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以中

   剧协经历了60年风风雨雨，而它曾在一次暴风飘雨中被摧毁，它的领导人也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不愿重温“文革”的噩梦，然而，回顾剧协60年的行程，却无法回避那一段历史。

   我不可能一一叙述剧协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只想说说，当时我作为一个青年人所经历的一些往事。

    1964年9月，我从学校分配到到剧协工作，才二十多岁，正值国家15年大庆，也正逢剧协成立15周年。剧协却已进入了它最艰难的岁月。“四人帮”在共和国兴风作浪，首先是在戏剧领域发难，而剧协则是他们首先要攻占的桥头堡。我们刚到剧协，就感受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

    1964年2月发生了所谓剧协“迎春晚会事件”。为此，中宣部领导进行“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毛主席于6月对以剧协为重点的整风报告上做了第二次文艺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联系毛主席在1963年底说的：“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早已直接批评了剧协的机关报。这一切说明，已兵临城下，剧协大难将至。山雨欲来风满楼，来的不是苦风凄雨，就是邪风恶雨。

    说起剧协“与共和国同行的60年”，我觉得这一时期，剧协的灾难竟那样紧密地和共和国的灾难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想想，如果说1966年在全国展开的文革是一场为期十年的大地震的话，剧协那时正处于地震的震中，是最先震起来的地方，剧协也是最早倒塌的建筑物。

    我自幼喜爱戏剧，能到向往的文联大楼，进入剧协工作，非常高兴，同学们也很羡慕我。但刚到剧协，一学两次文艺批示，心就凉了半截。哪里想到这个单位竟然还跟“裴多菲俱乐部”挂上了钩。那时，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在匈牙利，这个俱乐部是资产阶级文人组织，是反革命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难道我们居然投奔到这样一个险恶的是非之地？

    另一件让我们吃惊的是剧协主席田汉的问题。田汉同志是我们非常崇敬的大戏剧家。我们较熟悉他的革命经历，读过他许多剧作，还在学校的舞台上演出过他写的几个戏如《名优之死》、《乱钟》等。而我们刚来就被告知，他反党，问题严重。他写的《谢瑶环》其反动性质和《海瑞罢官》近似。

    我们刚到剧协的几个大学生不久就被分配去翻印田汉同志的作品，包括他的诗集以及剧本《关汉卿》、《谢瑶环》等等。我们知道是作为批判材料用的。那些天，剧协三天两头开会，据说是中宣部领导的内部整风，田汉作检查，是内部批判，有些神秘，我们的级别连旁听的资格也没有。据说那时批判的调子不仅涉及文艺思想，也涉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然而，这次整风在“文革”开始后还被定为“假整风”。我们当时也还见不到田汉，和他近距离接触还是一年以后的事。

    1965年的秋冬，我们到顺义牛栏山参加第二期“四清”，经过整风的田汉也和我们一起去，我们才偶尔能见到他。他当时住在公社，见他谈笑自若，不像刚犯严重错误的人。他刚下去时很兴奋，感到一切很新鲜，他还问我们，有没有牛栏山的县志？想看看。一次他到公社食堂吃饭，他还着急地拽住我，从衣兜抓出一大把钱和票证来，让我告诉他，哪张是饭票。他说，他过去从来没有用过这些东西。以前，这都是秘书代办的，现在一切要自己干了。我为他理出了当日要用的粮票和菜票。

    到牛栏山，田汉是满怀着热情去的，每天晚上生产队开会，他都兴冲冲赶去参加，记上许多页笔记。显然，如此深入生活，他真诚地要改造自己，要写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当时，阳翰笙同志也来了，当时全国掀起了批判他的电影《北国江南》的热潮，他和我们一起住在牛栏山中学。田汉偶尔也来看他，翰老当时讲的一句话，是他的真心话：“一定要写好正面英雄人物啊！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英雄人物没有写好。”

    田汉虽然挨整，但他的心态平和，仍关心着剧协的同志们，大家也很尊重他。和我同龄的刘莲丽难忘她那次病了，田汉特来看望她的情形。那天她发烧，躺在老乡家里，老编辑司空谷同志曾陪着田汉来看望她。她没见过田汉，勉强睁开眼睛，要坐起来，他们不让，站着说了几句话，嘱咐她要好好养病，就走了。田汉竟然把这次探望写入了他的日记。

