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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自己跳出来
<牛棚杂忆> 之第三章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作者:季羡林


    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决非世外桃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搞一点“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我们哪里想到,在我们在这里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涌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学。

  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僻处京郊,埋头社教,对世事距离好像比较远,对大自然好像是更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过去任何一个春天一样,姗姗来迟。山村春来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终于陆续绽开了蓇葖,一片粉红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来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静。然而从报纸上来的消息,从外面传进来的消息,知道一场大的运动正逼近我们。北京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是因为身居郊外,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而已。

  五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出一些文件,什么“5.16通知”之类。事情本来已经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经说到,我脑袋里最缺少政治细胞,缺少阶级斗争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阳光中,在繁花如锦的环境里,懵然成为井中之蛙,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此时城里的燕园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城里回来的人中得知学校里已经开了锅。两派(或者说不清多少派)之间争辩不休,开始出现了打人的现象。据说中央派某某大员到北大去,连夜召开大会,想煞住这一股不讲法制、胡作非为的歪风。听说,在短时间内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爷”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两派人的辩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听说在大饭厅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圈子,高声嚷嚷,通宵达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参加。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这块水中天,这里乱了套了。 

   这一张大字报的详细内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是校内社教运动的继续、的发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谓“国际饭店会议”上,反陆平的一派打了一个败仗,挨了点整。按照我们最近多少年来的运动规律,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准备整别人了。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反正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这好像钉子钉在案板上,铁定无疑了。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没有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此时校园内的消息不断地陆陆续续地传了过来,对我们的心情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干扰,我们实在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见雨点,与己无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东语系在南口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总支书记,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当权派”。所有的当权派,除了最高层的少数几个天之骄子以外,几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神秘莫测的中国语言把它缩简为“走资派”)。在南口村,东语系的走资派和一般教员和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我们这两位走资派“难得糊涂”,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梦中,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下临无地,只等有人从背后一推,立即能堕入深涧。而个别推我们的人此时正毕恭毕敬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摇着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叭狗。

  没有想到—其实,如果我们政治嗅觉灵敏的话,是应该想到的—,###,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我们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几床被褥,一个脸盆,顺手一卷,立即成行,挤上了学校派去的大汽车。住了七八个月的南口村,现在要拜拜了。“客树回看成故乡”,要说一点留恋都没有,那不是实情。心头也确实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乱的味道,顾不得细细咀嚼了。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不清楚。我们那一位总支书记,政治细胞比我多,阶级斗争的经验比我丰富。他沉默不语,也许有点什么预感。但是此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子。我虽然心里也有点没底儿,有点嘀咕,我也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一次回家,却好像是走向一个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燕园。我原来下意识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学生来迎接我们,热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们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什么人罢我们的官嘛。然而,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大道上,横七竖八,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要挤满了自行车。真是洋洋大观,宛如自行车的海洋。至于校内的人和外面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真好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我们的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好像是几点水珠汇入大海的波涛中,连一点水花都泛不起来了。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简直都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国去了。    

    据说从六月一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在“马列主义”信徒们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体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先是附近学校里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的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本地的市民当然是当仁不让,也挤了进来凑热闹,夹在里面起哄。这比逛天桥要开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还布满了大小字报,内容是一边倒,都是拥护“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五光十色,喧声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也挤进了人群。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批斗,没有拳打,没有脚踢。我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暂且逍遥一番。一同回来的那一位总支书记,处境却不美妙。一下车,他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罪有应得。从此以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我就没有再见到他。我在外文楼外的大墙上,看到了一大批给他贴的大字报,称他为“牧羊书记”,极尽诬蔑、造谣、无中生有、人身攻击之能事。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骁将,急先锋。陆平的日子当然更为难过。他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点了名的人,是祸首罪魁,是钦犯。他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每天能斗上四十八小时。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短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主持批斗的人罗织罪名,信口开河。此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点名角的戏一样。

