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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之争论
讨论: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牵头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炮制的? 粉碎“四人帮”后,北大党委作了调查,把康生插手北大的几件大事(包括他插手这张大字报的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报告,要求在北大揭批康生的罪行(当时康生的反革命面貌还未公开)。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党委书记周林于1978年12月9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党中央指示,揭露康生、曹轶欧的罪行。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康生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和其妻曹轶欧的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
 
    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1999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和穆欣先生在2000年9月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5辑上发表的文章《“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提出了新的说法。印红标先生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穆欣先生说:“康生事先没有插手这张大字报”,“过去有些著作和文章中讲是在康生和曹轶欧指使下炮制出来的,笔者也曾根据当时的传闻,在所写的文章中说过类似的话。然而这不符合实际情况。”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许多知道实际情况的老校友、老同志和教师们,认为该两文违背事实、混淆是非,应该据实予以澄清。  

    
一、“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策划、授意下炮制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未出席会议。会上,首先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的一系列意见,介绍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情况。16日,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左”倾指导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林彪、康生、张春桥之流的阴谋家,成了中国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
      
        康生派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要“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 
  
    还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前几天,担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康生就急急忙忙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由其妻子曹轶欧(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即康办主任)为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为副组长或“负责人之一”,还有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张恩慈,红旗杂志社二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一人,光明日报社一人。这个调查组的任务是什么?在调查组人员基本到齐后,康生召集他们到钓鱼台开会,向他们透露了《中共中央通知》内容,让他们“在调查中分辨真批判或假批判”,说“按《二月提纲》批判就是假批判”。据刘仰峤1978年11月回忆:“康生讲了北大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的问题,北京市委的问题。”另一次在康生家中,曹轶欧向刘仰峤讲:“调查组是在康生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这次调查“重点是北京大学”,“这和北大党委及市委大学部的指导思想有关”,要“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揭发陆平、宋硕、市委”。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一次讲话中曾明确说:派这个调查组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 
    调查小组于5月14日到北大,当天中午曹轶欧由张恩慈陪同接见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曹称到北大是了解学术批判情况的,伪称只作调查,不干预北大党委的工作。陆平提出校党委向他们作一次汇报,她拒绝了。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曹等未住,却住在西颐宾馆(马列主义研究院所在地),背着北大党委,大搞反对陆平、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秘密活动。
   据调查组一些成员谈,他们大体是这样分工的:曹轶欧“指挥”全组,“独来独往”于西颐宾馆与钓鱼台(康生办公处)之间,她主要找北大干部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刘仰峤“不常去,也很少说话”,有时陪曹轶欧听听北大干部汇报。一人搞内勤,分管内部文件资料,张恩慈等4人跑外勤。一开始“曹轶欧几次问到彭癿云在不在北大,在干什么?”当时听说彭在北大十三陵分校历史系蹲点,于是马上派张恩慈“率领”两个组员到分校。但彭癿云不在那里。他们作了些“调查”,写了调查材料(主要谈“彭癿云在北大与陆平、宋硕、北京市委等上下联系的情况”)汇报给曹轶欧并转康生。几天后,除张恩慈外,其他二三人每天到市委大楼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后抄清楚交曹轶欧,曹说是为了给康生看的”。康生很重视每天摘抄的大字报,曾说:“你们到北京市委抄的大字报很有用处,帮助中央,很有好处”。“张恩慈是曹轶欧的助手,负责对外的联系”。因为他原是北大哲学系的,北大的主要活动都由他联络。这就是说,调查组“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的任务中,被称为“哲学系左派联系的中心”的张恩慈,扮演了重要角色。(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是社教前期的“左派”即积极分子,并被吸收为工作队员。1965年7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后又回校参加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即国际饭店会议——笔者注)。 
   
       曹轶欧要陈守一“领头和聂元梓等共同来搞”,被陈严词拒绝 
   
    据1978年11月刘仰峤讲:曹轶欧找过聂元梓等人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动员他们往上揭,明确要他们揭发陆平、宋硕、市委”。据崔××(北大党委常委)讲:曹轶欧找他谈:“要揭陆平的盖子”,“要连锅端”。在这里我们举出曹轶欧两次找陈守一谈话的情况,可以看出她谈话的目的和她的手段之恶劣。第一次是曹轶欧直接和陈相约,由张恩慈陪曹登门拜访。据陈讲:曹说:“北大学术批判方向错了,是宋硕、陆平、彭珮云他们搞的,需要揭发”。陈说“如有问题,陆平虽有责任,但我是直接负责”,“北大的学术批判党委常委分工由我管”。曹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勇于出来揭发陆平和市委领导”,“只要揭发,你什么责任也没有的”。陈说:我不能这样看问题。她让我想想,下次再谈。过了三、四天,也就是5月15日左右,曹轶欧又来电话,约陈到西颐宾馆谈话,刘仰峤副部长在场。曹问陈考虑得怎么样了。陈请她指出北大错在什么地方,她说:“学术批判不得力,你不负责,如果你能出来揭发,你更是什么责任都没有的。”接着,她问陈:“聂元梓怎么样?你(对聂)印象如何?”陈讲了看法后,曹轶欧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陈说:“学术批判如有错误,首先应是我负责,我不能诿之别人,如果我揭发陆平,我算啥?!”曹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搞的鬼。”我说:“我怎能这样看问题与处理问题呢?”见我始终没有同意,她表示算了。但又很神秘地告诉我:“这事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应该绝对保密。”(见陈守一签字的1978年7月的谈话记录、10月写的揭发材料及陈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是公正的》)
   
