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元梓 （2010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贵刊2009年第1期刊登的牛辉林《夜半抄家记》一文严重失实，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及名誉诽谤，仅举几例如下：
　　第一，牛文说：……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接见时，指示由我负责组建并用巴黎公社选举方式产生，领导校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并不是一级政权组织。
　　北大不存在以我为首的左派团队。1966年“5•25”大字报是哲学系尚未到农村参加四清的几位教员和干部，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根据北大长期在左倾思想领导下，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派、反右倾、社教运动……）中，群众的积怨而写的大字报。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写大字报的这几个人并不是一个什么组织，曾有人说：“当时我们都下去参加四清了，如果在校我们也会签名的，那就不是七人大字报了。”
　　江青、康生在北大群众大会上是讲过“张承先工作组走后，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话，但北大文革委员会不是“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成立的”，而是在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同志亲自领导下，于9月9日选举产生了42名正式委员和10个候补委员组成的。（见《北京大学纪事》第651页）
　　第二，我没有叫姜同光给牛辉林打过电话，让他派北大红卫兵到我家撵吴溉之子女为首的在我家闹事的红卫兵。
　　我知道吴概之的儿子与两个学生一天上午到我家来过，当时我不在家，回家后是保姆彩兰告诉我的。王梦兰也证明。此后，我再不知道也没有见过吴概之子女带领一伙红卫兵来我家闹事。我的儿子放学回家吃晚饭，也没有见到这伙人。那就用不着让牛辉林用大汽车把他们拉走了。
　　第三，陈葆华不是我的秘书。她没有陪我到牛辉林的“北大红卫兵总部”办公室（当时是叫红卫兵联络站），当然没有我对他那长篇谈话。
　　其实牛辉林抄吴概之家的全部情况，陈葆华早已向我汇报过了。她跟着去就是看管牛辉林不要出大问题的。当时吴概之由儿媳（穿着军衣）搀扶着应对牛辉林抄家的行动。文件柜已经由他的单位查封，但牛辉林还要启封检查是陈葆华阻止的，红电话机已由单位停机，根本没有我叫“陈葆华同志让你半夜拉吴概之到中组部门前的大街上批斗”的事。
　　第四，牛辉林说我让北大派人把吴氏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教育。我没有中央的电话也没有这种资格叫总理来管理吴概之的子女。康生我从来不称他“康老”。
　　第五，牛辉林的文章把我写成一个品质恶劣的小偷，不仅偷走了吴概之的古董古玩等珍贵物品，连笔、墨、纸、砚都偷。吴概之的亲朋好友肯定都知道他没有这些东西。他从来不写大字更不玩古董古玩。1968年军队抄家证明我家没有抄出一件珍贵的物品。牛辉林还说，刘亚楼将军送给吴概之儿子结婚的贵重礼物“一只女手表”我从吴概之手中拿走，故意摔坏后交还。纯属子虚乌有。
　　第六，牛辉林还说：“……成了整肃对象的聂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计调离北大”，又说聂元梓“认识吴概之老人后，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做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把我说得那么低三下四。这是牛辉林毫无根据的猜想。
　　吴概之没有秘书，家中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司机、一个厨师。没有警卫人员更没有警卫军官。
　　第七，牛辉林说“老人带她回湖南老家结婚度假（婚假是中组部长安子文在老人家中当着聂元梓的面给陆平打电话要的）”。肯定的说，没有一个南征北战几十年的高级老干部回农村老家结婚度假的。这事只要问一下两个人的单位就清楚了。牛文写了很多有声有色的细节，好像他在身边看到了一样，其实都是虚构的。
　　第八，我从来没有说过吴概之是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
　　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前方都是在彭总率领下与敌人战斗的，黄克诚不仅是我的领导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在战争中，无医无药，我的生命处于危在旦夕时，是他派军区吴部长给我开刀挽救了我。我怎么能说他和彭总都是大黑帮呢，而且我还与他夫人唐棣华同志一起工作，她是区委书记我是区委副书记，他俩都是我感恩不尽的领导人，有人这样的造谣诬蔑使我十分的痛心。
　　第九，“5•25”大字报不是我个人写的，牛辉林说的“不知当时在北大做秘密调查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给了他什么消息就有了毛主席后来亲自批示的‘5•25’大字报”。没有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也会产生，毛主席决定对“5•25”大字报的批示广播，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决定的，与曹轶欧无关。没有曹轶欧和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同样会被批示广播的。
                                                     2009年4月21日 

附:

北京大学红卫兵成立 聂元梓让我半夜抄她丈夫的家
>> http://www.mhwh.com/culture/showcontent.asp?id=6882&supperclass_id=17