  我自己怎样呢?我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是还没有人来“接”我,我还能住在家里,我还有行动自由。有人给我贴了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也还不多。有一天,我到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去看大字报。有一张是给我贴的,内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当流行的散文:《春满燕园》。在贴大字报的“小将”们心中,春天就象征资本主义;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我当时实在是大惑不解: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士无不欢迎的象征生命昭苏的明媚的春天会单单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呢?以后十几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这对我仍然是一团迷雾。我的木脑袋不开窍,看来今生无望了。我上面说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臭文,深文周纳,说了许多歪理。后来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等著作,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看来这一套手法是有来头的,至少是经过什么人批准了的。后来流毒无穷,什么“利用小说反党”等等一系列的“理论”依次出笼,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并不比别人高。我也是虔诚信神的人。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春天同资本主义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实意地歌颂祖国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张大字报,心里真是觉得憋气,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这一哼连半秒钟都没有用上,孰料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谈姚文元的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藏在我身后的人录了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是用心眼录下来的)。到了后来,我一跳出来反对他们那一位“老佛爷”,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颗重型炮弹。
 
  反正我此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处逍遥。这时的燕园比起###来,其热闹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时候,许多边远的省份,受到了千山万水的阻隔,没有能赶到北京来,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现在都赶来了。燕园在平常日子看上去还是比较辽阔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日子里,却显得极其窄狭,极其渺小。山边树丛,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满了人。我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仓中一粒米了。 

    据我的观察,这一阶段,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所谓“走资派”的。什么叫“走资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个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个头头,他必然就是“走资派”。于是走资派无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觉悟奇低,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是虔心敬神,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每一个单位必有一个走资派,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每一个大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反正我这个道理没有地方可讲,没有人可讲。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革命小将”也认为是这样,那就只有这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怜我们虔诚地学习了十几年唯物论和辩证法,到头来成了泡影。唯物主义者应该讲实事求是。当前的所作所为,是哪一门的实事求是呢?我迷惑不解。

  革命小将也决不可轻视。他们有用之不竭的创造力。北大的走资派在脖子上被挂上了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这个天才的发明就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是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一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地心吸力把钢丝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鲜血直流。在这方面北大落后了,流血的场面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是“批斗”的场面我却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我没有见到过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就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上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反正他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已。这种批斗起什么作用呢?我说不清。是想震慑“犯人”吗?我说不清。

    参加或参观批斗的人,有的认真严肃,满脸正义。有的也嘻嘻哈哈。来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来取经朝圣的人们,有的也乘机发泄一下迫害狂,结果皆大欢喜,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果然来到了。这种“先进”的经验被取走,转瞬之间,流溢全国。至于后来流行的“坐喷气式”,当时还没有见到。这是谁的发明创造呢?没有人研究过,好像至今也还没有人站出来申请专利。 

    在北大东语系,此时的批斗对象,一个是我上面谈到的总支书记。帽子是现成的:走资派。一个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现成的:反动学术权威,另外还加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给他们二人贴的大字报都很多,批斗也激烈而且野蛮。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着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

  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斗是在外文楼上大会议室中。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流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之多。一霎时,楼内血光闪闪,杀气腾腾。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老人进行所谓“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见了。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吐沫与骂声齐飞,空气中溢满了火药味。一只字纸篓扣到了老教授头上。不知道是哪一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衣服变成了斑驳陆离的美国军服。老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勒令“滚蛋”走回家中去的。

  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地“斗鬼”。地址选在学生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天我没有敢去参观。因为我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人说,截至到那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人民之雄风,振革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听说那一夜,整个燕园里到处打人,到处骂人,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疯狂肆虐,灭绝人性。

  从此以后,每年到了六月十八日,必然要“斗鬼”。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这一天,我也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躬与其盛,千载难遇。此是外话,这里暂且不表了。

  暂时的逍遥,当然颇为惬意。但是我心里并不踏实。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头上也是应该戴上帽子的。我在东语系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难道就能这样蒙混过关吗?    

    (以上为<牛棚杂忆> 之第三章)

   


<牛棚杂忆> 之第四章  对号入座  (暂略)

<牛棚杂忆> 之第五章  快活半年  (暂略)
   ......  ......  