      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是曹轶欧授意张恩慈串联人写的  
 
    据1979年7月16日刘仰峤讲:“一次张恩慈同志提到宋硕同志在北大谈有关开展大批判的精神(即5月14日陆平传达宋硕讲话——笔者注),就认为抓到东西了。她(曹轶欧)说这就是要捂盖子。要从学校往上搞。从此开始,一直到聂元梓等第一张大字报贴出,都围绕宋的讲话进行调查。”“大字报出来后,张恩慈同志告诉我: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调查组的工作是按曹讲的方针干的,都是由曹具体指使下进行的。”刘的结论是:“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连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搞成第一名是因为聂是总支书记。”  
  再看一下北大人事处白××副处长1979年7月16日写给党委的材料:“(1966年)5月20日,张恩慈打电话要我去西颐宾馆汇报情况,听我汇报的有曹轶欧、刘仰峤、张恩慈,汇报内容主要是社教之后北大的干部情况以及学校的政治情况”。“汇报整整一天。”“第二天我到西颐宾馆找张恩慈,张恩慈告诉我:他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贴出来之后,要我从一总支角度上支持一下(人事处党支部当时属机关一总支——笔者注)。这时我才知道他正在组织写这张大字报。”
  
     曹轶欧指示张恩慈:暗里支持,有所回避 
  
    张恩慈曾和杨克明及大字报的另三位作者分别谈话,要他们“串联左派”,但文科教师都在农村参加“四清”,因此,他们提出要张恩慈调一些“左派”回来。据张恩慈讲:“调查组进入北大后,曹轶欧很明显支持在国际饭店会议受压的人,当时有些人在乡下。调查组提出要调回一些人,我提供名单,曹轶欧同意后交给校党委。”下面是张恩慈代表调查组向党委提出调回名单中的一个党员1980年2月11日写的材料:“1966年5月31日,我由农村参加四清回到北大,第二天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大字报由聂元梓签第一名,因聂的名声不好,大字报广播后便听到一些非议。当时张恩慈表示对聂元梓签第一名有些懊悔。他告诉我,曹轶欧曾嘱咐他: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了,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因为他们是调查组的名义,宣称只作调查,不干预北大党委的工作。因此和一些人接触,如果不注意,被陆平觉察会造成被动。张恩慈听了曹轶欧的话,在七人大字报抄写张贴时便回避了。张恩慈说,当时他如果在场,便不会叫聂元梓签第一名”。“我又听杨克明说,他们开始时打算写材料通过曹轶欧向上面反映北大问题,因为形势发展很快,张恩慈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写大字报,于是他们便改为写大字报。” 
    杨克明在1978年12月写的情况是这样:“我听到《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回到北大与赵××、高××交谈。由于我们都是所谓社教积极分子,对国际饭店会议当时心里有气。……他们告诉我聂元梓想写材料上告。后来我到马列研究院找张恩慈说:我们也要向中央反映才好。张说:现在中央通知已下达,向上反映情况的材料还少得了,上面哪里看得过来那么多。他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我当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要求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搞。他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你们几个人搞就行了。”“回到北大,我找了赵××、高××,谈了张恩慈的想法,他们也表示赞同,并说宋××在,可找他一起搞。宋来后也赞成写大字报,我们就商量怎么写。赵××拿出了他的记录(宋硕讲话传达记录——笔者注)给我们看,我们都认为就从这个问题着手写大字报很好。”杨克明在1978年6月写的材料中还讲:“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说是暗示作用。我和赵××、高××都认为张的话有道理,写上告材料不如干脆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赵××1978年后写的两次材料讲:“关于串联写大字报,由于社教时的串联恶习,这次是串联起来了。”“串联开会写大字报的是杨克明。”“我是杨克明串联的,我又约了宋××,晚上到杨克明宿舍,参加的还有高××、夏××,聂元梓是后来的。大家商量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有的提出应开会声讨‘三家村’,有的说可串联、写大字报,有人说:张恩慈说可以写大字报,后来就决定写大字报。”1978年12月,张恩慈讲:在他(杨克明)说写完大字报后,要我给看一看,我怕担嫌疑,我说我不看了。张恩慈还讲:“我们进入北大之后,在校的哲学系一些同志(有杨克明等)向我打听情况,我曾向他们说:彭真有了问题,这回可以翻过来了。”     
    穆欣先生文章中断言“张恩慈事先不知道他们写、贴大字报的举动”,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聂元梓说:“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     
至于聂元梓,她和曹轶欧密谈不只一次。聂说:“‘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我和曹谈学校问题。”“我只想再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个报告。”后来“曹轶欧说可以写大字报”。“我们回到学校就吹风,酝酿写大字报。”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夜里,华北局来人找她谈话,她直截了当地说:“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当时的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也是社教中的积极分子)很不满地说:聂元梓“这是泄密行为,是出卖了曹轶欧同志。”   
    印红标先生引了聂元梓回忆中说的一句话:大字报“是曹轶欧让我贴的”,然后就在“让”字上推敲,认为“让”是“允许”,不是“指使”。那么对上面聂元梓的话,又该怎样理解呢?   
    穆欣先生的文章说:聂元梓“根本没有参与大字报的酝酿和起草,只是在最后定稿时碰上了”。实际并非如此。聂元梓说:“大字报的讨论,从始至终我都参加了”。参加酝酿的另外三人都说:三次酝酿讨论的会,聂元梓都参加了,就是第一次会“刚讨论不久,聂元梓也进来了”,以后都参加了讨论。其中一人还说:25日上午的讨论“由聂元梓执笔,边念边改。”
     
     “文革”初期大字报主要作者给戚本禹、江青写信称: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写的     
    我们还可看看“文革”初期,1967年7月,大字报主要作者写给戚本禹和江青的信,其中有《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的专题报告,报告称:“哲学系左派联系的中心是张恩慈,在他那里,保存了一些必要的资料,随时准备斗争。××等同志有时回城,到张恩慈处谈过。在二月——五月整个时期内,杨克明和张恩慈保持了经常的联系,留校的同志也和张恩慈有过联系。”“张恩慈首先杀了出来,他在五•二五前,向中央系统地报告了北大的问题,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并批发到政治局会议。”“就在这个时侯,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同志(中央文革是1966年5月28日成立,曹软欧这时只是康生办公室主任,调查组组长,文革成立后作了中央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笔者注)带领调查组来到北大!张恩慈也跟着曹大姐来了,这对我们是特大喜讯。”“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作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请注意:这里用的不是什么“暗示”、“启发”、“鼓舞”之类的遮掩词,而是比“指使”、“授意”更明确的“指示”。         

