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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天骇浪中见闻行思--北大文革经历
滔天骇浪中的见闻行思
——我在北大“文革”中的经历

杜自南

一、序  曲

    这天下午,驻队工作组中的北大中文系师生,孙静老师、杨富新老师和马集琦、林维俊、萧蔚彬、郭正凌、陈抗、盛冬铃、胡平生、杜自南等八名同学,临时被召集到房东南屋那张大炕上开会,杨富新老师传达从北大返回带来的新消息。工作组的另一部分人,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767部队的五六名干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的几位同学,都干别的事去了。时间在1966年5月28日。

    走进南屋,有的上炕盘腿坐下,有的站在地上,有的挪来一条板凳挤着,气氛宽松而和乐。杨老师居炕中央,一直埋头看他的笔记本。大家小声交谈着。我又翻出本本上的《卜算子•猫》:“常喜炕边蹲,有时满地跑。生来耗子是仇敌,见鱼咪咪叫……”,碰了碰旁边的萧蔚彬,显示给他看。那是他一次和767部队一位雅号“小猫”的同志开玩笑时作的,旨趣清雅,活泼形象,顺手就记到我本本上了。正在热闹兴头,杨老师抬起头来,神情凝重,望着大家。主持人宣布,“我们会就开始吧!”

    杨老师说开了。他讲了前些天他回学校看到的形势,了解到的许许多多前所未闻的情况。说北大很紧张。5月25日下午两点过,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另六人一起署名,在大膳厅西墙贴出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些什么?》揭开了北大斗争的盖子。又说,“听说彭真出了大问题……中央斗争很激烈。”我们这一听,全给愣住了,心里腾腾直跳。屋子里的空气,顿时铁也似的凝固起来。散场时,会前那种和乐与宽松荡然不存,大家表情严肃,相视无话。平生和抗兄匆匆赶回他们所在的霹破石大队,那里还有工作组成员,北京京剧院头头之一的萧甲同志(即后来被江青点名批判的“阿甲”),在等着他们俩一起商量明天的活儿呢。

    雷霆在天宇滚动……暴风雨,就要来了。

    还是前年,1964年10月17日,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第二天,我们系三年级以上的同学和部分老师,包括朱德熙先生在内的一二百人,随北大南下社教工作团,登上开往武汉的列车去湖北江陵,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第二年7月返校。秋季开学后上了一个月半的课,我们文四(二)即古典文献专业班“专书讲读”课、由孙钦善先生讲授的《论语》刚刚结束,正盼吴竞存先生上《孟子》和其他老师开新课。突然上边又下令关门!学校声言是北京市委奉上峰之命通知,高校高年级学生必须继续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如此,谁能不服从!全班分成两拨,又被赶往居庸关外延庆县的山村。郭、陈、盛、胡、杜五名同班,分去永宁区大庄科公社铁炉大队和霹破石大队,另十几名同学则开往另一个公社。此时北京全城已卷入批判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热潮,战火已燃向“三家村”。在内心,我们都不愿撂下书本。学生么,理所当然该上课,把书读好再说,北京又不是像当年日本人打进中国那样“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为什么不让读书?可时局如此,书读权被剥夺了。心中的愿望就让它严严实实封住,鼓起热情再去搞一场“四清”吧。
    五年级(61级)快毕业了,这回得到豁免,不再二度奔赴前线,留下来完成他们的学业。临行前,他们全级在19斋西侧平地上,为我们即将出发的全年级举行了一场朴素的欢送会。他们编出歌子,唱道:“亲爱的同学啊,唐诗宋词先放下,回来再读它。去吧,那里贫下农对你有多少话……”!打动着大家的心。在当时,这也算他们对我们能唱出的肺腑之言了,尽管其中的旋律饱含不尽的无奈与同情。春节过后,1966年2月末,我们从学校又返回战场。

    就这样,我们才在铁炉村听到“据说彭真出了大问题……中央斗争很激烈”和聂氏大字报贴出的传达。三天之后,北大师生奉命急急返回学校,投入“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

二、从“五•二五”到“六•一八”

    汽车盘旋出军都山,一片又一片杏树早已花谢,吐出了翠翠的嫩叶,最终消失在车后。这是个晴天,6月1日,我们回到北京大学。

    校园里,往日的宁静、和祥、厚重、宜人的风光,消失得无影无踪。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大标语,到处是“揭开一个大阴谋”,到处是“陆平黑帮的罪状”……人潮人涌,不言不语,神色严峻。还有巨幅标语写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暗示问题的严重性。让人一下子给打入一个迷茫的汪洋……

    大膳厅,这个在平常能为二千多学生提供可口膳食(全校11个学生食堂),晚上就放电影的地方,位处校园中心区,从内到外布满红红绿绿的“揭发”和“声讨”。厅外那片疏疏朗朗、原来让人很感亲切的林地,绳绷如蛛网,挂满大字报。《陆平该杀!!!》为标题、其字大如斗的一张,抢先扑来眼前。大字报骇人听闻的内容,各种各样的材料,丰富之极的揭发与批判,怎么也看不完。人们漂浮在随风飘荡的大字报海洋中,默默移动,没有激动,没有呼叫,一边看,一边记,一边沉想……马路两旁,学三、学二、学六食堂,直到二院、五院,无处不是大字报。各系(全校18个系)高年级在外“四清”的同学,已全部返回。全校人马沸腾奔忙,一片热烈。

