地址颇费了一点周折。

　　孔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他的夫人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儿子孔丹在北京四中就读。一九六六年冬，孔丹和一批高干子弟组织了“西城区纠察队”和“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西纠”和“联动”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动组织后，孔丹遭到拘捕。孔原，许明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被江青点名诬陷为“西纠”干坏事的后台。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两人一起服安眠药自杀。结果许明死了，孔原被救活。

　　我向一些高干子弟打听孔原家的地址，但无人知道。我突然想到，孔原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应当知道孔原家的地址。
　　乔冠华是一个才华出众和经历颇为传奇的外交家，他的儿子乔宗淮和我是同系同年级的同学。文革初期，乔宗淮因担任数力系文革临筹的负责人而遭受批判。
　　我设法找到了一个外交部的电话，接我电话的是外交部传达室的人。我向他说明我是清华大学的，有重要事找乔冠华。他推说他不知道乔的电话，但在我的坚持下，只得将我的电话转给了他的上司。
　　我如法炮制，电话被转了三、四次，接电话的人都不敢轻易挂断声称有重要事情，并以清华大学学生名义打来的电话。
　　那时候，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青年学生一个个都仿佛成了天兵天将，四出“火烧”、“砸烂”，谁也不敢怠慢。
　　最后，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乔的声音：“我是乔冠华”。
　　我压制住成功的激动，告诉乔冠华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要求他转告乔宗淮回清华做检查。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搬出乔宗淮的名字，不过是借此证明我确是清华学生，而“做检查”云云也只是为了“正式谈判”前给乔冠华一点心理上的压力。
　　大名鼎鼎的“乔老爷”居然不知道我用的是“声东击西”的计谋，在电话里一再承诺会做他儿子的工作，并对我的通情达理表示感谢。我随即切入正题，要求他告诉我孔原家的地址。乔当然知道孔原自杀一事，慌忙辩解他和孔原没有关系。他说国务院外办和外交部不是一个系统，他不知道孔原住的地方。
　　我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并没有怀疑他和孔原有牵连，但我们有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知道孔原的住址。在沉吟片刻并和他的秘书交谈了几句后，他告诉了我孔原的住址！
　　一九七一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乔冠华以外交部部长身份出任首位中国代表团团长。他在联合国大会上仰天大笑的照片传遍全球，那是何等的风度和自信。但在文革这种特有的环境中，即令乔冠华这样的资深外交家，竟然也会轻信一个从未谋面的青年学生，在电话中泄露一个重要官员的住址。可见人们在那个时候有多大的精神压力。
　　在搜查孔原家时，室内陈设之奢华和孔原夫妇两人自杀后凌乱的卧床引起了我很深的感慨。在这有限的空间中，人的命运以极具震撼力的反差形式展现在我的眼前。当同去的学生被满屋子稀奇的洋玩意儿和摆设所吸引时，我申明纪律：除了书报字画，其它一切物品都不准触动。没有一个人违背这条纪律，大家都知道这次“抄家”的目的和严肃性。当然，“一饱眼福”还是允许的。

　　我们找到了几幅字画并拿走了几本杂志。我将所有取走的物品写了一份清单，并签了名。当我将清单交给孔原的亲属，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妇，并请她清点物品时，她看了我一眼，似乎对我们的文明态度和拿走这些字画的用意有点好奇。
　　一九六八年，中央调查部的人拿着那张清单来找我，我如数交还了所有物品。来人告诉我，这是他见到的唯一的抄家的人留了清单并将物品保管好的。
　　尽管这次抄家“事出有因”，尽管抄家过程“文明”，事后也将抄走的物品“完璧归赵”，但这毕竟是一种侵犯人权，无视法律的行为。文革时期，“打、砸、抢、抄、抓”盛行，其中的“抄”便是指“抄家”。四十多年后回顾此事，确有汗颜之感。

　　邓拓的家己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占领，他们将它视为私人领地，不准他人染指。我们无缘一窥“月如无恨月常圆”的意境。
　　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被北宋文人曼卿对以“月如无恨月常圆”，一时传为绝对。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毛泽东踌躇满志，挥笔写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九六五年七月，毛还致信陈毅：“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康生当然知道毛泽东偏爱李贺的诗，他给邓拓题写“月如无恨月常圆”无非是投圣上所好。我们兴师动众，大做文章，未免浅薄幼稚了一点。