作者: 牛辉林

    公元1966年，“8•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那时的聂元梓如日中天，是全国上下公认的“第一左派”。所以，北大师生中还没人想到除了校文革政权外，能够再自发建立其它群众性组织。

   “8•18”之后，北大师生才知道毛泽东除了支持“左派”人物贴大字报造旧党委的反，更支持广大学生娃娃的红卫兵组织造旧世界的反！于是北大校园内很快就有些“红五类”（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自发组织各种名称、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团队。其中就有我跨系（打破系与系的界线）串联了600多“红五类”同学参加的“北京大学红卫兵”。
    我当时是法律系二年级学生。那时的法律系是国家规定的“绝密专业”，全系五个年级清一色“组织观念强、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的“红五类”学生。  
    “5•25”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大字报一贴出，法律系全系师生一致坚决反击，坚定维护党组织的权威。我在那几天与大字报支持者的大辩论中十分风头，是全校出了名的“老保”。6月份，“5•25”大字报成了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和系里的同学们着实痛苦反省了一个阶段。
    7月26日在中央文革主持的关于工作组问题全校辩论大会上，我“将功折罪”又代表法律系同学发言表态批判工作组，支持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成了全校知名的“两头冒尖”人物。
    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红卫兵，我多次向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左派老师们检讨“5•25”的错误，汇报组建红卫兵的工作，得到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谅解、信任和支持。9月份时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支持下，正式出任了“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时称“总勤务员”，俗称“司令”。后来社会流传很广的“北大牛司令”称谓由此而来。

    北大红卫兵成立前后，全国“大串联”已经开始。虽然北大校文革一再号召全校师生“留校闹革命”，到了10月北大外出串联的学生已是十之八九了。我也就趁机与两位不是北大红卫兵的好友到长江以南去游山玩水，直到12月中旬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联”后才返校。抄家事件就发生在我返校不久的那些日子里。 
聂元梓面授神秘“任务”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值班的同学接到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老师的一个奇怪电话。电话里说有一伙小流氓在聂元梓家里捣乱，让北大红卫兵去一些人把他们赶走。值班同学是我的好友、历史系四年级的何本方，为了解情况，他自告奋勇先去老聂家里侦察。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何本方回来了。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地说:“老牛啊，帮助老聂去撵人的事可不能干哪！”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侦察结果。第一，这是一伙大学红卫兵、高干子弟。第二，领头的一男一女是老聂现任丈夫的儿女，男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女的是北京邮电学院学生。老聂的丈夫是资格很老的中央一级大干部。第三，兄妹两人到北大与政治运动无关，是向聂元梓讨要家里东西的。据说聂元梓拿了老爷子和孩子们的不少好东西…… 
    这时，聂元梓的秘书、哲学系青年女教师陈宝华来电说老聂要亲自来见我。不一会儿聂元梓到了红卫兵总部办公室。她一落座就表扬北大红卫兵阻止外地串联学生，保护校门石狮、华表等重要文物的功劳，并借题发挥地说:“你们现在是北大的主人，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有责任。对北大的运动、师生们的安全更要负责，你说对吗？”接着话题一转:“你知道我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有一伙小流氓到您家里捣乱？”我也是明知故问地试探。
    “姜同光给你们打电话了吧？其实不是什么小流氓。领头的是兄妹俩，都是大学生，还是红卫兵。自以为是高级干部子弟，无法无天，谁劝都不听。”老聂口气很平和，颇有长者之风。 
    “是不是要我带人去把他们赶走？” 
    “也不是，北大这么多人赶走他们几个人还不容易。因为领头的兄妹俩和我有特殊关系，所以我请示了中央，让北大派人把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负责教育。” 
    “总理和康老？”我一时惊得脱口而出。 
    “他们是来闹事的。我现在这个年龄和身份总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吧？因为这么个事，动用公安、保卫、‘校文革’也不太合适吧？想来想去还是由你们红卫兵小将出面比较妥当。我刚才也说了，你们北大红卫兵也有责任帮助我嘛。” 
    “您说得对！您说怎么办？”我赶紧表态。 
    “很简单，你带些人去家里，不要骂，更不能打，要讲道理，劝他们离开北大，由你们护送到中南海交给总理和康老。” 

夜半授命改抄家 

    我集合了二十多名晚饭后在校的北大红卫兵同学到聂元梓家中，几经交涉，软中带硬地带着兄妹两人乘坐“校文革”派的大轿车一块到了中南海北门。可没想到，在门外联系了四五次，根本联系不上总理和康生。时间到了半夜十一点多，押送人的红卫兵们开始发牢骚，埋怨我办事没谱。 