    班上的同学不再如往昔上课时那般亲和,让人感到在互相开始戒备。这有点可怕。只有平时一向友好的同学,还能开怀过从,交换对形势的感受。全班开了一次会。照系上的布置,团支部号召大家揭发批判,积极投身运动。
中央已改组北京市委,彭真下台,李雪峰接任,并决定组成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派进北大领导运动。张承先一来,就进驻临湖轩。那是从前司徒雷登坐镇燕京大学时所居的宅院,座落在未名湖南岸的小山上,中西合璧,设计典雅,风景秀丽。他挑来作自己下榻之所和居高临下的办公重地。中文系工作组成员,说是来自文化部和海军总部。负责我们班的三名“钦差”,有个姓郑的,每次开会,都先大批判一通,然后一个劲教训大家“要在这次运动中脱胎换骨”,“不要象阮籍嵇康那样……”真是侮辱,大家很是反感,觉得此人没什么水平,应该滚蛋。

    我们在湖北、又在延庆一连搞过两次“社教”,熟悉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二十三条”也懂得一些群众运动的搞法之类。“二十三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下面的,也有在上面的,甚至有在中央主张搞资本主义的人。”这场来势汹汹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社教”运动的继续和延展,重点打击对象我们心中并非没数,而留给历史的是非让史家去论。工作组宣布了许多禁令,学生和教职员工不得越轨,都得照他们的条条框框行事。没过多久,热烈的局面萎缩下去。人们被约束在屋子里坐而论道,自由活动时间减少。

    来了一个通知,要全校党团员(笔者“社教”中入团)在学三食堂集会,由工作组全文传达《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其意在通过传达向全校公开彭真的罪过,激起群愤,推动斗争。《提纲》说,“文化大革命”是“学术讨论,”不能扩大范围,通过“讨论”求得真理。彭真还“有意保护吴晗”。彭真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他中央主席也好!”态度强硬,没把中央主席当回事。这就犯了大忌!《提纲》本是党内密件,在地方,据说要17级以上党员干部才能与闻。全文很长,听得我们惊心动魄而又发人深思。其矛头所指,不言自明。长期以来之“势”业已积成,彭真等人的“真理”再坚刚,也会在这种“势”的迎头碰击之下化为灰烬。

    这时候又有传闻,说是汪东兴指示,派出了几辆卡车,满载了赶印出来应急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开进北大。由此笔者也买到一套。说也奇怪,偌大北京市此前各书店看不到一套《毛选》。现在得到了如获至宝。《毛选》到校,对全校运动向纵深推进,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拼命阅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等,更是翻来覆去念,以此武装思想。

    我们日夜赶写大字报,三天两头去庶务科领来大捆大捆纸张,提来大桶大桶浆糊。有一次分给我的任务,是去物理系调查材料,整理出物理学家褚圣麟的“三反言论”,让它凑上贴在大膳厅东墙那份分工合作、长而又长的《北大反动学术权威三反言行录》的大字报。任务完成,得意洋洋,以为有功于运动。稍后,不知是哪些人趁夜砸进南阁,轰抢出学校一批档案。各系组织力量,去校长办公室查阅那批机要文书,从中捞出揭批“走资派”、“反动权威”、“有问题者”的依据,让他们“罪出有凭”。笔者被派去检阅了中文系“左派教授”老党员张仲纯的案卷。这位“红色教授”在国共两党争夺东三省时,有过所谓“变节行为”,通过查阅将相关原文录出,条分缕析,提供给系上攻击张仲纯的人利用的炮弹。

    班上22名同学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分歧,互相侧目的动静,在大字报上时有反映。随运动进展分歧加深,到后来严重对立。本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由运动搞成这样,真是可悲。

    一天,笔者在“三角地”人群中看大字报。二膳厅东门前的马路上走来三两长者。其中一人矮个、金边眼镜、红润容颜,肩背微驼。他发色稀疏而花白,胖胖乎乎,挥着一柄蒲叶扇,眼神中隐隐透出一种威严,随着陪同,慢行慢观。“曹市长!曹市长!”有人认出了他,这么高呼。原来,他竟是曹荻秋!上海市市长,中央委员,一位资深的革命家。倾刻间,被包在人群中。大家对他很客气,请他讲个话。这时,有个机灵鬼高高举起一张方凳子,传至当中,一位同学搀着他站于凳上。这场面一定感动了他。挥挥扇,这位大市长开口了:“大家好,同学们好!你们的大字报写得有内容,我来向你们学习。你们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把文化革命搞好……”慢句慢句重庆话,听得大家哈哈笑。一位上海大市长,位尊权重,岂是等闲之辈,竟在如此背景中抛头露面于闹哄哄的学生群,其平易风范赢得大家的礼尊。