        康生自白:大字报是在我爱人他们促动下写的,聂元梓“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  
   
    1966年8月4日,康生在北大全校万人大会上作了这样的自白:“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要广播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与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我们也受到压力。”(康生所讲的“压力”,使我们想起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的文件,特别是5月25日夜张彦在北大党员干部会上传达的周总理补充指示,批评聂元梓大字报违反党和国家纪律。在另一次会上,康生当着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及红卫兵的面说:“如何对待这张大字报,当时我在北京中央是孤立的。”康生这些话的矛头不是明显地对着周总理吗?!)   
    1967年1月22日和29日,康生在两个场合作了进一步的自白。他说,1966年5月他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北大,“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是针对彭真和北京市委的”。 
还要说一点:张恩慈讲:聂元梓上台后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我曾为此向曹轶欧反映过聂元梓作的坏事。康生知道后,有一次当着我们的面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另据××讲:1966年7月份,我到中央文革调查组。有关聂元梓名声不好的舆论,继续反映到中央文革。有一次康生听了发火说:“我开始就说过:聂元梓是个混账王八蛋,我也支持她。” 
    
二、5月25日大字报出笼后,康生、曹轶欧继续活动 
   
    5月25日,大字报贴出后,受到许多师生的批评。杨克明在1978年12月写的材料中说:“这时,我打电话给张恩慈,说我们已经贴出了大字报,现在争论很激烈,你是否来看看。张说,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去,你把大字报底稿拿来给我看看。”可是“不一会张恩慈就和另一位同志来到杨克明处(据同来的这位同志讲是曹轶欧让他们来的——笔者注)。简单谈后,张就去找崔××(党委常委),让他在党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支持我们,然后又来杨处。这时赵××、高××、聂元梓等也都来到。张恩慈说:大家要继续出大字报,不管是怎样围攻都要顶住,不能作检讨。这实际上是传达了康生、曹轶欧的指示。”这时,杨把大字报底稿交给了张恩慈。关于这一情节张恩慈在1978年12月写的材料是这样说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遭到一些人反对,……杨克明打电话给我,并且很急,说他们被围攻怎么办,你们调查组管不管?!我说你怕什么?有《五•一六通知》怕什么?并说上边领导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说的上边领导,就是康生、曹轶欧。” 
  在“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即5月24日,党委召开干部会,传达了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关于文化革命对外宣传的五条意见,其中第五条关于大字报明确规定:涉及到机关、学校、企业内部的政治运动或超出现在公开批判范围以外的大字报,应该选择适当地点张贴,对外保密。要注意内外有别。聂元梓等是听了传达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当晚,华北局书记(同时也是北京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国务院外办负责人张彦及高教部等领导来到北大,先开了常委会了解情况,当夜12时召开党员干部会。当李雪峰说到:是党中央让我们来的,是总理让我们来的,全场热烈地长时间地鼓掌。他委婉地但是明确地批评大字报“内容有点泄露党的机密”。他说:大字报中央只要求一条: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总理代表国家,总理公布的,我们不听,那也不太好呀!张彦重新传达了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的文件,又传达了总理交待他补充的4点通知,并说“总理特别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纪律,就是要严格执行内外有别。”此后,大字报都移到了指定的食堂。 
  5月26日晚,曹轶欧将调查小组成员带到钓鱼台康生住处。康生充分肯定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放肆攻击彭真、宋硕和北大党委。说北大这个形势是最好的形势,(围攻大字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垮台条件,是对抗中央。他说:是作保皇党呢?还是做革命派?是作黑帮的喽罗呢?还是跟中央走?是红帮还是黑帮?这是北大党委面临的问题。 
   接着,曹轶欧在西颐宾馆接见了大字报作者聂元梓、杨克明和赵××,“热情地肯定了这张大字报。”   
   康生背着当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把大字报稿报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6月1日晚饭后,康生把调查组成员找去,告诉他们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要他们到北大收集反映。张恩慈也告诉了大字报的作者们。   
   当晚8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后,北大即广播紧急通知,要党委委员马上到临湖轩集合。到会的有华北局的负责人和曹轶欧。华北局负责人当场宣布从现在起,北大党委停止工作,派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北大工作。曹轶欧对党委、特别冲着陆平、彭珮云大肆攻击。
  大字报广播后,许多师生不理解甚至气愤。到当晚23时45分止,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就接到询问和质问的电话59次。广播事业局总编室连夜给穆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写了个简报。康生在上面批示:“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珮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学生群众的反映。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黑帮(宋、陆、彭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同样是当天夜里,王力、关锋、曹轶欧三人为配合这张大字报的发表,赶写了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据王力讲:“材料来自曹轶欧,反映了康生的观点,最后是由陈伯达定稿签发的。”这篇文章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这和北大社教中聂元梓等人的话,何其相似!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上把宋硕、陆平、彭癿云戴上了“黑帮分子”的帽子,把传达华北局指示污蔑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大阴谋”。真是贼喊捉贼!到底谁在搞阴谋?!反革命阴谋家康生一伙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三部曲”和“自发论”是站不住脚的,许多著作对“第一张大字报”的提法 是尊重事实的 
    
    穆欣先生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印红标先生说的出笼“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大字报是他们(六人)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从上面披露的大量事实,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两位先生都引了康生自白的那一段话(“大字报是在我爱人他们促动下写的”),可是都没有去深究曹轶欧等人是怎样促动这张大字报的。印先生也讲了“张恩慈透露的信息使这些教员得到鼓舞”,但却没有去深究这种鼓舞后面还有什么背景。他也提到了张恩慈是曹轶欧调查组的成员,但却强调张与哲学系的教师是“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他们说:“六位署名者”“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并把这作为“自发论”和  “三部曲”中第一部的重要依据,这就掩盖了张恩慈的恶劣作用。 

