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福范

    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谈话，是一篇研究邓小平晚年关于中国发展思路问题的重要文献。尽管从公开发表的文字来看，这篇谈话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立意高远，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新理解、新认识。谈话既有他对主政中国期间发展思路的总结，又有他对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出现新问题的洞察，还有他对未来中国发展问题的提醒。理解和把握这篇谈话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对我们进一步理解邓小平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主政中国时期发展思路的深刻总结：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这是邓小平立足于1993年的新认识，通过观察中国发展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改革开放以来他主导确立的中国发展之路作出的高度概括。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之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建国后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确立起来的。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由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重大失误，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2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在低水平徘徊，人民生活的贫困面貌长期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要想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必须从这样一种局面中走出来。正是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概括。党的基本路线，说到底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温饱社会阶段实际而提出来的中国发展之路。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发展之路的集中概括，党的基本路线无疑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发展思路，涉及发展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基本途径、主要方针、主要目标等等。但是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看，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实质就是“先发展起来”，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因为：其一，这样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符合它所立足的温饱社会阶段的实际。由温饱社会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特点所决定，它对于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有其独特的要求。温饱社会的发展目标必然定位为实现温饱而奋斗，发展内容则必然定位为“蛋糕”做大，发展途径必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二，这样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党的基本路线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首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为了更好地保证这一战略的落实，我们才在随后进一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途径；在以后又进一步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发展经济的政治保证，最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逻辑，邓小平在其主政中国期间反复强调，要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论述实质都是“讲先发展起来”。因为发展起来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对1992年后中国发展出现新问题的深刻洞察：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邓小平基于1993年的新认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之路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表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有了深刻洞察。 

    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整个中国开始从温饱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过渡。中国从总体上走出温饱社会，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历程的历史性跨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一旦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必然会提出更高层次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走出温饱社会以后，发展思路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具体说来，在走过温饱社会以后，在发展目标上要根据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来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在发展内容上，不仅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好；在发展途径上，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根据新的阶段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政治、文化、社会，关注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满足了这些新的发展要求，社会才能继续健康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充分的认知，在已经走出温饱社会的情况下，仍然完全按照温饱社会的发展思路来推动国家发展。这样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的物质财富总量当然在不断增加，这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导致了经济建设一条腿长，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多条腿短的局面，为我们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1993年9月，邓小平提出的上述论断表明他首次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从邓小平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过去他一直认为，经济建设搞好了，就能牵住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牛鼻子，但是这个谈话表明，邓小平晚年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在以前认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同样会危及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为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原来的发展思路进行调整，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提醒：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是邓小平在深刻分析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以后，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提醒，对我们新世纪新阶段确立新的发展思路有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发展，必须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是，他同时也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我们没有根据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对我国的发展思路作出有效的调整，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突出。邓小平过去一直强调发展经济是“大问题”，希望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十二亿怎样实现富裕”的问题，但是，1993年9月，他进一步认识到：“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发展的实践表明，分配问题搞得好不好，确实是一个与发展经济问题一样关乎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而且就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如果搞得不好，最终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收入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乏力，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着眼于避免出现邓小平担心的问题，根据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社会已经走出温饱阶段的实际，在继续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政治和文化，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终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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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顶级智库”的隐忧 
2009-07-08 
  
　　● 邓聿文（北京）

    没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政策理论设计方面提出问题、思想和战略的能力，就称不上一流智库，更不用说顶级智库。

    全球智库峰会刚在北京落幕。发起此次峰会的是被称为顶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这家刚成立不久的智库，由于由前副总理挂帅，在近一段时间里，吸引了足够的眼球。

　　据说国经中心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库。中国的智库数量虽然众多，但由于体制环境、资金和评价体系，以及公信力等问题，在国际舞台上鲜有显著成就，议程设置能力与话语权弱小，无法与西方顶尖智库对话。因此，这个汇集了中国政界、商界、学界力量，有着很多卸任和在职高官的智库，被人们寄予了很大期望。这从“顶级智库”、“超级智库”、“最高智库”等种种称谓可见一斑。而国经中心似乎也没有辜负舆论的期望，一出场声势就造得很大。