    转眼间到了6月18日。连天以来,此伏彼起避开工作组揪斗“黑帮分子”、抓批“反动权威”、勒令“老实交代”的自发行动,在校园内到处出现。狂热此日达于高潮。上午10时许,哲学系历史系等同学合住的38斋东门前场地上,人头攒动,“打倒”声一浪高一浪。平台上已押来彭佩云、张学书、冯定、冯友兰、翦伯赞、朱光潜等一批重量级人物,还有一串“二三流”的陪斗者。他们被分成前后两排站着(平台不够长大),有的头低得很下。呼喊声中推上一个“喷气式”,推上一个“喷气式”。人群情绪激昂,喊声震天,深怕显不出革命性,笔者也是这样。喊了一会儿不喊了,挤着光看,在想…… “这样下去到头了,国家会是怎样一个局面?担当学术、文化、科学技术的推动者都成罪孽,这样被踩到脚底下……”拉倒,别想了,随大流吧。如此狂轰滥炸持续到大约午后1时左右。除了这里,别的地方也有大揪大斗“陆平黑帮”、“反动权威”、“摘帽右派”之类事发生,“杀猪出谷”,动手抄家,轰轰烈烈。这就是1966年初夏发生,随即传遍全国、震动全国、影响全国的“北大6.18事件”。张承先工作组雷霆震怒,把它打成“反革命事件”。“6.18”之后,各系各部门工作组加紧控制,层层清理,人人过关,迫使同学说出在事件中的表现与态度。还杀鸡给猴看,处分了一批“不良分子”。不少人害怕运动后期“秋后算帐”,57年悲剧在北大重演,手脚缩回,狂潮一时扼住。人们背着工作组往外校跑,学习取经,积蓄力量,俟机卷土重来。对工作组的镇压则咬牙切齿……

    月底,中央宣布1966年停止高考的决定登上《人民日报》,全国上百万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和同等学历青年想上大学的路断绝。这将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我们私下也悄悄议论。


三、中央文革的直接干预和工作组的垮台

    7月1日,我们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看到“毛主席畅游长江”的醒目报道。运动全面开花一个月了,都不见媒体赞颂伟大领袖在京的动静。原来,他老人家“会当击水三千里”去了。我们意识到,此举饶有深意。它在昭示天下,毛主席非常健康。同时暗示对手们,主席拥有无与伦比的物质与精神的力量,战无不胜。此时此景作长江畅游,其用意的云诡波谲,虚实闪烁,与庐山会议后期他抛出彭德怀之后,一日深夜突然异地而眠的举动,遥相呼应。这时,他72岁。随后,伟大领袖回到北京。

    同日,陶铸来北大演讲。这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第一书记的老革命,已成中央文革小组一名副组长。演讲在西校门那座雍容华贵的办公楼礼堂进行。我们班坐礼堂后排楼座。未容纳下的师生员工,就在楼外听现场播音。陶铸潇洒自如,留个平头,大家早晓得这是一位“才子派”大书记,中学课本上都有他的《松树的风格》。他讲了很多,无非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批判“反动权威”之类。留给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他这么说,“我四书五经只读了两斤(经)半,很轻,所以我没多少学问。没有那个资产阶级的‘学’啊,也没有那个资产阶级的‘问’哪。只是无产阶级的学问多了一点……”全场轰地大笑,觉得妙趣横生,赢得满堂喝彩。他的演讲,给大家很大鼓舞。

    几经起伏,全校掀起反工作组的热潮。樊立勤、许博渊、雷向东等这些出头鸟,不顾枪打,成为反工作组的急先锋。张承先们陷入四面楚歌。

    7月23日,首都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北大同学几乎倾校前往。笔者因感冒没好没有去。午后3点过,宿舍窗外“扑扑扑”传来脚步声,扬起篷蓬尘土。楼道也有人飞跑下楼,连呼“中央首长来了,中央首长来了,快……”
    笔者迅速出户关门,飞也似下楼往人群跑的方向跑去,直到哲学楼东侧,隔一个蓝球场的燕南园西坡墙下的马路边。拣个好位置,离坡墙平台约莫10米的地方站着。这时坡墙之下,球场四周,已经站了百余人。好大一会儿,从园内遮天林木的浓荫下走来四五个人物。这居然是江青、陈伯达、王力和另几名未知姓名的首长!很快,他们向着大家,错错落落走到平台上。江青跃然居中,陈伯达在左,王力站右……
    江青一个劲笑,容光焕发,使她黑黑的短发更显乌亮,短袖着装的天蓝颜色更见鲜明。陈伯达老成持重,有些木讷,跟他米色衣着、敦实身量恰成协调。江青扬扬手,迸开她那闪闪颤颤的而却纯正的普通话的话音:“同学们,你们好!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来看你们啦……”,震天价掌声,震天价欢呼。“毛主席万岁!党中央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接着她说,“你们辛苦了!听说你们日夜闹革命,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批判陆平这些走资派,你们很辛苦……”,又一片欢呼。“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哪!干好革命,你们还要一要吃好,二要睡好,才有个好身体”,她继续说,“我今年53岁了,身体还很好,决心和你们一起战斗……”最后,她振臂高呼“北大同学革命万岁!”把场面的激情推至高潮。伯达同志也讲了。他满口闽南话,谁也听不懂,只听清了将“聂元梓”说成“聂完纪”,多谢王力随语翻译,才明白他说些什么。