    印先生所谓“三部曲”的第二部,是“哲学系少数教师发起”后,“康生和曹轶欧给予了推动和支持”,这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   印先生把大字报的广播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这是把大字报的出笼和出笼后发生的事情混为一谈。似乎5月25日大字报贴出来引起了全校的辩论,大字报还不算出笼,广播后才算出笼。这是说不通的。
   
  《百年潮》另一篇署名文章,对印红标先生的文章大加称赞,对一些著作有关“大字报”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提法多有指责。我们粗略地翻阅了过去出版物中有关此问题的提法,现引出几个:
  
    1985年9月《北京大学整党文件选编》中讲:“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来北大点火,在曹轶欧授意下,聂元梓、杨克明等人写的”。这是一张“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1987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讲:“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1989年8月马齐斌等人编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讲:“这张大字报是在康生策划下,由当时在北大的‘中央理论调查组’负责人曹轶欧(康生之妻)怂恿和支持写的。”1996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席宣、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讲:这张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2000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毛著的《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讲:“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上这些关于康生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的提法,都是根据中央关于康生罪证材料中的提法的精神,作了大同小异的表述,决不是“道听途说”的“传闻”。而中央的结论是以大量事实为依据的,决不是“主观臆测下定论”的。印红标、穆欣两先生的新说法不能说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更说不上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这里需要对“宋硕讲话”作一说明。 
  
    1966年5月11日中央决定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进驻北京市委的工作组长、代理市委第一书记(6月3日正式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各部门的工作都已在华北局的领导之下。宋硕在5月14日召开各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上的讲话,正是传达华北局的指示。宋硕在讲话中已说明此点,陆平在北大党委扩大会上传达宋硕讲话时,也明确讲了是华北局的指示,党委记录也是这样明确记载的。聂元梓听陆平传达的笔记本上,也是这样记录的。华北局这个指示已传达到北大全体党员。可是聂元梓及某些人完全不顾事实,根本不提华北局指示,硬说这是宋硕、陆平、彭珮云的“阴谋诡计”。这是一种欺骗舆论、欺骗群众、欺骗中央的恶劣做法。 
  
    大字报集中攻击的是“宋硕讲话”中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而且三番五次地批这句话。这句话的原话是:“华北局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大字报去掉了“华北局”三字,直接攻击宋硕、陆平、彭珮云。怎么攻击呢?大字报蛮横无理地说:“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对讲话其他内容的攻击也同样是这种腔调:什么“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等等。聂元梓还在大字报最后一段中加上了:“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明明是在逐段地攻击华北局的指示,却把许多大帽子直接扣到宋硕、陆平、彭珮云的头上。真是“张冠李戴”,借题发挥,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 
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了,一般人都不愿再多谈这些事了,由于有人提出新的说法,我们出于对历史负责,故写此文,以澄清事实。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补充。  
    (责任编辑:吉 安)   


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作者:印红标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宇报”①。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策划,并且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笔者主要依据对大字报作者等当事人的访问及其他口述资料对此说提出质疑,并认为:大字报是由聂元梓等人自己发起,受到曹轶欧等人的推动和支持,经毛泽东批示在传媒发表而影响全国;曹轶欧与大字报的关系是“推动”和“支持”,而不是“策划”或“指使”。2001年以来,先后以“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等三种署名、稍加编辑多次发表的一篇文章《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以下简称“北文”),激烈地反驳笔者的观点,坚持康生、曹轶欧指使的说法,引证了很多不曾公开的官方资料。笔者为学术争鸣和更多资料得到披露感到欣喜③,同时坚持以往的判断:曹轶欧与大字报作者的关系足推动和支持,而不是策划和指使,并愿意就此与“北文”的作者商榷。 
     
   一、“指使说”与“推动支持说”的分歧 
   在展开主题的探讨之前,不得不申明的是:关于大字报史实的考订,是学术问题,应遵循学术的而非其他的标准和规范。所以要强调这个本应不言而喻的前提,是鉴于“北文”指责质疑:“指使说”的观点是:“混淆是非,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这令人想到某种过去了的时代所盛行的泛政治的语言和思维模式。学术探讨提倡百家争鸣,尊重学术自由、学者尊严。笔者愿以此自律。 
笔者以为,关于北京大学这张大宇报的争论焦点,只是康生、曹轶欧与大字报的关系,即康生和曹轶欧是“指使”还是“推动和支持”了大字报的产生;至于这张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恶劣影响,则不因其是否为康生指使而有所改变,也不是分歧所在。争论中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字报是康生和曹轶欧策划、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的,权且简称其为“指使说”。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康生、曹轶欧的作用是“推动和支持”,简称其为“推动支持说”。“指使说”与“推动支持说”的分歧之处在于大字报的主使者、创意者是谁?是康生、曹轶欧,还是聂元梓等人自己? 


  ①大字报的7个署名人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员教员。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杨克明在写大字报时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仍住在北大宿舍。大字报得到毛泽东肯定以后,他又返回北大哲学系,一般忽略杨克明短时间的工作变化,仍称他为北大教员。 ②仅据笔者所知,“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的署名见《百年潮》2001年第9期。“何洛、孟金”的署名使用3次,先后见于《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01年第11期、《北京日报》2002年8月12日、《中共党史资料》第83辑(2002年9月)。“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效挺、黄文一”的署名见《世纪》(上海)2003年第1期,该刊注明:王效挺为北大原党委副书记,黄文一为北大校办副主任。 
③“北文”的主要作者之一王效挺先生应笔者的请求,允许笔者浏览了他本人保存的、“北文”引述的部分资料的抄件和复印件(摘抄或者全文),使笔者对一些资料的细节有了了解。谨此致谢。