能否拿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不过，与媒体的热切期望相比，我却想泼点冷水，对这家“顶级智库”的任何高调宣传和神化，都是在“捧杀”它。

　　触发我泼点冷水的直接原因是看了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峰会召开前与清华大学教授薛澜等学者的一段对话。郑坦承，国经中心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筹集资金，他本人最近一段时间在这方面花了好大精力。

　　虽说资金缺乏是中国智库的普遍现实，而国经中心的筹资目标是5个亿，对一般智库来说，5亿的数额的确有些大，但对国经中心而言，不会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不要说国内很多有实力的大企业是其理事或常务理事单位，以这帮卸任高官的能量，弄些钱来还是办得到的。当然，开头可能有些困难，毕竟现在正处于金融危机时期，但我相信钱不是阻碍国经中心成为“顶级智库”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难题在于拿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国家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一些长期战略、思想和主张。中国不缺一般的对策研究，也不缺对短期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智库都在干这个，缺的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起指导价值的研究、思想和战略。当年，兰德公司给美国政府提出用冷战的方式与苏联进行对抗，从而为美国赢得冷战奠定了基础。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提出过“三个世界”的国际关系主张，虽然这个主张现在看来是失误的，但在当时情况下，为中国1972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起了很大作用。当前，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倡导“和谐世界”，这一主张直接来自于前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论。

　　国经中心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的“顶级智库”，就必须在大的战略上有自己的看法、思想和主张，无论在国家发展战略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能够提出议题和问题，引导舆论。否则，即使在一般对策上做得非常出色，也有负“顶级智库”的声誉。而从现在披露的各种信息看，国经中心难有这样的作为。

未摆脱官本位心态

　　首先，国经中心似乎并未摆脱官本位的心态束缚，把自己真正作为民间独立的思想库。国经中心对社会的宣传是民间智库，然而，或许除了资金外，我们看不到它有多少民间的色彩。媒体所津津乐道的超豪华阵营，不过是一些过去的高官以及以企业家面目出现的官员，真正的一流学者少之又少。另外，据说其办公地点选在中南海隔壁，门口还有哨兵。离权力中心这么近当然有利于其“上奏折”，但很难想象有哨兵的智库会是民间智库，充其量是个特别的“民间智库”。

　　当然，是否为民间智库本身并不重要，但如果把自己定位为民间智库，心态上却又摆不正，多少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这个且不去讲它。国经中心的局限性更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它自我设限，只研究经济，虽然在选题上也强调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

　　然而，众所周知，越是宏观的战略问题，越不单纯是经济的，只局限于经济问题，视野和研究方法必然受限。从世界一流智库看，研究领域虽各有侧重，但没有谁会把自己局限于某个方面。即使只研究经济，按照郑新立的说法，国经中心也颇有些画地为牢，在谈到和已有智库如国研中心的区别时，郑说，国研中心侧重于长期的重大发展战略的研究，言下之意，国经中心着重研究的是一些短期的应对策略。这与顶尖智库的身份似乎是不相称的。

　　二是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它有多么强大的研究力量。国经中心的超豪华阵营，只表现在理事、顾问上，就一个智库最重要的研究团队来说，由于国经中心没有公布其研究人员的名单，我们无从得知它有哪些超强的核心研究人员。事实上，也没有听到媒体报道国内公认的一些著名学者有谁在国经中心的研究队伍中任职。我们看到的是，国经中心的课题并没有以自己的研究出现，而采取的是招标购买模式。这当然与国经中心刚成立不久有关，但对于一个以一流智库为己任的智库来说，购买别人的研究成果总归是很尴尬的。

　　智库的影响力在于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品牌效应，而不是其规模和级别。没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政策理论设计方面提出问题、思想和战略的能力，就称不上一流智库，更不用说顶级智库。所以，别先忙着给国经中心唱赞歌，还是看看它给我们贡献了哪些思想再说。

 ——作者供职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