    这一下,北大的狂热就烈火烹油,炽焰万丈。张承先的好日子,看来要到头了。大字报调子升级,说工作组在北大执行“镇压群众的路线”。过了两天,25日晚,有同学看见了叶剑英元帅、杨成武、廖汉生、傅崇碧三将军,在我们32斋楼下看大字报。一群同学缠住他们,终于请到他们上楼,走进我们隔壁文学四班那间宽大的230室,和拥来几个班的一大屋人座谈。叶帅一点架子没有,进屋先摸摸一张下铺(上下床),说,“噢,没垫褥子,这冷不冷?”同学们一下子没了拘束,答道“这还是夏天哪……”惹得满屋欢笑。接着又跟大家 “拉家常”,鼓励大家搞好运动,还问“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同学们吃起来可口不可口?”如此平易,如此亲切,和那位大组长张承先恰成鲜明对照。几位将军不开口,默默看着大家,有时笑笑。

    工作组的命运决定在7月26日夜晚。

    一过晚饭,我们带上凳子,争先恐后奔往东操场。原来,操场上早已万人涌动(不少来自外校),大会主席台上坐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新任市长李雪峰。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成竹在胸,时不时交头接耳,看看他们的本子。这是要辩论工作组的问题。大会由江青主持。会上安排了七八个北大同学的代表发言。楚河汉界,营垒两对。一边旗帜鲜明,批工作组的不是;一边旗帜鲜明,为工作组说话,罗列赞歌。发言反工作组的,以生物系三年级的樊立勤为代表,他据实而言,析理清楚,博得台下台上一阵一阵大掌声。护工作组的,当以中文系五年级女生李扬扬为凸出,也是据实而言,条分缕析,只博得台下小得多的掌声。大会十分热烈,群情高涨,发言人一个一个上。黑压压一片人,后面的条子也不断传往台上(大会递条子也是北大传统),几乎都是康生接。

    忽然,康生站起来,以他地道的山东腔高声说道:“这里,我给大家念一张条子嘞。这个条子质问我们嘞,你们为什么有偏向?有人发言你们鼓掌,有人发言你们不鼓掌……”老者继续说,“这个质问没有道理,我们也有我们的自由么!我们是共产党员,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哪里是偏向嘞!”大台之下,呼啦啦一片欢呼,报以“雷鸣般掌声”,笔者也热血沸腾。一会儿,他又站起来,情绪有些激动,说,“我又念一个条子,这个条子嘞,说我们搞逼供信……我们‘逼’了没有?谁又在‘供’啦?我们又‘信’了没有?我倒要问一问,写条子的人是不是想对我们搞逼供信,去信打击你们的人?”话已锋芒毕露,倾向性毫不掩饰。

    当李扬扬发言后,江青腾地站起来,向着人海说,她收到张承先寄给她的一封信。“这个信是用打字机打的,连签名也是打字机打出的‘张承先’三个字。这是极不郑重其事的!为什么不手写?”她很生气。
    说着说着扯到一边,居然在如此大会上讲出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和张少华婚姻之事。张正在北大中文系五年级,还没毕业,怕也是维护工作组的吧。江青说,张少华趁毛岸青生病驻院之机,擅自进入病房赶走照顾岸青的小护士云云。“主席很生气,不承认这个儿媳妇,我也不承让这个儿媳妇……”,她越说越激动,“这居然把阶级斗争搞到我和主席的家里去了!”东操场人海一片惊愕,竟听到这些!原来,“第一家庭”是这样,一似寻常百姓家,不如人们想像那样神。世上本无神。主席跟斯诺谈话,引伏尔泰的话就说过,人们需要神,没有神也造一个出来。这场“史无前例”他正在号召这么干。江青没完,又扯到“我们家早没有了货币概念了……”,更是牛头不对马嘴。她还不完,又高声大呼:“张少华!张少华在哪里?你站起来!”通明的灯光中人们翘首目寻,谁也没见张“站起来”。

    事后我们听说,张同学当日连夜跑武汉去了。一个月后,从武汉寄给他们班团支部5分钱团费。她在东语系的妹妹张少林,也因此而受牵连。江青这一举动,至今令人也匪夷所思,只觉得滑稽。我们这位系友张少华呢,“文革”之后就更名“韶华”了,连“张”字也甩掉。

    一夜的大辩论,工作组的前途凶多吉少了。

    时钟指到8月4日晚8点。东操场上开第二次万人大会,继续辩论工作组问题。朱德总司令,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已出现在主席台上。北大学生的两派代表交替发言,论争依旧针锋相对。反工作组派完全占了上风。陈伯达总结说,“今天晚上,在工作组问题上争论得这样激烈,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反映。”“北大工作组在这里执行的不是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的死刑,由陈伯达这么宣判了。随后,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最后朱老总作了简短讲话。他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只教导大家“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文化革命’搞好。”一字一句四川话,大家听得很清楚。朱总讲话中,忽然天降大雨,给主席台服务的,赶忙为首长们撑开雨伞。江青一手推开,说,“我们没有那么娇气!”大家也看在眼里。几天以后,一个中午,笔者路过38斋前的大道,看见张承先同志短袖短裤,拿着一只大大的搪瓷缸子和一双筷子,慢腾腾从学六食堂出来,正往设在44斋内的北大招待所走去,不再回临湖轩了。笔者对他略略表示了敬意,“不以成败论英雄”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位曾在北大成为中央文革阶下囚的大组长,荣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历史多么有意思!

