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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平校长的晚年回顾——对陆的两次采访
陆平校长的晚年回顾

      ――对陆平校长的两次采访
                        
奚学瑶

    1964年秋季,我考入北大中文系。此时,陆平同志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他的地位显赫、高高在上,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只能是“高山仰止”而已。起初,他的高大威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社教”初期,他一度挨批。偶尔路上见他,似乎精神低迷,背后亦有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文革”中,他成了“千夫所指”、“万恶不赦”的“罪人”,备受磨难。然而,他顽强地熬过了漫长的寒冬。
    1999年冬季,因撰写《周培源传》之需,我寄宿于北太平庄四号院,得知陆校长亦在院内居住。出于工作需要,亦对于一个饱经磨难而得以幸存的师长的怀念,便萌发了登门采访的念想。给他打了电话,略作自我介绍,说明了意图,他答应了我的请求。翌日,我进入他简朴的家中,见到了他与老伴。我执弟子礼,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对这个曾经深受“文革”磨难的长者表示自己深深的同情。岁月沧桑,销磨了当年的威武之气,;老病缠身,蔼然一个慈祥的长者;陆校长已经白发苍然,垂垂老矣!他身衰体弱,语声细弱缓慢,底气不足,但记忆依然十分清晰,脑筋反应很是敏捷。他说,这些年来,他对作家、记者概不接待,自己也不写传记和回忆录,言外之意,对我是破例了。我以为,这大概是他出于对周培源校长尊重的缘故――他们之间,虽然曾有龃龉,历史如麻,错综复杂,然而,当周校长去世时,他亦前往周家吊唁,一度因政治和工作歧见引发的个人恩怨,终于消融在人性的温情之中。正因如此,他与我的两次谈话,便弥足珍贵,反映了他晚年的一些思考,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表述了他对周培源和聂元梓的不同评价,流露了迥异的感情色彩。现将记录公之于众,以供大家参考,并示纪念。
第一次:1999年11月26日上午的谈话。

    问:请您谈一谈对周培源的看法。
    答:我是到北大后认识的周培源,以前不认识。我于1957年10月到北大,当时副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陪我去看他,介绍了他的科研情况。他研究湍流,国际上有一定名望,政治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1959年北京市委布置北京市各高校吸收一批老专家入党,由市委大学部提名,经市委同意,北大有周培源、高小霞、侯仁之等四人,后来,侯仁之没能加入。校党委常委会指定张群玉等2人作为周培源的入党介绍人,动员他入党,写申请书。党支部讨论了两次,未通过,原因是副校长工作没抓紧。校党委派人做支部工作,后来支部过半数通过。
    
    问:请谈一谈您对聂元梓的看法。
    答:聂元梓进北大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失误。其哥聂真原是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我是青工部副部长,我们关系不错。北大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地下党的,素质不错,我们想再从外边调几个老同志进来。五八年后学校有很大发展,需要充实系一级领导。我和聂真此时都是北京市高校党委委员,他介绍了“我妹妹”,“她身体不好,到北京工作,治病方便一些”。聂元梓当时是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长,我想聂真此人不错,他介绍的人也错不了。我就派北大组织部长到哈尔滨市委商洽。哈尔滨市委同意调出,但说不能提拔,只能做系一级领导。
聂元梓可能是1962年调到北大的,先到经济系任副系主任,后又到哲学系做总支书记。她对北大地下党干部的看法有错误,后来她被选入北大党委。“社教”中,她挑了头,邓拓批评我说:“你是木匠做枷——自作自受。”
“社教”运动中,张磐石打着中央工作组旗号,来北大调查,主要找年轻干部,找了二十多人都不行,就一人对北大的问题提得好,此人就是聂元梓。说了什么问题?张磐石不讲。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中宣部庞达揭出来聂元梓与张磐石的谈话:说你们来晚了,现在北大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现在只能彻底改组才能解决。张磐石十分信任她,后来张磐石派阮铭到哲学系蹲点,从全国各高校调了许多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北大搞“社教”试点,把哲学系当作突破点。

    问:听说“社教”中周培源曾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告您的状,您见过这封信吗?
    答:我没见过,但听说过。

    问:您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吗?
    答:“社教”中周培源是跟着聂元梓一起造反的。周培源给周总理信说我是“三乱分子”,不,没有“分子”,是“三乱”。

    问:哪“三乱”?
    答:“乱说”、“乱干”……还有一“乱”不记得了。
    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市委副书记万里找周培源谈话,没谈出结果。万里又让我主动找周培源,又没谈成。周培源根本不让我说话,给我倒了杯白开水,让我喝水,一张嘴就给顶了回来,气势汹汹,谈了5分钟就谈不下去了……
   (此时,陆校长老伴入室,为其健康考虑,要求中止谈话,于是,第一次采访到此结束。)

第二次:1999年12月10日下午的谈话

    问:有人说周培源是著名科学家,但政治上却是“红领巾”,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似乎,他唯恐此种看法有损于周培源的形象,赶紧向我解释。)
    答:不,他不是政治上的“红领巾”,他是政治上的左派,几十年给党做了许多工作,在国际上参加了许多学术交流,在统一战线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是有名物理学家,对北大有很大影响,但在科研和带研究生工作上,群众认为他做得不够。在党的领导下,他在九三学社团结了一些进步的人。
  
    问:您能否谈谈有关批判江隆基和邹鲁风的问题?
    答:江隆基在临走时(笔者:指他调离北大,去兰州大学),在学校党委常委会上,对他在北大这一段思想有什么缺点作个总结,没人批他,只是提了一些问题。
对邹鲁风没有大规模批评,只在内部――党委常委会上批判。他是两校调查组(笔者:邹鲁风于1959年,曾是“人大、北大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组”组长)负责人,压力大。

    问:有人在《同舟共进》杂志刊登文章,说您与邹鲁风谈话后,给他造成了很大压力,致使他自杀。
    答:我只是与他谈了一次话,没有施加压力。说邹鲁风之死与我有关,这是造反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人说,北大反右派打击过宽是我弄的,也是诬蔑不实之词。党中央发了文件,给予平反,有人又提出这个问题,给造反派翻案。
我到北大时右派快划完了,划了500多,我在临湖轩进行复查,说:“都一个团了!”有的班右派占优势,超过百分之五十了。(后来扩大右派名额)请示高校党委,可划可不划是否不划,后来卡了一百零几个没划,最后可能不到800(笔者:《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为716人。)之后,文革中说我包庇右派。

    问:您是1957年反“右”运动后来到北大的,整个形势越来越“左”,这不等于把您搁在火炉上烤吗?
    答:……
  (或许这句话问得有些唐突,他陷入沉思,迟迟没有回答,我赶紧转移了话题。)

    问:请谈一谈您个人的经历好吗?
    答:我于1934年入北大教育系,副系则是英国文学系。学了三年,第四年是论文年,没做论文就下乡了。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北平学联的工作,是代表北大去的。我原是东北地下党的,1933年在吉林市加入,后被通缉跑出来,老家是长春。
   (不知怎么,又提起了1959年反右倾。)
    我当时曾说彭德怀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文革”中因为这个迟迟未解放,追查我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采访结束后,我请求为他照一张相,并与他合影,他欣然答应了。我用我的小“傻瓜”,为他与其老伴留了一张影,他的老伴亦为我们照了一张合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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