  “指使说”对于指使的史实细节描述又有某些差别。其第一个版本告诉人们: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指使的途径是:曹轶欧——聂元梓。这是“文革”结束以后十多年里的权威说法。《北京日报》记者林浩基对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访谈录《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是影响最大的一篇①。文章说大字报的产生是康生指使其妻曹轶欧“精心策划,点火北大,上整市委、中央,搞乱全国的重大阴谋”。文章作了这样的描述: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调查组到北大。康生和曹轶欧多次与聂元梓密谈,达成反革命政治交易。“五月下旬,‘调查组’亲自出马,召集北大一些人开会,直接授意写大字报。大字报写什么内容,他们煞费了一番苦心。开始,他们准备翻北大社教的案,但感到马上把锋芒指向中央,时机还不成熟,不如从市委下手容易得逞。”文章又说:“聂元梓根据曹轶欧这个调子,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密商、起草大字报。他们两易其稿,终于炮制了出来”。文章集中描述曹轶欧指使聂元、梓的经过,同时一带而过地含糊提到“北大一些人”,后者通常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陆平同志对记者说,关于康生、曹轶欧策划大字报的情况他是在十几年后才清楚的,当时并不知道。文章没有提供可供学者考察的详细资料依据。 
  “北文”提出了“指使说”的第二个版本:大字报的主谋为康生、曹轶欧;经过曹轶欧授意其下属张恩慈串联杨克明等人写成②。它与第一个版本的差别在于对指使渠道的描述。“北文”强调传达授意的途径是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这与20年前权威说法所着意描述的曹轶欧——聂元梓途径不一致,但是“北文”也没有否定而只是淡化了曹轶欧——聂元梓的途径。“北文”坚持20年前权威的结论,同样主要依据70年代末政治审查的资料,但是为什么在关键性细节描述上作了调整呢?“北文”没有作出解释o 
  “推动支持说”认为:大字报由聂元梓等人自己发起,康生和曹轶欧给予了推动和支持。大字报贴出以后,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作出广播和发表这张大字报的决策,使其具有了全局性的影响。笔者持这种看法③,认为应当将曹轶欧及张恩慈的作用实事求是地概括为“推动和支持”,而“指使”、“授意”或者“策划”的说法很牵强。问题的关键是,大字报是杨克明、聂元梓等6人要写的,内容是他们自己讨论决定的,而不是遵照他人的事先策划行事。曹轶欧和张恩慈的作用是推动和支持北大的这些人,包括大字报贴出之前和贴出之后。 
  此外,穆欣先生也发表文章否定“指使说”。穆欣的文章提到:“康生虽然事先没有插手这张大字报,但他处于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对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是情有独钟,极力支持的。”④笔者赞同康生支持大字报的说法,但是也想指出:有资料证明曹轶欧在大字报贴出以前对聂元梓表示了支持,张恩慈也对杨克明等人写大字报有直接影响,虽然难说是指使,却也难逃干系;鉴于康生与曹轶欧的特殊关系,故对“康生虽然事先没有插手大字报”的表述,不敢苟同。笔者和穆欣先生文章质疑的对象是“指使说”的第一个版本,而本文是对第二个版本的回应。 
   
   
   二、聂元梓与曹轶欧的接触不构成“指使” 
   
   在大字报贴出的前后,聂元梓与曹轶欧有过几次接触。据聂元梓讲,其中两次与北京大学有关,其余是谈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问题,与北大无关。 

  ①见《北京日报》1981年1月8日。林浩基文章对康生、曹轶欧与大字报关系的细节描述,与1978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校刊《北京大学》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十分相似,即北京大学化学系李南强的文章《一根上逼中央下扫全国的大棒——评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笔者曾打电话向李南强先生询问资料依据。李先生回答说,关于康生、曹轶欧与聂元梓等人活动的描述,系根据校党委提供的资料,不是他本人的亲见亲历o 
  ②张恩慈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社教运动前期与杨克明等人同为“左派”,社教运动后期受到批评,1965年7月调到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66年5月作为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成员到北大。 ③印红标:《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宇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后应《百年潮》杂志之约,改写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发表在该刊1999年第7期。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先后有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当事人和“北文”指出文章中的错讹之处。笔者在此致谢并更正如下:(1)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标题应当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笔者笔误,衍两字。(2)据“北文”的另一篇文章,社教运动后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担妊的职务是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国际饭店会议)领导小组副组长,不是社教工作队副队长。(3)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讨论大字报稿的地点应是北京大学24楼204房间。杨克明写大宇报的地点应是20楼二层他居室对面的一个空房间。(4)张恩慈的工作单位应是马列主义研究院。 
④穆欣:《“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中共党史资料》第75辑,2000年9月出版。 