    最为震动的是8月9日前后一个夜晚。在灯光照耀的人丛中,我们看到二膳厅墙上,赫然张贴着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字。这是毛主席所写原文的一个抄件!全文颇短,只200余字,而内容极重,口吻极严。文中所指,并未点名,不少人一看就揣摩到刘少奇在劫难逃,邓小平好像也岌岌可危了……此前就已有不少相关的传闻。“一评”到“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期,毛已多次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正睡在我们身边”,“正受到我们的信用”。被指为“赫鲁晓夫”的是谁,凡能读书看报的人没多少不是心中有数。现在是给人们“破题儿”的时候了。这在其后不久,毛跟埃德加•斯诺那篇著名的谈话中,得到了全面印证。要搞掉“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难道非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害去实现目标,使国家民族元气大伤不可?又置宪法、党章于何地?很快,这一抄件被撕下,盖上了新的大字报。追查抄件贴出者的威胁,也在同学中不胫而走。
工作组撤离学校后,“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聂元梓任为委员会主任,开始执掌全校大权。

四、“大串联”行走江湖的日子

    江青、陈伯达等几次来北大,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人民日报》又发表过《工农兵要支持学生》的社论,人心躁动。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来北大的学生天天增加。到处人满为患。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些中央首长,又不断“支持群众”,鼓励学生“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由此“革命大串联”风啸云从,洪波涌起。天南地北的学生爬上不要钱的火车,在全国海走,到处“火烧省市委”,到处“炮打司令部”。

    谁也坐不住了。8月中旬,笔者和王涛、刘成德、盛冬铃三个同班,乘上经郑州、西安开往成都的列车。在拥挤的火车上,我们看到身穿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套、个子又高又大的北京中学生,轮起皮带抽打车上一个缩成一团的“地主婆”,皮带抽身那种闷重迟钝的声响,叫人不寒而慄。想一想,当时正在夏天,人人单衣薄衫呢。在成都一星期,卷入了“火烧西南局”、“炮打省市委”的呐喊。8月26日晚,四人融入大队伍,在西南局门外大街上“静坐示威”,给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施加压力。几个小时后,涌进西南局大院,在滂沱大雨中变成落汤鸡,喝了西南局的大司务提供给成千成千学生滚烫的红糖姜汤,才免除了一场可能的重感冒。其后“公私兼顾”,参观武侯祠、杜甫草堂,凭吊《隆中对》和“玉垒芙蓉变古今”。“8.18”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大报道,这时才顾上了细看。当宋彬彬献上一个“红卫兵”袖套并为主席套上衣袖时,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主席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传达出他老人家的意向。

    下旬,往重庆。去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地看大字报,会老同学。还看了红岩周公馆、渣滓洞和白公馆,凭吊先烈。在重庆我们无所作为,那里运动和成都差不多。九月初,由重庆去贵阳和昆明。贵阳颇逊色,城小,学生也无成渝两地多。只在贵阳师院看了几天大字报,又住在那里。贵阳师院学生食堂吃饭,拿搪瓷脸盆蒸出一盆,八个人以竹片平均划出一块放碗里,表明贵州生活的清苦。在贵阳,又想起重庆那件趣事。一天,我们在沙坪坝街上,看一堆人辩论。一位小脚老太正数落学生无法无天。学生说:“革命造反好得很!”老太太说:“革命造反坏得很!”学生又说“<十六条>”,好得很!”老太太又说:“<十六条>坏得很!”这下坏了,老太太苦了。学生指她“你胆敢反对毛主席<十六条>,反革命!”要把她扭送公安局。老太太懵了,吓坏了。学生只是吓唬她,并没送去见官。四人谈起,又哈哈大笑……

    列车从贵阳隆隆驶往昆明。经过一座铁道大桥时,车窗外的江中,一列货运列车的车头,牢牢插入波涛中,长长的列车身斜下,车尾翘在水上。心中发怵。在想,倘使那是一列客运车厢,必是几千学生“人或为鱼鳖”了。那将是一场怎样骇人听闻的惨剧,又将对“大串联”、“文化大革命”产生怎样的影响?好在它是一趟货运列车。