　　数十年后，康生的字画被碾转拍卖，我留心着网上有关的报道，但至今未见这幅字的踪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和一月十九日，我先后贴出两张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这第二张大字报贴出时，清华园里已是一片“炮”声了。

　　在我起草的大字报上署名的除了同班同学孙常秋和陈国光两人外，还有刘泉。刘泉在大字报上署名实属意外，而在日后却代我受过。

　　刘泉和我都是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学生。文革初，他因反对工作组而全校闻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周总理和许多中央领导冒雨参加清华全校大会时，曾亲自为蒯大富和刘泉平反。在我的印象中，刘泉虽是高干子弟，但十分朴素随和。刘比我低一级，但他的宿舍和我相邻。我将大字报写好后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端着饭碗笑嘻嘻地走进我的宿舍。我开玩笑地问他是否愿意签名。不料他看完我写的大字报后不加思索便签上了他的名字，并给大字报拟了一个标题：“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说他早就怀疑康生是坏人，但称康生为同志可以留有余地。

　　后来我们被批判处理时，“康生同志”并没有因此而领情，给我们留下什么余地。
　　一月二十二日，陈伯达给蒯大富打来电话，严词指责清华大学学生炮打康生一事。刘泉因他的“井冈山兵团二号人物”地位成了大字报的罪魁祸首，并因此而一生坎坷。
　　我的“敢不敢从右面这条路走”的玩笑话曾使陈育延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注二），我的“愿不愿在大字报上签名”的玩笑话又使刘泉蒙受了多年磨难。
　　人生真是玩笑不得。

　　公正地说，这同当时清华大学越演越烈的派性斗争有关。

　　在炮打康生一事被镇压后的一天，我在大礼堂前看大字报时遇到日后成为四一四派“一把手”的沈如槐。他搂着我的肩膀说：“和我们一起反老蒯吧。”
　　我受宠若惊，指着他们那些批判蒯大富和刘泉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说：“可是炮打康生的大字报是我写的呀。”
　　沈的回答颇具政治家的风度：“我们的矛头是针对蒯大富和刘泉的，我们不排斥其他炮打过康生的同学。”

　　文革中有一句名言：“派性掩护敌人”。看来我便是一个被派性掩护的“敌人”，尽管我后来也并没有逃脱“炮打康生”带给我的厄运。

　　虽然炮打康生一事对全国的政局并无任何影响，但对清华大学的文革进程却至关重要。我无意评判清华两派的是非恩怨，四一四派的很多政治主张在今天看来确有其“必胜”的道理，但蒯大富和刘泉参与炮打康生一事无疑为沈如槐等四一四派领袖们积聚反对蒯大富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当北洋政府撤了蔡元培北大校长一职时，满清保皇派、北大教授辜鸿铭拖着长辫子从妓院赶回学校，在北大教师的抗议书上签上他的大名。他说：我不管你们的抗议书上写了什么理由，我的理由就是保皇。蔡元培是校长，校长就是我的皇上。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文革时期的造反和辜鸿铭的保皇有着同样的逻辑：谁掌权便造谁的反（或保谁的皇）。清华党委掌权时，造党委的反；工作组掌权时，造工作组的反。轮到蒯大富掌权，成了“蒯司令”，他也就成了炮轰的目标，造反的对象。
　　无论是他目无中央“智擒王光美”，还是胆大妄为“炮打康生”，当时都被反对他的学生一阵猛轰。
　　而掌了权的蒯司令也如同镇压过他的工作组一样，视反对他的学生为“托派”、“反革命”，必欲除之而后快，最终攘成武斗，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文革中的那些事儿往往扑朔迷离，后人只能以“成败论英雄”。当年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谭力夫后来成了反对中央文革的英雄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文革那段历史是不能深究的，否则，英雄的脸谱上也会被人发现涂有令人可笑的油彩。

　　文革初期曾出现过一些零星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北京清华等校学生炮打康生是第一起集体炮打中央文革成员的政治事件。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和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复旦、交大等校学生两次炮打张春桥成为第二起集体炮打中央文革成员的政治事件。由于卷入人数众多，这两件事对个人命运产生的影响也就广泛而深远得多。