  聂元梓回忆①,在中央5月16日《通知》传达之前,曹轶欧在北京大学找她谈话②。当时聂元梓正在准备按照学校领导的安排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曹轶欧对聂元梓说: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聂元梓回忆说,她自己当时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运动)的挫折,心灰意冷,正想办法调离北大,同时也不清楚中央的情况,因而对曹轶欧的意见态度冷淡没有响应,随后到怀柔去为参加“四清”作安排。曹轶欧的这次谈话没有产生结果。 
  此后,聂元梓几次找到曹轶欧,是为向康生“检举”安子文与某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聂元梓说这几次见曹轶欧、康生,都没有谈及北京大学的问题。 
  聂元梓与曹轶欧再次谈到北京大学问题,是聂元梓与哲学系几位教员开始讨论写大字报之后。有教员提出写大字报,聂元梓也赞成,但是想到要请示上级,于是到西颐宾馆见曹轶欧③。聂元梓回忆说,她问曹轶欧:“能不能给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贴大字报?”曹轶欧回答说:“能。”又说,只要符合中央(5月16日)《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学习《通知》。聂元梓没有提大字报要写什么内容。讨回一个“能”写大字报的“上级精神”,聂元梓心中就有了底④。 
  聂元梓回忆说,大字报贴出的当晚,到北大的华北局领导池必卿曾责问她:为什么贴大字报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向组织请示,身为老干部,应当懂组织纪律。聂元梓回答说:请示了,“曹轶欧让我贴的。”⑤十分清楚,聂元梓这里所说的正是她在其他教员提议写大字报以后“请示”曹轶欧,并得到认可一事。 
  综合上述资料可知,写大字报的动议是聂元梓之外的其他教员提出的,经聂元梓“请示”曹轶欧,曹表示了认可。聂元梓与曹轶欧两次谈北京大学的问题,可以说明曹轶欧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起了推动和支持的作用,但是难以作为“指使”的充分证据,并不是有影响、有关系就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指使”、“授意”的。 
  “北文”引用聂元梓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对华北局来人讲的一段话,作为指使的依据:“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辨析。 
  (1)引文中的“要”字打了括号,按常规,说明是引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进去的。引文原文不通,语意不明,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加上“要”字,即表示他们没有写大字报的意愿,而是按照曹轶欧的意图写的。加上其他字,又可能有其他解释。作为主要证据的引文应当是原文,万不得已加字,也必须有足够的佐证,以避免曲解。“北文”在没有举出佐证的情况下加上“要”字,至少不够严谨。 
  (2)这句话的含义本来不难搞清楚,这里所谓“曹轶欧叫我们搞的”与前述聂元梓回忆所称“曹轶欧让我贴的”大致相同。这一条资料的来源“北文”没有注明,可能是华北局领导人池必卿在1980年3月给审查人员写的材料⑥,也可能是聂元梓的交代。如果这段引文来自池必卿,就印证了聂元梓回忆中的相关内容。了解聂元梓这“指使说”的第一个版本称曹轶欧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却没有为此提供资料依据。20年后,“北文”仍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或许是“北文”没有像20年前的文章那样,着意于曹轶欧指使聂元梓,而强调张恩慈指使杨克明这条线索的一个原因。 
问题是:如果没有足够证据说明曹轶欧授意聂元梓写大字报,或者如“北文”所强调的,授意主要是经过另一个渠道,即张恩慈找杨克明进行的,那么为什么要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向公众提供了曹轶欧指使聂元梓的活动描述,而没有讲明当时已经掌握的从张恩慈到杨克明这个线索?笔者听到一种解释是,当时为了在政治上保护聂元梓之外的其他大字报署名人。如果接受这个解释,这种描述也就在实际上不能被看做确切的历史事实,而只是经过善意取舍的故事。 
 
①1999年和2003年回忆。 
  ②聂元梓1999年对笔者说,在北大见曹轶欧的时间是1966年3—4月,而曹轶欧带调查组进北大的时间是5月14日。不知道曹轶欧在此前就到过北大,还是聂元梓回忆有误。 
  ③聂元梓说在友谊宾馆见曹轶欧,有误。应当是临近友谊宾馆的西颐宾馆。 
  ④聂元梓还说,这次会见有杨克明和张恩慈在场,但是杨克明和张恩慈都断然否定。杨克明和张恩慈称,他们见曹轶欧是另外一次,是在大字报贴出以后不久,而聂元梓没有参加他们的那次见面。聂元梓还说,她回到北大,把曹轶欧的意见转告其他人,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笔者访问其他6人,他们都说不知道聂元梓见曹轶欧一事。 
  ⑤聂元梓1994年7月的回忆。 
⑥笔者在王效挺先生处看到池必卿一份材料的摘抄,记下了时间,但没有抄录原文。段时间与曹轶欧的接触情况,就不难得知,聂元梓此话的原意是指她向曹轶欧“请示”并得到认可一事。聂元梓等人酝酿写大字报在先,“请示”在后。聂元梓所说曹轶欧“让”写或者“叫”写,是“允许”或者“认可”的意思,而不是“指使”的意思。“叫”字与“让”字都是多义字,至少有“指使”或者“允许”两个含义,确切含义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现代汉语词典》对此有清楚的释义。 

  

  三、张恩慈与杨克明及其他教员的接触 
  在大字报的产生过程中,张恩慈与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的接触,对大字报有比较直接的影响,而相关资料又存在出入,需要认真考察和分析。 
  张恩慈与杨克明的接触是考察的关键。据杨克明1993年回忆,中央5月16日《通知》传达以后,他起先打算写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材料,去找张恩慈,想请张恩慈帮助递送中央。张恩慈表示,现在向中央递送材料的人很多,中央看不过来,递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杨克明打听有关政治运动的消息,张恩慈说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已经有大字报了。张恩慈从北大哲学系调出不久,两人都曾经是北大社教运动中批判学校党委的积极分子,杨克明说他们是“战友”之间交换情况和意见。张恩慈没有说康生、曹轶欧有什么意图,也没有主张由杨克明组织写大字报。杨克明从谈话中得出印象:还是大字报来得快。回北大以后他向赵正义等人谈了这个看法,几人讨论决定写大字报。开始要写社教问题,讨论中大家决定改为写文化革命问题。 
  关于杨克明与张恩慈谈话的细节,相关资料有出入。据“北文”提供的1978年6月杨克明的交代,他说: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以说是暗示作用。这个说法与杨克明1993年的回忆基本一致。“北文”提供的杨克明1978年12月的交代说:“他(张恩兹)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这就是说,“还是大字报来得快”是张恩慈提出,而不仅是杨克明的印象,与1993年的回忆有差别。此外,这句话是就北京市委还是北京大学的情况而言,并不明确。“北文”还提供了杨克明1967年7月致戚本禹函所附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作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指示”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与杨克明在1993年回忆的说法有明显的差别。 
  张恩慈回答笔者的询问时说(大意):曹轶欧没有指示我去找人写大字报,杨克明来找我说要写个关于北大四清的材料,我说写材料没有用,北京市委都有人写大字报了。后来他们的大字报写“文革”的问题。大字报贴出来以后,我才知道。笔者的印象是,张恩慈认为杨克明与他谈的是四清问题,大字报写的是“文革”问题,不是一回事,所以他说大字报贴出来才知道,是特别就其内容而言。张恩慈应当知道杨克明等人酝酿大字报一事①。 
据大字报的另外两位作者宋一秀和高云鹏回忆,调查组进校不久,他们找到调查组成员张恩慈,谈论北京大学的运动,对运动的状况表示不满。张恩慈介绍说,调查组到北大是为了调查学术批判情况。他说,北大的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谈到如何打开局面,张恩慈提议串联左派。而宋一秀、高云鹏说:“社教运动中的左派大多数被派到远郊区搞社教运动去了,很难串联,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张恩慈也拿不准,既没有积极肯定,也没有断然否定,只是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意思是说,要写大字报也不能公开张贴。据这段回忆,张恩慈默认了两位北大教师提出的贴大字报、小字报的想法,但是表示不能公开贴。后来这些教员没有很在意张恩慈的意见,把大字报公开贴了出来。据“北文”提供的材料,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北大党委传达的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对外宣传的意见,其中要求张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这就是说可以贴,但是涉及需要保密的事,不要公开贴,这一点与张恩慈对宋一秀、高云鹏二人表示的意见一致。 