    昆明不同,运动热火朝天。我们从驻地昆明师范学院出去,往云南省委大院看大字报。有一份出自清华大学学生之手的大字报,《闫红彦,你装什么蒜?》首先吸引了我们。闫时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内容说他“抵制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压制八届十一中全会及《炮打司令部》的传达。昆明各院校运动的形势颇为看好。晚上,三人还没出去,王涛就回来了。这老兄在我们一齐返回的途中,自个儿溜了,先跑去领略滇池的烟水茫茫,并抄回了大观楼那副闻名中外的长联。我们在屋子里高声朗诵。翌日一早,四个人匆匆赶往滇池、大观楼。果然名不虚传!滇池汪汪的清波不说,单那大观楼就够让人神魂颠倒了。孙髯翁这位当地历史上的才人,在悬挂于两旁楹柱上的长联中赞叹:“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数千年往事注上心头,把酒临虚,叹滚滚英雄何在……”让人生起无限的沧桑感。这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第二天,在校园一角凭吊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昆明师范学院抗战时曾作西南联大的校址,闻先生就是在这里横眉怒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而遇难。他的《红烛》和《死水》,给过我们深深的思考,给过我们悲凉美感的品味。凭吊之中,冬铃兄情不自禁还吟哦了几句冯友兰为联大所作校歌的歌词。四人默默,黯然徘徊……

    云贵高原群山奔马,雨雾迷濛。我们四个已在出没于山、水、桥、洞的火车上,出云南、穿贵州、入广西、奔向广州的途中。一路苦极,隆隆的声响,不想说话的疲劳,朦胧着眉眼,脑海中只有北大校园的沸腾,成都的瓢泼大雨,山城的纷纷扰扰,一幕幕闪过。

    广州一番新天地。全国各地“串联”来此的学生到处都是。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工学院运动有声有色,大字报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这里有一个特点,“火烧省市委”的攻势都比较温和,不像成渝那样怒气冲天。未见攻击陶铸的,这不仅仅因其已进核心层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大员吧。省长陈郁挨“炮打”不少。我们在沙面碰到“拦路虎”,一群“红小兵”挡住去路,硬要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逗乐故意不背,孩子们站一排,挥动“红彤彤”高喊,“什么人站在……就是反革命派”,对四条好汉大加恐吓。我们扬长而去。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拜谒“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当为此次广州行收获最大的。“讲习所”中的革命文物,看得人流连忘返,早年毛泽东填写的履历表内容之详,用心之诚,让人啧啧称叹。他实事求是,毫不掩饰他思想的发展过程,让人信服而崇敬。别的工夫基本用去“游山玩水”,什么鹅潭月色,五羊名胜,越秀灵姿,都领略了,连当地一些小吃也没放过。

    在广州,刘成德写出一份成渝贵昆穗五地“串联”的观感,洋洋数千言,反映了西南华南“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和体会,可进一段方域史的“实录”。油印成文,流布人间,藉以扩大影响。其后,我们回到北京。
北大一片纷乱,到处是人,到处是纸,宿舍成了过往客商的旅店。众多同学已远走高飞,大字报稀稀落落,大喇叭成天响彻云宵,播送着“校文革”的“通令”和批判。聂元梓忙着“接见”和“指示”。10月上旬,我们四人又登上火车,往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和杭州去了。

    大概少年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吧,在北大经历了初期的洗礼,又放眼看了西南华南的“轰轰烈烈”,就颇有“登岱归来不看山”的气概。京沪杭等地的运动,大同小异,都作冷眼观。南京、上海、杭州和无、苏的高校,虽身临其境,也都走马观花,觉得没多少新鲜内容。关注点移向六朝名胜、太湖风光、苏州园林和沪杭繁华……我们次第观瞻了“总统府”、中山陵、鸡鸣寺、采石矶和南京梅园。梅园为国共和谈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的驻地,自有瞻仰凭吊的意义。也领略了包孕吴越、剑池虎丘、留园拙政以及“姑苏城外寒山寺”。流连于杭州的湖光山色、西泠印社和柳浪闻鹭。在苏堤白堤,肃然于东坡居士、白氏乐天的历史政绩,“想见其为人”。
四个穷学生已羞涩于阮囊,返程中刘君成德又患牙疼于沪上,成天蹙额捂嘴“嘶嘶嘶”,我们三个“健儿”深抱同情,热闹无可久留,11月初狼狈返回北京。

    不知怎的,眉间心上总是山河震荡,遍地沸腾。无以名状的不安与忧虑挥之不去……看来,中华大地难有宁日了。

五、文革两大派的对垒与北大“老佛爷”的专权

    聂元梓日益专擅,排斥异类。校内运动“大方向”已经偏离,群众斗群众在全校蔓延,随着1967新年钟声在寒气中飘走,局面越发混乱。中文系四年级女生沈达力被逼自杀,二年级有人跳楼,“222”室打成“反革命”,史学家汪钱成了冤鬼,翦伯赞、冯友兰、王力、傅鹰、黄昆……一大串“反动权威”编入了劳改队。恐怖与压抑弥漫在淡淡的血腥气中。

    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挑起的“一月风暴”迅速席卷全国。中央文革号召“革命大夺权”。各地省市委崩溃,政府瘫痪,大武斗在全国出现。春风化为赤炎,“革命委员会”在腥风血雨中拔起,一个接一个“致敬电”“最最最热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场“风暴”以后,全国局面不可收拾。在北京,高校学生的很多人,从持续的狂热中逐渐清醒;面对扫荡文化、诛灭智慧、否定知识、逼死干部、学者和作家,种种机构团体土崩瓦解的血腥现实,开始冷静沉思,“文化大革命”到底为了什么?国家与个人的前途在哪里?而无可奈何地走向消沉与逍遥。他们正经历的时代的疯狂、失望、痛苦,今天的年轻人无法理解。