    正在我进退两难时，聂元梓和陈宝华坐着小轿车到了。陈宝华把我叫到小车里。一见到聂元梓，我就没好气地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中央今晚有紧急会议，总理和康老都没有时间。我请示过了，让你们把这兄妹俩送回他们自己家，交给他们的父亲管教。”老聂有些不自然地说。 

    “他们父亲又是什么人?”我没好气地问。
    “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 
    “让黑帮分子管教？”我一时还真转不过弯来。
    “不是一般的管教，是要抄家！要严令他不准再唆使子女到北大闹事！”聂元梓也没好气地狠狠地说。 
    我的心中虽然充满了疑虑，但也只好听从她的指示，由她乘小车在前领路，我们押着兄妹俩乘大车跟在后面。没多久两辆车停在一个大胡同口。聂元梓从车窗口指着胡同里一个亮着一盏灯的门楼，向我交代任务:“这就是彭黄分子、大黑帮吴溉之的家。他的主要罪行，第一，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死党；第二，勾结安子文叛徒集团迫害干部，生活腐化；第三，纵容子女迫害左派。你们一定要勒令他低头认罪！” 

    当我起身准备去执行老聂的指示时，她又小声地说:“你要注意，他家书房的桌子上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你进去先要掐断它，防止他家的人向外通气！”闻言，我脑子里闪过了一丝嘲讽的念头:“是怕人家向中央报告吧？”这更引起了我对这次抄家合法性的怀疑和警惕，也就坚定了我在抄家过程中一方面虚张声势应付聂元梓，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敢伤害吴溉之家人的想法。 

抄的居然是聂元梓丈夫家 

    我们采用从电影、小说中学来的“上房压顶”、“居高喊话”等各种办法才打开了吴家紧闭不开的大门。又在三进三出大四合院的外院与警卫军官和工作人员们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才在二进院的正房客厅见到了一身睡衣、一脸病容的吴溉之老人。老人十分沉静，用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道:“小同志，你们是什么单位的？”“北京大学红卫兵！你少套近乎，我们和你不是同志关系！”我想尽量表现出合法抄家的气势。 

    “噢，那就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喽？”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看到老人神秘的笑容，我一时心慌，竟没有听清老人把聂元梓说成“泥丸子”是什么意思。 
    “首长问，是不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扶着老人的工作人员自动当了翻译。 
    “我们是奉了中央首长的命令来抄家的！” “噢，是哪位首长啊？”老人仍然是面带神秘的笑容。“总理和康老！”“噢，是聂元梓同志给你们传达的吧？”“用不着你问那么多！现在是北京大学红卫兵奉命来抄你的家！轮不着你来盘问我！”我一时火气上冲。 
    “小同志噢，别动火气嘛，抄家也得向我说明个理由吧？”
    “那，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聂元梓同志是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北大‘校文革’主任、主席支持的全国第一左派？” 
    “怎么会不知道呦。元梓是我的爱人，我们是夫妻嘛。应该说我比你知道得多呦。”
     老人一口一个“丸子”，一口一个“夫妻”、“爱人”地解释，突然让我感到有些滑稽，不以为然地反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让子女去北大迫害她？”
    “你到现在还没闹清楚我让孩子们去北大干什么嘛！”这位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党组书记的老人，抓住机会用长辈的口气驾驭场面。 
    “那你让他们干吗去了？”我没好气地顶了一句。“你看看你，做事没有调查清楚很不好嘛。两个孩子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叫他们进来当面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没办法，我只好让人去叫兄妹俩来。老人对兄妹俩说:“噢，你们把我写给聂元梓同志的信给小同志看一看嘛！” 
    兄妹俩从身上拿出老人的信交给我。信的大意是:“元梓，很希望你能回家来住。我还是很爱你的。如果你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我也同意办理离婚手续，绝不拖累你。但你拿了孩子们的东西请还给他们，孩子们多次要去北大找你，我都劝阻过……” 
    我反复看着信，想着来以前何本方说的别管人家的家务事，感到很没意思，便转向兄妹俩:“你们去要什么东西？” 
    “那是两年前空军从香港捎回来的一只女表，很贵重，是刘亚楼叔叔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当哥哥的那位不无自豪地说。 
    接着兄妹俩又向我简单说明了去北大的经过。老人和聂元梓结婚后，聂元梓不断从家里拿东西，竟然拿走了刘亚楼送的表，兄妹俩坚决要去讨还，老人家没办法才写了那封信。没想到聂元梓还给他们的手表竟被摔坏了，兄妹俩便与聂元梓闹起来。兄妹俩越说越气，当着我们大骂聂元梓:“这个坏女人，太毒了！她困难时找关系来巴结我们家，现在翻了身又来迫害我爸！” 