    1965年10月25 日的日记中曾写道：“下坡屯，司空谷领我去。去看望了一下刘莲丽。她卧病中。问，曾高烧到40度。屋冷被薄，她穿棉袄睡。我看更容易着凉。”①日记中的寥寥数语，刘莲丽非常感动，剧协一个普通的青年人病了，这位老人夜晚，走着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去探望，并记下了日记，这一切都发生在他身处逆境的日子里。以后，我才知道在戏剧界，田汉一贯真诚地关心群众疾苦和冷暖，这些事他已习以为常了。

    1966年春天，批判所谓“四条汉子”的文章一发表，以及6月1日，《人民日报》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发表，使情况骤变。牛栏山的群众开始发现两位化名的参加四清的老头竟然属于“四条汉子”，“两棵大毒草”，都议论纷纷，以至于义愤填膺。机关只好赶紧把他们接回去。不久，我们也回机关参加运动了。

    7月，田汉和文化部、文联系统所有被打倒的官员，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参加学习班。不久，田汉回到了剧协。而此时他的身份已经变了，不再是内部矛盾，而是“5•16通知”中所说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牛鬼蛇神”，是“人民的敌人”了！然而，田汉是不屈的。

    回剧协后，他不能和大家接触了，和协会里所有被冲击的领导集中在三楼走廊外的一间会议室里写检查。然而，不久就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事情。剧协也进入了它60年中最黑暗的日子。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砸毁文物，破坏古迹，后来又逐渐开始抄家，攻击老权威、知识分子。于是，红卫兵也冲向了剧协，而首当其冲则是田汉。

    大约29日，我们听说红卫兵来斗田汉了，还想给他戴高帽子！我们去看时，只见红卫兵已经走了。田汉坐着，喘着气，光秃的头皮有尘土和伤痕，白衬衫上有血迹。

    听目击者说：红卫兵闯进来时，知道他是田汉，学生骂道：“瞧你这副养尊处优的猪像！交代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田汉惊愕地看着面前的学生无言。几个学生齐声怒吼：“老实交代！”田汉说：“原《义勇军进行曲》, 现在的国歌歌词是我写的。”问话的学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头好，抄起地上的一个藤条编的垃圾篓，一扬手把藤篓扣在田汉的头上，篓里的垃圾、纸片、碎屑顺着田汉的头往下掉。田汉两手拚命往上推藤篓，想把头挣脱出来，后面站在椅子上的学生双手使劲往下拍。那藤篓带有锥度，口大底小，下到一半就下不去了。于是，他往下拍的双掌握成了双拳，像抡刀斧一样往下砸。藤篓的变形和破裂声，有丝丝的血迹渗出来．．．．．

    这是田汉与他们的初次交锋，他拒绝暴力对他侮辱，以起码的抗争维护了尊严！他没有多说什么，一句“我是国歌歌词的作者！”字字掷地有声，发自肺腑，足以驳倒他是反革命的诬陷之词。

    几天以后，我目睹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红卫兵又冲进文联大楼，把“黑帮”带到文联大楼的礼堂的台上，所谓批斗，也就是喊口号而已。只见，一个穿着军装梳着两个刷子辫子的女中学生，抡着皮带，把田汉押到台前左侧，我此时正在前排站立，离他们很近。这个女红卫兵喝令田汉跪下。在口号声中，她突然高高抡起皮带狠狠地抽向田汉的额头，当时田汉剃的是光头，皮带颇沉的铜头砸在额头上，啊！立刻就出血了，血滴了下来。这是何等凶恶的致命一击啊！只见当时跪在地上的田汉，没有倒下，没有喊疼，没有任何表情，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好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他慢慢抬起手来，摸摸额头，摸到了湿漉漉的血迹．．．．．。这次田汉什么都没有说，他以沉默表示着抗议，直到他被带下去。

    对这次田汉挨打，作家张光年同志也有叙述。他说：“我同田汉同志最后一面，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某一天，在王府井大街当时的文联大楼大礼堂中，我和田汉及别的几位难友被‘革命群众’揪斗的时刻。从身后传来‘打倒田汉’的怪吼声。回头一望，从额头沿鼻梁两边流淌鲜血的田汉同志，像平常那样挺直腰杆，迈着快步，穿过人群走去。我不忍多看……”②张光年从田汉“像平常那样挺直腰杆，迈着快步，穿过人群走去”读出了他的坚强和不屈！多少年以后，我读到了他1963年在上海受辱后，在苏州写的诗《司徒庙古柏》：“裂断腰身剩薄皮，新枝依旧翠云垂。司徒庙里精忠柏，暴雨飘风总不移!”③我方能理解在如此暴力中，他内在可贵的精神力量。