    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开。老帅们“二月大闹怀仁堂”、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谁“拍断手指”,谁谁骂“过河拆桥”,又谁谁甩出一句狠话,“跟了一辈子跟成这样,不跟了……”,怒发冲冠,扬长而去。闻所未闻,忧所未忧。很快,这一事件被说成“二月逆流”。人们随着惯性,没命地推波助澜,又跑上大街大刷特刷“反击二月逆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标语,贴出一张又一张批判“二月逆流”的大字报。北大的运动就在这种气候中走向深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列车,正雷霆万钧驶向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自然界已经春暖花开,眨眼工夫绿荫匝地。校内越来越乱,两大营垒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涌出了数不清的小派别。“六六串联会”、“北京公社”、“零(0)派”、“橘子洲”、“新北大公社”、“红旗飘”、 “井冈山”……五花八门。大字报又铺天盖地,各表各的观点,围绕“校文革”施政的谬误,展开全面混战。“老佛爷”代替了“聂元梓”,爬上大字报满校飞扬,各系师生员工四分五裂,互相厮杀。最终,反对聂氏“校文革”一派五、六千学生,汇成“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后来毛主席召见“学生领袖”派头头们,对着聂元梓说,“井冈山这股洪水一出来,就把你老佛爷的佛堂冲垮了”,给了两派尖锐批评。笔者参加到“兵团”在中文系一个战斗队“战地黄花”,参与激烈的大字报战。不久,中英生出外交纠纷,世界帝修反趁机掀起一股反华浪潮。北京作出强烈反应。笔者汇入北大队伍的洪流,前往东交民巷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英、美帝国主义”!“打倒苏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慷慨激昂,十分革命。 

    7月20日,毛主席由王力等陪同南巡视察,这一天正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武汉“7.20事件”发生。有全副武装的大量军人参与其中冲击东湖宾馆,抓出王力打成重伤,登到《人民日报》上的照片,王力头上缠着绷带。事件震惊全国,波及世界。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脱不了干系。消息传到北京,又是群情激愤,声讨陈再道的大标语满城挥刷。我们上街游行,“打倒陈再道!”“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回来思忖,王力和主席住在同一个宾馆,那里胆敢生出这种事,背后是何蹊跷?由这个“史无前例”诱发的海啸,泯灭理性、清除智慧、破坏一切,扫荡一切,我们从内心已经生出强烈的反感而又不得不随大流,只暗暗盼望快些结束这场乌烟瘴气的野蛮与疯狂。

    在国外,我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遭暴力冲击,大使姚登山不畏强暴,指挥使馆人员坚决维护中国的尊严而受伤,应祖国之召返回北京。我们随北大队伍,不顾汗流浃背,赶往首都机场和兄弟院校汇合,迎接这位归自反帝反修前线的民族英雄。在午后炎热的烘烤中,齐聚机场的成千上万学生,情绪热烈地站在四周等候。一队军人沿四下走动维持秩序,走到我们跟前。
    约莫四点,机场大门鱼贯驶入一溜儿乌黑闪亮的红旗牌轿车。头一部车门一开,跳下来的果然是周总理!他精神抖擞,站在车旁,不断招呼从后面车内出来的人,意气洋洋,像个小伙子。全场沸腾,山呼海呼。过了一会儿,最后一部“红旗”驶进,出来的才真是陈老总。他四个兜儿的军装显得松宽,裤管也高,鞋袜露着,帽沿有些耷拉,也不跟人招呼而颇显生动。那时候陈毅外长日无宁卯,正在外交部受苦。大家又是欢呼又是笑。同学们对陈老总特喜欢,也特敬重,哪怕他那时候那么灰溜溜。不多时前方低空传来轰轰隆隆的声响,姚大使到了。等到这位身材高大的英雄出现在舷梯上,挥了半天手,才走下地,并未发表讲话,就钻进了迎候他的“红旗牌”。
    姚大使不争气,一回来就卷入外交部两派纷争,以为自家功高业壮、天下扬名了吧,在江青、康生、陈伯达们的默许下,把陈老总赶下台,自己坐上外交部部长交椅。人们由此对他另眼相看。好景不长,没当上几天部长就垮台了。这不也是“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吗!