　　当北京的学生因炮打康生而遭受磨难时，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胡守钧等人因炮打张春桥而身系囹圄。

　　七十年代中，我去上海拜访了“胡守钧小集团”的三号人物、“黑桃皇后”邱励欧。在溧阳路上一间还残留着上海滩旧日建筑韵味的屋子里，历尽磨难的黑桃皇后依旧风姿绰约。当她呷着咖啡，用细软的吴语讲着市井传闻时，我完全无法将她和各种小报上描绘的那个出谋划策的女将联系起来。她喜欢文学，祸从“笔”出，胡守钧一案便是从她的那些通信中找到“突破口”的。
　　晚年的邱励欧居住在美国俄亥俄州伊利（Erie）湖边，孤寂一人，听着淙淙的雨声回首往事时，不免涕泪纵横，吟诗填词悲叹“人生苦旅本飘蓬”。

　　一九六八年底，当我面临毕业分配时，工宣队给我作了“犯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严重政治错误”的毕业鉴定。在那个年代，这顶吓人的帽子是足以将我投入大狱的。感谢工宣队“给出路”的政策，我得以分配工作，但如曾昭奋先生所言“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

　　我被送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年半后被正式分配到四川省雅安县一个小化肥厂工作。接待我的是雅安地区大学生分配办公室的一个干部，在得知我在清华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时，他先是惊愕，继而十分诚恳地安慰我说：化肥厂的管道里都是“流体”，你的专业会有用的。

　　其实，我当时关心的并不是专业对口的问题，而是如何应付头上那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离开清华后的十年中，我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无论到哪里，我都逃避不了被审查或批斗。来自清华和党校的“外调”公函如同恶梦一样挥之不去。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发现，在我的“档案袋”里各种关于我炮打康生的材料居然有一寸多厚。

　　沉重的“历史包袱”促使我继续关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舞台。我将“救赎”的希望寄托在康生的垮台上。文革后期的党内斗争使我完全相信康生的问题会有暴露的一天。那时候我最担心的倒是康生过早死掉而被盖棺论定。

　　一九七四年我调到武汉一所大学工作。次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正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发，忽然听到远处收音机里飘来哀乐和“光荣的反修战士”几个字，我立即就明白康生死了。康生参与过中苏论战，“反修战士”是他头上的一顶桂冠。
　　那是我十年中最感沮丧的一天。
　　“四人帮”刚倒台时曾盛传“康老临死前揭发张春桥和江青历史上都是叛徒”。这个传闻也让我心凉了好一阵。
　　康生和“四人帮”狼狈为奸，这本是不争的事实。“四人帮”的倒台让我看到了康生的末日。岂料他临死前还能预知未来，试图将自己和“四人帮”撇清，真不愧是老谋深算。
　　我从怀疑康生“两面三刀、文过饰非”始，十年后又一次见识了他生平最后一次“欺世盗名”的高超技俩。

　　一九七八年，这个恶贯满盈，早已在党内遭人侧目而视的弄臣终于难逃遗臭万年的下场。同年，清华大学将我的档案“召回”，销毁了那一寸多厚的炮打康生“罪证”。

　　炮打康生使我磋砣十年。但我和刘泉等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贴出第一张炮打康生的大字报后，清华园里从者如云，许多人卷入了炮打康生的行列。俗话说“法不治众”，我和其他炮打康生的清华学生后来的遭遇并不悲惨，至少我们没有遭受肉体折磨或牢狱之灾。但北京市其他高校和中央党校的大字报大多是在一月二十日后贴出的，在陈伯达一月二十二日打电话给蒯大富后便无人跟进了，因而这些学校中炮打康生的学生十分孤立，在派性催化下，他们的遭遇要悲惨得多。

　　苏承德因炮打康生被关押多年，受尽折磨。文革后获得平反，并出任金禾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清华红卫兵代表等人时多次点了卢国英的名，称他是坏人。卢国英惨遭毒打和拘捕，最终未能逃脱炮打康生带来的厄运，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文革后，卢国英教授继续从事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著述颇丰。