    田汉挨打最重的一次，是剧协所有群众最揪心的一次。还是在那间会议室里，一天一群来自美院附中的红卫兵看见田汉在裁一张报纸。据说背后有主席像，就认为他犯了大罪，立时蛮横地架着田汉下楼，到大楼后院中去“批斗”。说是批斗，实际就是打。在夏日骄阳下，他们喝令田汉跪着，抡起军用皮带抽他的后背。我们当时在三楼走廊的窗户里，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还能听得见抽皮带的声音。有个红卫兵居然一只脚踩着跪倒在地的田汉，摆了个姿势，让同去的伙伴给拍照。

    当时，剧协的群众目睹他们行凶的场面焦急万分，但惧于这帮凶恶的“革命小将”，不敢当“保皇派”，显得何等胆怯无奈啊！这时，在我们中间一位高立鸣大姐终于按捺不住，面对这群施暴的红卫兵高呼起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喊，有些作用，这毕竟也是“最高指示”啊，他们略有收敛，但马上迁怒于高大姐，要揪斗这个“保皇派”，大家赶紧让她藏起来。

    红卫兵打累了，终于撤了，田汉没有倒下，他被人搀扶着，回到办公室，我们看到他身穿的衬衫已被打烂，那天他穿的是原来一件蓝白色相间竖条的衬衫，这时在背后却成了一条条蓝色和白色的布条，可随风飘起，他背上已伤痕累累。我们没能去看望他，安慰他。因为背后还有掌权的“左大爷”，随时在监督我们的行动，监视我们是否和田汉划清了界限？

    我们非常敬佩当时挺身而出的高大姐，她在这样的情景中能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勇敢的喊出了这具震撼人心的口号，相比之下，我们显得多么怯弱啊！然而，接着，革委会召开了群众会。会上，高大姐受到了批评，剧协革委会某副主任竟指责她当时喊口号是立场问题，是“屁股和田汉坐在一条板凳上”。他此言即出，全场哗然，群众纷纷站起来驳斥革委会副主任的批评。剧协的群众似乎一口怨气憋了多时，终于爆发出来。一时让那位领导手足无措。

    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的涵义是那么深刻。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在红色恐怖笼罩的气氛中，剧协群众在邪恶和暴力面前没有屈服，他们心中的良知没有泯灭。据说，和革委会副主任有相似观点的人认为高大姐是湖南人，是演剧队的，和田汉感情深，所以这次要站出来保田汉。然而，我们看到和田汉感情深的何止高大姐一人！是实实在在的剧协一群人！

    再举个例子，田汉被批斗以后，不能再坐公家的小轿车了，必须每天步行上班，而原来他的司机李光华师傅则分配到办公室打杂。但老李师傅每天却早早在办公室等着田汉，等田汉上楼梯后，他赶紧跑过去，把通往走廊的弹簧玻璃门推开，让田汉进去。他担心田汉的视力不好，手脚不灵，便会被门撞上。他天天如此，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顾忌。一位工人，如此和“田汉坐在一条板凳上”不仅没有遭到非议，大家都很感动、佩服。现在想想，原因很简单：多年来田汉就一直和这位工人师傅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啊！

    当然，大部分群众还不能像高大姐、李师傅那样勇敢的表示自己的态度，也还有一些人出于私念，做了一些明显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事情，这也是不容讳言的。

    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田汉的思想极为矛盾。一方面，他仍然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忏悔自己，决心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步伐。他甚至产生了一种为崇高目的而殉难的感觉，他写下了最后一首七绝：“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④另一方面，面对那些骇人听闻的诬陷之词，他是不服的，面对残酷的迫害，他不屈，在竭力抗争着。

    和他一样，我们剧协的每一个人都经受着痛苦的感情折磨。一方面，我们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不当保皇派！但另一方面，要大家承认自己供职的单位17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要承认田汉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实在难以接受的。

    以后终于有一天，田汉被抓走了，他的问题不断被上纲，由文艺、政治问题上升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上升为“叛徒、特务”。

    终于为共和国撰写过国歌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作者被迫害致死，那时是1968年，年轻的共和国刚度过他的19岁生日！

    接着，剧协这个几年前还被说是“在修正主义边缘”的单位，终于被戴上了“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被彻底“砸烂”了。

    1969年，在共和国大庆20周年刚过，我们剧协群众告别了北京，告别了文联大楼，来到了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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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田汉全集》第20卷，花山出版社出版。
② 引自张耀杰：《田汉之死的人道反思》。《长城》2003年第2期。
③《田汉全集》第12卷，花山出版社出版。
④《田汉全集》第12卷，花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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