    北京的高校已分成“天派”“地派”两大阵营。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人大“三红”和聂元梓为头儿的“新北大公社”等归“天派”。地院“东方红”、北师大谭厚兰“井冈山”和北大“孔杨牛侯们”的“井冈山兵团”,、清华“414”、人大“新人大公社”、这些是“地派”。“天”“地”合起来,在号称“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五个派头头搅动下,北京城倒海翻江,没一寸静土。以至1967年初夏,在某种默许下,居然煽动起成千成万狂热的学生围困中南海,盘踞着几条大街,在那里安营扎寨,高音喇叭昼夜呼喊,声称“坚决揪出刘少奇!”十几天之后,才被“劝说返校”,成为“文革”中又一股浊流。这一次,北大忙于内战,只聂元梓派了几个代表去推波助澜,借以显示她的影响和地位。

    来了两次批斗“走资派”的大行动。笔者随大流,都参与其中,充当波涛中一个水点。

    已是冬天,寒风咬啮。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批斗“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杨”当日缺位),把斗争推至又一个高潮。稍后,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批斗鲁迅定的“四条汉子”。批“四条汉子”的会,台上还坐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曾在延安窑洞中聆听过毛泽东“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高论那位年轻的美国女记者。此时人们看到的,这位早已是国人妇孺皆知的斯特朗,已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了,头戴一顶黑色绒帽,坐在台上一言不发。斯氏一生追求光明,后来对斯大林失望,离开苏联来新中国定居,享尽礼赞。今天她看到这些,又想些什么呢?人们不得而知。

    北大组织了一场批斗彭真、周扬等人的大会,陆平、彭佩云等“走资派”陪斗,两派同时参加,仍在东操场进行。我们意外看到李敦白坐在台上。这位久已加入中国籍的美国佬,老早就名扬四海,又是个“中国通”,连北京土话都会讲,还成了一名中共党员,充当着华籍外国专家。今日批斗会,当局请了他来先作讲演,以壮声威。此君个子不高,并非“山姆大叔”,而口才棒极,一口“京片子”,戴个“前进帽”(别处叫“鸭嘴帽”)。一开口,他一手高高举起《毛主席语录》,一手举起“黑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蔑称),说:“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这两本小书的斗争……”,别开生面,新鲜幽默,讲得人海欢声雷动。听说,四十年代初,他以进步记者身份去到延安,甚获嘉许,便留居中国,“文革”之后才回到他的故土。“中国通”讲完,一声“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押上来”的呼喊,阶下囚们到位。几名套着“新北大公社”红袖套的学生,在“喷气式”背后不停地按他们的头。彭真,这位曾赴莫斯科面对面斥责赫鲁晓夫“你们才是好斗的草鸡(母鸡)”的“反修斗士”,今虽已成阶下囚,按他头时他不服,昂起来,大声抗争:“我还是共产党员么(党籍尚在)!为什么要低头?”一片“打倒”、一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怒吼。周扬不作声,才免去了几多皮肉之苦。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批判彭、陆、罗、杨大会西郊联络处”,设在中央民族学院。同班的王涛在那里“上串下跳”。室外寒风刺骨,尘沙大作。一天,笔者从屋出去,楼道口走来王涛,夹着一捆白白的小木板。还老远,他就高声喊道:“老杜啊!快,快进屋给我们写牌子,你毛笔字好……”笔者莫明所以。已在上文点到,这是要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彭、陆、罗、杨”了。笔者欣然接受任务,大写特写“反革命修主义分子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直写到末一名“分子”,并按王涛吩咐,“每个名儿上打个×”,放桌上高高一摞子,拿给王涛,也就没管了。没想到1968年春节前,笔者回四川平昌老家看爹娘,路过巴中城,居然看见到处张贴着这次批斗会现场的海报照片,台上挨批斗的“彭、陆、罗、杨”们,胸前所挂黑牌子的姓名,那字迹正是笔者所为!先还一阵兴奋,随后便发怵:“这可糟了,要秋后算帐,这不成了我的罪证?彭、陆、罗、杨何等人物啊……”幸好,看来他们要“永世不得翻身”了,“秋后”的“帐”算不到我这无名小卒头上。

   返回学校,北京形势又一大变。王力、关锋、戚本禹,昨天还是江青们亲密战友的人,这时候轮到作阶下囚,一顺溜儿也倒了。白衣苍狗,天意何其难测。校内,“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两派针锋相对进入白热化。聂元梓、孙蓬一们的大喇叭,从早到黑轰炸,“孔杨牛侯们,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还辱骂周培源副校长“周白毛(周先生银发满首)”“喝美国牛奶长大……”所谓“孔杨牛侯”,即孔繁、杨克明,参与过“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起革;牛辉林,法律系学生,侯汉清,图书馆学系研究生。都是“井冈山”的头儿。周先生起先也曾列入“井冈山”负责人之一,周恩来总理劝他退出了。“井冈山”的大喇叭则以“聂孙之流”回敬。互相对骂,无止无休。

    聂元梓、孙蓬一这些人政务训练有素,老于世故,深谙“斗争哲学”的堂奥,又长于分化瓦解之术。“牛侯们”这班毛头小伙子远非其对手。全校学生万余人,绝多反感于聂氏“校文革”的倒行逆施,七八千学生投到“井冈山”麾下,个个成了“铁杆”,能量巨大,又拒不投降。聂元梓们责令各系“文革”找出学生名册,挑出“井冈山”的人,按他们的家庭地址,给散在全国各地的“井冈山”家长们发去黑材料和劝降书,威吓家长叫子女归降。笔者的父母就收到过这种东西,害得他们担惊受怕。家在京城的“山上人”,聂元梓们则派人直接去找家长胡搅蛮缠。......

     2009年3月21初稿
     10月16日改定
       (本网摘录,作者文责自负,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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