  ①张恩慈1993~2001年回忆。


  对上述资料需要作细致的分析。 
  (1)大字报的内容是杨克明、聂元梓等人自己提议、讨论决定的。他们先是想写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意见,经过讨论决定写现实的“文革”问题,没有调查组的人参加讨论。现有的资料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北文”没有就指使的内容提出证据。大字报最重要的是内容,如果内容是自己决定,而非授意的,那么指使之说就成了问题。 
  “北文”将杨克明与张恩慈面谈作为指使的一个主要环节,但是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北大“社教”,不是后来聂元梓等人大字报所写的“文革”问题。两个问题批判的矛头虽然都指向北大党委以及北京市委领导,但是毕竟不相同。如果把这次谈话算作授意的关键步骤,岂不是“种瓜得豆”的逻辑? 
  事实上,要为北大社校翻案是前社教“积极分子”的共同愿望。张恩慈于1966年5月5日写了《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递送中央。毛泽东于1966年5月11日对张恩慈的“意见”作出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①聂元梓听了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以后,最初也想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写报告反映对北大社教的意见②。 
  (2)张恩慈对杨克明提到大字报的形式,默认宋一秀和高云鹏写大字报的想法,对杨克明等人后来转向运用大字报,而不是申诉信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杨克明正是在与张恩慈面谈以后,找了其他几位教师,讨论写大字报。显然,写大字报与写书面材料递交中央的社会效果很不相同。由于相关资料说法不一,到底是张恩慈直接提议写大字报,还是杨克明自己得到启发,学者难免见仁见智。然而即使是张恩慈提议写大字报,也需要证据说明是否为执行曹轶欧的授意。 
  (3)没有资料证明张恩慈与杨克明的谈话是按照曹轶欧事先的授意去指使杨克明写大字报。这次谈话是杨克明主动去马列主义研究院找调查组的张恩慈,而不是调查组的张恩慈去北大找杨克明。杨克明找张恩慈时已经有他自己的打算:就北大社教问题给中央写材料,同时打听关于运动的消息。设想,如果是张恩慈按照曹轶欧的意图指使杨克明,那么应当是张恩慈去找杨克明,并且对杨克明直说。曹轶欧前去找陈守一、聂元梓谈话都是主动而直言不讳,已经提供了先例。此外宋一秀、高云鹏也是主动去找张恩慈谈话,而不是相反。 
  曹轶欧对张恩慈是有要求的,也可以说是授意,但是这个授意是要张恩慈谨慎支持哲学系教员,而不是要他鼓动写大字报。“北文”引用过一位北大教师(孔繁)的话: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张恩慈对孔繁讲,曹轶欧曾嘱咐张恩慈: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了,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这里曹轶欧所要求的是谨慎支持,有所回避,而不是积极鼓动,孔繁在2002年和2003年回答笔者的询问时再次说到这一点,并且说张恩慈当时对孔繁说过,曹轶欧没有交代他鼓动北大的人写大字报,而是要他有所回避。 
从现有的材料看,情况更像是曹轶欧发动北大中层以上干部(如法律系主任陈守一)没有结果,而年轻的教员跃跃欲试,自己有要求、有想法,主动去找调查组里的熟人打探消息,得到一些信息(如可以用大字报的形式),就采取了行动。 
 

  ①毛泽东《印发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意见的批语》(1966年5月11日)以及相关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②聂元梓的回忆以及“北文”引用的杨克明1978年12月写的材料。

  (4)1967年那份报告中所说的“指示”似仅指大字报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据“北文”说,1967年7月“大字报主要作者”(杨克明)①致函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并转江青,随信附专题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的作者不详。“北文”引用了“报告”中的话,以证明“指使说”:“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作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只能见到“北文”所引证的片段,而不是信和“报告”的原文。联系相关资料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里所称的“指示”,指写大字报“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似仅就大字报的形式而言。此外,笔者在王效挺先生处阅览该摘抄件时发现,除这段话外,还有另一句没有被“北文”引有的话:这张大字报就是在康生、曹轶欧的直接支持下产生的(大意)②。“支持”与“指使”是不同的,而且正是目前争议的焦点,如果这句话确是抄自那份“报告”,那么“报告”到底算作是“指使说’’的证据,还是“推动支持说”的证据呢?报告描述的准确性也令人生疑,例如“北文”已指出的明显错误——称“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带领调查组来北大。“报告”递交于北大派性斗争正酣的1967年7月,当时大字报的署名人分属两派。双方为写大字报之事争功,竞相攀附“无产阶级司令部”做政治靠山。为派性利益而写的文字往往有或夸大其词或隐瞒真相的失真之处。这样的资料需要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才有说明力。这封信和“报告”的全文至今未公开,所以笔者只能就此提出质疑。 
聂元梓等7名大字报的署名者在90年代回答笔者询问时,无一例外地分别说根据本人的经历和了解,字报是他们自己要写的,不同意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说法,或者说至少自己不知道曹轶欧指使过,除非指了别人。杨克明说,关于康生问题的中央文件提到康曹轶欧通过张恩慈串通杨克明写大字报,文件下达后,中央组织部又派人来北大,找杨克明谈康生授意写大字报的情况。杨克明向他们讲了他所经历的事明确表示不是张恩慈串通或者授意他写大字报,这文件的说法不一样,然而是真话③。张恩慈也说,他在西听传达中央关于康生问题的文件以后,马上给中央仙西省委写材料,指出文件中关于康生、曹轶欧通过I串诵杨克明写大字报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四。宋一秀1993年对笔者说,他在“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后3次写大字报的产生经过,从来没有说过大字报是曹轶欧授意写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 