　　我不知道那个女学生后来的命运。四十年后，我在网上看到了甄小英的名字，那十五名女生中的一个。她的父亲也是一个军队干部。更巧的是，甄小英也因介入了六七年一月公开炮打康生事件而被打成反革命，经历坎坷。我遇见的女学生和她即使不是同一个人，也应当有相同的命运。甄小英历尽磨难后成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在理论界享有盛誉。

　　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叫樊立勤，文革中反“老佛爷”聂元梓反得颇有名气，也很有骨气。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在北大贴出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被聂元梓一派的学生抓住了把柄。先是在校园里游街批斗，施以拳打脚踢，后来又被关押起来。大概是因为他不肯屈膝投降，被人用铁钉钉入他的两个膝盖，使他成了终身残疾。他和邓朴方等十多个北大学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集团。邓朴方在遭关押毒打后，不堪凌辱，跳楼致残。文革后，听说共同的命运使得樊立勤一度成为邓朴方的座上客。
　　二００七年初，樊立勤在网上发表了他给邓榕（毛毛）的一封信，谈及他在文革期间的磨难。关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炮打康生一事，他在信中写道：
　　我在清华召开了各系被整学生座谈会。会上，多数人都说，北大的事情没法办，聂元梓是毛主席支持的，……。我最后决定，康生支持她，支持她写大字报，又支持抓人，那就认定康生是她的后台。我拍板，就打康生。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１６所高校反康生运动就这么打响了。

　　樊立勤的遭遇十分令人同情，他的骨气也让很多人钦佩。然而，十六所高校反康生运动却不是因为樊某人的“拍板”而打响的，他的这段回忆有违历史事实。
　　顾名思义，“打响”应当是指第一枪，但我和刘泉都没有参加过他召开的座谈会，而且在他“拍板”之前就己经“抢跑道”将大字报贴出去了。樊立勤本人的大字报也是在清华大学出现反康高潮后贴出的。

　　顺便提及一点，我不仅没有参加过樊立勤召开的座谈会，也没有参加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戴国珍等人组织的“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我的大字报纯粹是我的个人行为，和当时任何群众组织都毫无关系。

　　我后来得知，清华和中央党校里有不少人当时也在酝酿对康生发难。不仅蒯大富这一派的学生中很多人反康生，反对蒯大富的学生中也有人反康生。因此，我当初的个人行动得以在短短的几天中便引发十多所高校的连锁反应。
　　炮打康生事件前后历时仅五、六天，旋即被中央文革强行制止，在高潮迭起的文革大剧中，只能算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己。多年后康生的垮台也和这一事件并无太多关联。

　　然而，康生毕竟是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顾问、政治局常委，四十年后的今天，文革研究者们对于这件在康生生前向他公开发难的往事倒也不乏兴趣。（注三）

　　当我记载这段往事对，并非要证明我有什么“火眼金晴”，能在文革初期便识破康生这一类妖魔鬼怪。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鼓舞下，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的影响下，当年青年学生“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事例比比皆是。自毛泽东以下，几乎党内每个高级干部都被“炮打”或“火烧”过。
　　就我个人而言，除了炮打康生外，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将刘少奇被贬一事公诸于世后，我在八月二十日前后贴出的另一张大字报《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也曾有过非常高的“点击率”。　四十多年后，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还从美国来信告诉我：

　　至今，我可以“还原”当年你贴那张大字报的动作和神情：十多个人从第一张贴好后就站着不动了，当你从七、八尺高的梯子上下来时，围观的人就成几十位了……。
　　这张将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人的大字报虽然曾让我遭到北京中学红卫兵一个多月的追杀，但在十年文革中倒是安然无恙。

　　一九七八年，当康生被批判而刘少奇即将昭雪时，清华校友屈耀双和我开玩笑：“看来你的两张大字报中，‘错误’的那张（炮打康生）被证明是正确的，而‘正确’的那张（炮打刘少奇）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无论政局如何变动，我的“命中率”都只有百分之五十，这和扔钱币猜正反面的几率相同，绝无可以炫耀之处。
　　值得人们钦佩的是那些在文革初期便看清它的荒谬本质并起而反对的人，如“二月逆流”中大闹怀仁堂的老帅们和民间的许多英烈。