<牛棚杂忆> 之第六章   自己跳出来

作者:季羡林


    好景从来不长。

  我快活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夏秋之交。  此时北大的革命小将,加上一些中将和老将,早已分了派。这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三国演义》上说得好:“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是到了分的时候了。

  在分裂之前的一个短时期之内,北大曾有过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此时群众革命组织只有一个,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头子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的“老佛爷”。此人据说是“三八式”,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了,老革命了。但是,调到北大来以后,却表现得并不怎么样。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却打扮得妖里妖气。她先在经济系担任副系主任。后来又调到哲学系,担任总支书记。她寅缘时会,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一个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风报信,这一个女人就飞黄腾达起来,一时成为全国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热。但是,我同这个人有过来往,深知她是一点水平都没有的,蠢而诈,冥顽而又自大。每次讲话,多少总会出点漏子,闹点笑话。在每次开会前,她的忠实信徒都为她捏一把汗。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为所欲为,骄横恣纵。

  有压迫就有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有的学生逐渐感到不能忍受。于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风起云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大都自称为某某战斗队,命名几乎全取自毛泽东的诗词,什么“缚苍龙”战斗队,什么“九天揽月”战斗队,又是什么“跃上葱笼”战斗队,诗词中可以用来起名的词句,几乎都用光了,弄到新组成的战斗队没法起名的地步。至于战斗队的人数,则极为参差不齐,大的几十人、几百人;小的十几人,四五人;据说还有一个人组成的战斗队。成立手续异常简单,只要贴出一张大字报,写上几句:“东风吹,战鼓擂,看看究竟谁战胜谁”,再喊上几句“万岁”,就算是成立了。不用登记,不用批准,决没有人来挑剔法律程序。当时究竟成立了多少战斗队,谁也不清楚。即使起有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于九原,恐怕他也只能认输了。

  这时学校里大字报的数目有增无减。原来有的墙壁和搭的席棚早已不敷应用。于是又有一大批席棚被搭了起来,专供贴大字报之用。大字报的内容,除了宣布某某战斗队成立之外,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只有四五张,五六张;有的则扩大到九、十张,甚至百张,大有越来越长之势。附近的居民有的靠捡揭下来的大字报卖钱为生。据说有的学生则靠写大字报练习书法。据我个人的观察,大字报的书法水平确是越来越高,日新月异。这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恐怕很多人会想不到吧。

  用大字报来亮相的战斗队,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最初各占山头,后来又逐渐合并。从由少变多,变为由多变少。终于汇成了两大流派:一个是正宗的、老牌的、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一个是汇集众流、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可以说是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有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两派当然要互相斗争,这斗争也多半利用大字报表现出来。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怎样斗争,我不大清楚。据说他们是颇为讲究“费厄泼赖”的。在中国,则不大管那一套洋玩意儿。只管目的,不择手段;造谣诬蔑,人身攻击;平平常常,司空见惯。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叫做“派性”。这种新东西,一经产生,便表现出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谁要是中了它的毒,则朋友割席,夫妻反目。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会因此搞得分崩离析。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抗外敌时都没有这么大的劲头,而在两派之间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对抗力量?有人贴出大字报:“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这是何等地惊人的决心!如果在建设四化中有这个劲头,我们中国早就成了亚洲第一条大龙,后来的四小龙瞠乎后矣。

  现在时过境迁,怎样来评价这两大派呢?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上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和学生组成。由于种种原因,老头参加的是不多的。两派当然都有各自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有时候,一个被诬蔑成有问题的教员或干部,两派都抓去批斗。批斗的方式也一模一样。两派都有点患迫害狂的样子,以打人为乐事。被打者头破血流,打人者则嘻嘻哈哈。打人的武器颇具匠心。自行车链条,外面包上胶皮,打得再重,也不会把皮肉打破,不给人留下口实。那一位“老佛爷”经常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吓唬别人。对立面井冈山也不示弱,他们照样打出江青的招牌。究竟谁是江青的最忠实的信徒,更是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是,两派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冈山则始终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是两派共同的信条。为了争权,为了独霸天下,就必须搞垮对方。两派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一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这时两派都各自占领了一些地盘。当权派的新北大公社占有整个北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井冈山只在学生宿舍区占领了几座楼。每一座楼房都逐渐成为一个堡垒,守卫森严。两派逐渐自己制造一些土武器。掌权的新北大公社财大气粗,把昂贵钢管锯断,把一头磨尖,变成长矛。这种原始的武器虽“土”,但对付手无寸铁的井冈山,还是绰有余裕。井冈山当然不肯示弱,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据说两边都有研究炸药的人。在这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两派交过几次手,械斗过几次。一名外边来的中学生就无缘无故地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之下。 