象征性抄家、保护文件 

  “好了！我们不是来听你们家的控诉会的！”我发觉满屋子的人都在静静地听兄妹俩的控诉，突然觉得抄家要泡汤！老聂就在大门外的车上，回去怎么交代？我赶紧打住兄妹俩的话头，转向老人:“告诉你，我们这次来一是要抄家，二是严令你管束子女不能再去北大闹事！” 

  “小同志，我来告诉你，我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我家里的所有文件都是绝密！你可是动不得呦！” 

  “抄家又不是抄文件。我动你的文件干吗？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我们抄家没动你的文件也得有个手续凭证。凡是放文件的柜子一律封存，你要签字！省得将来说我们动了你的绝密文件，吃不了兜着走！” 

说办就办。吴家工作人员找来了纸张和北大红卫兵们一起裁出纸条，写上封条年、月、日，再加盖我带来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公章，按老人家指点的文件柜、办公桌，看也不看，一一封存。然后写好字据，老人家和我签了字。一件对我来说可能影响一生的政治事件就这么圆满地解决了。40年来，每每想起这一幕，就庆幸万分！ 

封了文件柜，总得还抄点什么才算得上抄家，便没收了一副麻将牌（涉嫌赌博）、一个木制类似八卦的古董（涉嫌迷信）。我拿起桌上那个早已掐了线的“红机子”，心想抄的东西少了点，分量轻了点,猛地想起聂元梓还交代要把那辆吉姆车开走。老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在抄家清单上签了字。这时，陈宝华把我叫到屋外，低声传达:“老聂让你们把吴溉之拉到中组部门前批斗……” 

    “这都后半夜了。街上哪里还有人？批斗给谁看？再说了，这个人年岁这么大，又有病，万一出个事，谁负这个责任？这事我不干！谁干让谁干去！”这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对聂元梓为人的反感，说话嗓门就大起来。陈宝华一看劲头不对，赶紧走了。 

    “抄家结束，全体撤离！”我带着气回到屋里大声宣布完，转身就走。“小同志，希望你再来。”老人在我身后亲切地说了一句。 

40年后重见老聂 

    那次抄家之后，我又和同班好友牛泰生、吴金岳一起两次回访吴溉之老人的家。老人和他的子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讲述了与聂元梓相识、结婚、反目的全过程。 

    原来聂元梓到北大前在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当处长。她那时的丈夫是市委副书记。因政治和生活上都犯了严重错误，聂元梓与其离婚后通过关系找到北大党委书记陆平。陆平对她一直不错，先安排经济系副主任，又出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5年“社教”运动中，高教部驻北大工作组认为陆平党委有严重问题。聂元梓跟着工作组充当批判陆平党委的积极分子。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走高教部工作组，改派北京市委工作组。陆平党委一班人立即对她进行清算和批判。聂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计想调离。认识了吴溉之老人后，聂元梓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当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当老人带着她回老家结婚后回到北京，已是1966年春节后了。 

    当聂元梓得知彭真和北京市委受到严厉批判、垮台在即的消息后，预感北大陆平党委的日子也不久了，就住在北大观察风向。后来就有了毛主席亲自批示支持的“5•25”大字报。此后，聂元梓每天在北大忙运动，偶尔回一趟老人家，便带走一些笔墨纸砚、古董、古玩等值钱的东西。 

    我们因此认为聂元梓是一个品质不好的人，1967年初便趁着解放军进校搞军训，发表声明解散了北大红卫兵。不久，北大以哲学系干部教师为主体的“社教”运动中反陆平的“左派”队伍内部发生分裂，影响到一部分高年级同学成立了“反聂”派。本来我们这伙低年级的学生是置身于外的，但聂元梓担心我把抄家的事情抖出来对她不利，恶人先告状向江青报告我是与“联动”关系密切、攻击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坏人”，导致江青公开点名说我是“坏人”。愤怒之下，我们一伙也加入了北大“反聂”一派。 

    无巧不成书。40年后的2006年，我看到了聂元梓的回忆录，果然有抄家一段，果然把责任推到我头上，说是我逼着她领路去抄吴溉之的家。我一笑了之。没成想，过了不久就在北京遇到了八十高龄的聂元梓。老聂已经认不出年届花甲的我。当我自我介绍后，老聂的第一句话是:“牛辉林啊，我的书还在修改，你将来写书可不要骂我啊！”一位历尽政治沧桑、坐了十多年大牢的耄耋老人仍然如此机敏，如此看重自己的名誉，真让人感叹、唏嘘不已。
  
   （作者是当时北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

    本文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一期<夜半抄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