　　而我同多数国民一样，文革初期如醉如痴地投入运动，炮打康生也不过是对文革的一种投入，绝无反对文革的意思。直到文革折腾得天怨人怒后我才有所觉醒，那已是数年之后的事情了。所幸的是出于良知和祟尚思想自由，虽然友人中反对文革的“异端邪说”不绝于耳，我从未出卖或诬陷过任何人，又因手无缚鸡之力，也就失去了“打砸抢”一类建功立业的机会。

　　回顾这段历史的本意不仅因为它是清华文革“真相”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它曾殃及许多人日后的命运。

　　那些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而投身文革运动的青年学生因这种难以捉摸的“命中率”而一生遭受厄运恐怕是百分之百不公正的。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保险赔偿案例：一对夫妇因轮胎爆裂而遭车祸身亡，轮胎公司以超速为由拒绝赔偿。辩护律师反驳说，对超速的惩罚只是数十美元，而不是死刑。这对夫妇的亲属获得了巨额赔偿。

　　在中国，许多人仅仅因为“超速”一类的错误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后一生坎坷。

[注释]
一．《万象》第十卷第十一期，叶志江：《“救鬼”》。（见本刊　ｚｋ０８０８ｄ）
二．《万象》第十卷第八、九期合刊，叶志江：《“救美”》。（见本刊　ｚｋ０９０１ｃ）
三．美国人约翰·拜伦（John　Byron）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ck）在他们的专著《康生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有一段记载：

　　第一次公开的挑战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清华大学里出现了许多反对康生的大字报。人们聚集在一起，阅读这些大胆的文字：“康生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刽子手、大两面派，是两手沾满鲜血的酷吏。”……“康生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康生不是治世之能人，而是乱世之鬼雄。”……

　　外国人评论中国人的事难免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相比之下，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回忆》（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更侧重事件演变的脉络：

　　１月２１日，清华井冈山联合高级党校“红战团”，天津大学“８·１３”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由清华２８团《烈火》战斗组的戴国珍起草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公告》。

　　在这之前，１月１８日，叶志江、刘泉等四人联名写出《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的大字报，并刊登在当天的《清华井冈山通讯》上。

　　１月２２日凌晨２点５０分，中央文革马上做出反应。陈伯达、关锋亲自出马，又是打电话，又是写条子，严历批评蒯大富。陈伯达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蒯答：知道。）你们的态度怎么样？（蒯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顾问，是中央信任的。怎么样？你们能说服他们吗？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同中央文革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反对林枫的。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是反动的。不能与他联系。

　　沈如槐虽然是清华计算数学专业的学生，但他在回忆录中多次将同日期有关的数字搞错。我的大字报是一月十七日贴出的，并刊登在第二天的《清华井冈山通讯》上。我事先并未将稿子送交《清华井冈山通讯》，他们是不太可能当天就刊出的。
　　沈如槐的文章倒是确认了在这次炮打康生的事件中，我是“始作俑者”。《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是在清华园和北京市出现的第一张把矛头指向康生并产生影响的大字报。

　　一月十九日我又以《１１７独立营》的名义贴出大字报《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１１７”是大字报《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贴出的日期，而取名“独立营”则是想表明我炮打康生的行动和任何群众组织无关。

　　康生对我的第二张大字报倒是有过公开的答复。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接见红卫兵时说：
　　 "后来卢国英到你们那去了，造了许多谣，说我是谭立夫的后台，我根本没见过谭立夫，电话是林枫的老婆搞的鬼，她查到我的电话号码告诉谭立夫就给我打电话，我不在，我爱人接的，他说要见我，我爱人拒绝了。"

　　我已不记得是谁“造的谣”，我的大字报应当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一月二十日前后，清华学生炮打康生事件波及北京十多所高校，中央党校有人写了《康生同志，我们也怀疑你》的大字报，甄小英也贴出她炮打康生的大字报《康生质疑X问》。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半年以后，康生在中央党校的亲信，曾参与镇压炮打康生运动的李广文突然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贴出他个人签名的大字报，号召打倒“大野心家、阴谋家和刽子手康生”。  

    来源：网上文摘/中国选举与治理>>中国治理>>治理史鉴>>文革之鉴 来源日期:2009-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