    这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但中间也不缺少令人解颐的插曲。主斗者都是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孩子气。他们的一些举动迹近儿戏。比如有一次,两派正在大饭厅里召开大会进行辩论。唇枪舌剑,充满了火药气味。两派群众高呼助威,气氛十分紧张、严肃。正当辩论到紧急关头,忽然从大饭厅支撑住屋顶的大木梁上,嘭地一声,掉下来了一串破鞋。“破鞋”是什么意思,我国人民,至少是北方人民,都明白的。那一位“老佛爷”就有这样一个绰号。事实真伪,我们不去追究。然而正在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关键时刻,两派群众都瞪红了眼睛,恨不能喷出火焰焚毁对方。然而从天上降下来这样一个插曲来,群众先是惊愕,立刻转为哈哈大笑。这一场激烈无比的辩论还能继续下去吗?同样成串的破鞋,还出现在井冈山占领的学生宿舍的窗子外面。其用意完全相同。这些小小的插曲难道不能令人解颐吗?

  我还在大饭厅参加了另一场两派的大辩论。两派的主要领导人坐在台上,群众坐在台下。领导人的官衔也全都改变了,不叫什么长,什么主任,而叫(也许只有井冈山这样叫)“勤务员”。真正让人感到一股革命的气氛,就好像法国大革命的那样,领导人的头衔也都平民化了。坐在台上的井冈山领导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他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相对论专家,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在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信,是党中央明令要保护的少数几个人中之一。他是怎样参加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井冈山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从别人嘴中断断续续地听说,他不满那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逐渐流露出偏袒井冈山的情绪。于是新北大公社就组织群众,向他围攻;有的找上门去,有的打电话谩骂、恫吓。弄得这一位老先生心烦意乱。原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的意思。但是,到了此时,实逼处此,他于是横下了一条心,干脆下海。立即被井冈山群众选为总勤务员之一。现在他也到大饭厅来,坐在台上,参加这一场大辩论,成为坐在主席台上年龄最大的人。这时大饭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两派群众都有。辩论的题目很多,无非是自以为是,而对方为非。这让我立即想到美国总统选举的两派候选人在电视上面对面辩论的情况。辩论精彩时,台下的群众鼓掌欢呼。一时大饭厅中剑拔弩张而又逸趣横生,热闹非凡。

  当时整个学校的情况就是这样闹嚷嚷,乱哄哄(全国的情况也是这样)。那一句“乱了敌人”的名言,在这里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谁能知道谁是敌人呢?当时全北京,全国的群众组织在分分合合了一阵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在北京这叫做天派与地派。每一派都认为对方是敌人,唯我独革,军队被派出来支“左”,也搞不清楚谁是“左”。结果有的地方连军队也分了派。这实际上是乱了自己。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会站在旁边,站在暗中,拍手称快。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怎样呢?

  我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实在是来之不易。所以我最初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一派,做一个逍遥派是我惟一可选择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样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的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我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一个活神仙。想到快意处,不禁一个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但是,人世间决没有世外桃源,燕园自不能例外。燕园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做出反应。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担任过全校的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话说:“树大招风”。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高度。我这个人还有一些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一个避风港,我能钻得进去吗?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不钻避风港,我究竟应该怎样做呢?我逐渐发现,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头领有点不对头。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线。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并不全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套东西。积之既久。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了窍,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上面的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准。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在上面已经谈到。看了这一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难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    

    但是,我是深知这一位女首领的。她愚而多诈,心狠手辣。我不愿意冒同她为敌的风险。我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作出一个中立的态度。