  四、关于大字报与曹轶欧关系的其他资料 
   康生、曹轶欧以及笔者询问过的与大字报作者关系紧密的人,都不否认大字报与曹轶欧或调查组有关系,但是他们所讲的情况均不能作为“指使”的证据,他们没有或者不认可曹轶欧“策划”、“指使”写大字报的说法。 
  先看康生的说法。1967年1月29日,康生接见群众时说:“五月份,我爱人等五个人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关系。聂元梓同志的大宇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⑤。康生提到调查组在北大“发动左派写文章”,但是在大字报问题上,没有用“发动”,而是“促动”即促进和推动。他在用词上还是有分寸的。 

  ①据“北文”作者之一王效挺先生说,“北文”中所讲“大字报主要作者”指杨克明。 
②由于笔者只阅览,而没有能抄录原文,所以这里引用的只是大意,不过,“支持”二字给笔者很深的印象,是原文中确有的。 ③1993年和2002回忆。 ④1993午回忆。 ⑤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1册,1967年3月编印,第200页。

有访谈资料说,“文革”以后,曹轶欧否认聂远梓等人大字报是她策划的说法:“毫不讳言,我是坚决地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事先策划的。当然,毛泽东支持了大字报,支持大字报的康生和我都感觉到解放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嘛。”① 
  关于康生、曹轶欧与北大大字报的关系,”文革”初曾经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在他的《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1991年1月25日草稿)当中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人说是康生授意曹轶欧组织聂元梓写的大字报,这跟我了解的不一样。”大字报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以后,“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写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② 
  孔繁在“文革”初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在社教和大字报产生前后是杨克明等人的小圈子里的人,曾经担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于2002年应笔者之邀谈了他所知道的大字报的情况:“康生、曹轶欧对北大大字报有影响,派张恩慈到北大,但是没有指使写什么。”“贴大字报时,我在郊区搞四清,回来以后听他们详细说过。”“当时这个事很清楚。”“文革期间1966—1969年,没有‘指使’这种说法,如果有指使的事,是瞒不住的。那时和康生、和大字报有关是荣耀的事,立功的事。”“文革结束以后,王任重复出做中宣部长,我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王任重曾经问我:到底康生有没有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写的吧?我说:康生对大字报有影响,但是没有人指使。”王任重在“文革”初的几个月,曾经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负责过问北京大学的运动,看来他也不知道有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这回事。③ 
  笔者所知的“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编印的大批有关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资料,没有提供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的证据。当时这张大字报是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完全隐瞒真相并非易事。假如康生、曹轶欧确实有指使大字报的活动,那么,在毛泽东高度赞扬大字报之后,就没有必要守口如瓶。他们之所以在公众场合及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没有把大字报说成是在自己指示或者鼓动下写成的,恐怕不是要隐瞒“功劳”,而是不能公然违背事实,因为当事人有讲话的机会。“北文”引用的有些分量的资料中,只有1976年那篇报告是“文革”中的资料,引文中的疑点上文已有分析。 
  对康生与大字报的关系存在怀疑是早已有之,而正式提出“指使说”,是“文革”后的政治审查。据笔者所知,大字报出笼30多年来,不论在“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后(包括审查期间),大字报的直接当事人,如署名人、曹轶欧、张恩慈等人作了大量的陈述,有些是反复的非常详细的交代,但是都没有讲出确凿的“指使”的证据。“北文”举出的关于张恩慈指使杨克明的诸多证言当中,真正有些分量的只是审查期间刘仰峤(1966年随曹轶欧进驻北大的调查组副组长)、白晨曦(]966年北大人事处副处长)的两条间接旁证。刘仰峤说,张恩慈曾经对他说过,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张恩慈)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白晨曦说,张恩慈曾告诉白晨曦,他(张恩慈)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刘仰峤和白晨曦都称是听张恩慈所说,张恩慈则坚决地否认这种说法。十分遗憾,刘、白二人都已经过世,不能再向他们核实。在众多的资料中,以“个别当事人可能想掩盖与康、曹的关系”为由,拒绝多年来亲见亲历者的诸多陈述,而只采纳有利于“指使说”的个别几条间接旁证材料,能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 
  顺便提一句,毛泽东得知北大大字报不仅来自康生的报告,还来自有关简报。1966年5月27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毛泽东要求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北大大字报的批示,就写在这期简报的空白处①。由此推测,最后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的,很可能就是这份简报。毛泽东在批语中称“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这对后来北大领导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作用,不必赘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心已定,对北京大学成见已深。北大的大字报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中的一颗小小的棋子。 
关于历史事实的考订和判断发生分歧,存在相互矛盾的历史资料,是学术研究中常见的事情。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是繁荣学术的必经之途。关于“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争鸣已经引出了以往20年不曾公开的资料,有助于人们对事实的准确了解。在各抒己见之后,一时说不清楚或者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尽可存疑,等待封存资料的解密和新资料的发现。即使有些历史事实永远争论不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在北大这张大字报的问题没有那么隐秘,历史事实正在自由的讨论中逐渐清晰。
 
  (责任编辑 杨小波)

  ①师东兵:《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访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遗孀曹轶欧》(访谈录),师东兵:《政坛密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香港,港龙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师东兵是纪实文学作家,不是历史学学者,但是这本书收集的都是他本人的采访录。师东兵的这次访问在“文革”以后,但没有注明确切日期,估计在80年代后期或者90年代。 
  ②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721,603—604页。王力在1992年对笔者讲述了这个情况,并且提供了这个回忆录的打印稿。 
  ③2002年2月27日~12003年5月27日孔繁回答笔者电话询问。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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