  在这期间,有几个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大使馆去游行示威。大概是因为印尼方面烧了我们驻雅加达的大使馆,为了报复,就去示威。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爱国行动。北大的两大派哪一个也不想丢掉这个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众。两派都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在学校南门里的林荫大道上,排上了几十辆租来的大汽车,供游行示威者乘坐之用。两派的群众当然分乘自己的车。可我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车就成了问题。两派认识我的几个干将看到有机可乘,都到我跟前来献殷勤,拉我上他们的车,井冈山的一位东语系的女干将,拉我特别积极。从内心里来说,我是愿意上他们的车的。但是,我还有顾虑,不愿意或者不敢贸然从事。新北大公社派来拉我的人也很积极。最后,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我还是上了公社的车。一路上,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到了印尼大使馆,喊了一阵口号,又浩浩荡荡地回到燕园来,皆大欢喜。

  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军一位高级将领家中去“闹革命”,或者是去“揪”他。他的家是在玉泉山的一个什么地方。我并没有听清楚,为什么单单到他家去“闹”。反正当时任何一个战斗队,可能在某某后台的支持下,都有权宣布打倒什么人,“揪”什么人。我连他住的确切地方都不知道。这一次因为路近,没有乘坐大车,绝大部分人是步行前往。我因为属于“有车阶级”,于是便骑车去了。由于两派群众混杂在一起,我没有像到印尼使馆去示威时那样受窘。没有人来拉我参加哪一派的游行。我成了骑车单干户。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车队中随大流骑向前去。过了青龙桥,我看还有人骑车向西山奔去,我也就盲从起来,跟着那些车骑向前去。一直到了万安公墓,是玉泉山背后了。知道不对头,忙回转车头,又来到了青龙桥,却听群众中有人大声嚷嚷,说是已经“闹过革命”了。我只好随人流回到燕园。到底我也不知道,那一位将军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我连大门都没有看到。我想,当时很多人闹革命就是这样闹法。

  还有一件事情比较重要,必须提一提。北大两派为了拉拢干部,壮大声势,都组织了干部学习班。有一些在前一阶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之后,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这些人有的也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我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有不少东语系的教员动员我参加学习班。井冈山的人动员我参加他们的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我参加自己的学习班。虽然我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虑,决心慎重行事。我要是到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其中隐含着极大的危险性。新北大公社毕竟是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又有那样一个心胸狭隘,派性十足的领袖。我得罪了他们,后患不堪设想。迟疑了很久,为了个人的安全,我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来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两派各自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捧得像圣母一样。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这个人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话必须说出来,心里才痛快,我对于两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这就给我招来了麻烦。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学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办公室(我怎能还有什么办公室呢?但是,在我记忆中,确实是在办公室中会见了她们。我现在一时还想不清楚,以后或许能回忆起来)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说:“你不能参加○派(井冈山)!”这还是比较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接了当地对我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也向我家打电话,劝说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很高。我发现,我现在的处境几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样。我有点不耐烦了。我曾说过,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你越来逼我,我就越不买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我就这样上了山(井冈山)。

  反公社派的学生高兴了,立即选我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

  海下了,山上了。这个举动有双重性。好处是,它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宁静,带来了平衡,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了。坏处是,它给我带来了恶性发作的派性。派性我本来就有的。但过去必需加以隐蔽。现在既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话,谩骂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心中也不是没有侥幸心理。我自恃即使自己过去对共产党不了解,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其他反动组织,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这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面。此时,新北大公社那位女头领肯定已视我如眼中钉。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况且她此时正如日中天,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趾高气扬,炙手可热。我季某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她能善罢干休、饶过我吗?而且此时形而上学猖獗,在对立面成员的言谈中,文章中,抓住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对方打成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大脑中管语言的那一部分里可能是放在一个卡片柜里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错。一旦拿错,让对方抓住小辫儿,“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那一位弱智的女头领就常常出现这个问题,她的徒子徒孙经常为此而为她捏一把汗。这样的形而上学再加上派性,就能杀人而且绰有余裕。这一点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侥幸心理并不可靠。我怀着这种侥幸心理,在走钢丝,随时都能够跌下来,跌入深渊。这一点我也是清清楚楚的。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钢丝。我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此时,流言极多。一会儿说要揪我了;一会儿又说要抄我的家了。我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这暴风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压了下来,把我压垮、压碎。这时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员恐怕都有我这种感觉,而我最老。炎炎的长夏,惨淡的金秋,我就是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牛棚杂忆> 之第六章 完 )

     ( 下一集:<牛棚杂忆> 之第七章 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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