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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家屯回京城 在北大“回炉”
从方家屯回京城 在北大“回炉”

作者:张铁壁


从方家屯回京城

作者:张铁壁


    记忆中的方家屯
       
    当地民间有句顺口溜:“过了法库门,一半牲口一半人”。意思是说这里靠近内蒙,人烟稀少,遍地牲畜。一九七○年三月我们被工宣队发配到东北,来到了辽西。我们坐火车过了沈阳在铁岭下车,又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经法库县到了康平县。这一路气候变化很大,离开汉中时是蚕豆花儿开、麦苗香,到了北京时有一点儿春意,可在铁岭一下火车,一股冷风吹来,噎得我喘气都困难,地上到处是厚厚的积雪,还是天寒地冻的冬天。
    康平县属于铁岭地区,县城很小,只有一条大街,还是土路。在街上看到,大部分是土房子,没有楼房。人们烧烟煤,房子上的烟囱冒着青烟,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股呛人的煤烟味儿。我和赵秀琴到县委报了到。我们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这里火炉子上写着“烧死刘少奇”,厕所里写着“臭死刘少奇”,可见这里的人们是多么幼稚可笑。共有二十四位北大的同学被分到这里,县里乐坏了,从未见过有北大的学生分配到此地。我们大部分被分到农村中学当了老师。有一位数力系的同学说:“我神经衰弱,教不了书。”“那好哇!学数学的一准儿会算账,你去煤厂开票吧!准不会出错。”还真是把他分配到了煤厂。
    当地人的文化素质可想而知是非常低的,说话的腔调像赵本山,要么老实得像木头,要么油腔滑调。当地有一个词形容某人或某物特别行、特别厉害,叫“有尿”。我们几个北大的同学在一起喝酒,就打趣说“喝吧喝吧,多喝点,这酒没尿。”另一人则说“不行不行,这酒有尿。”据说有一位语文教师给学生讲“苛政猛于虎”,解释说“苛政是战国时的一个人,他比老虎有尿”。我就职的中学里有一位颇有名气的语文老师,我拿红楼梦给他看,给他讲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诗词和俚语。他都听呆了看傻了,居然从没读过红楼梦,说天下竟有这样好看的小说。

    故事就是往事,故旧之事,是一种饶有兴趣的话题,也是对人生经历的一点儿补充和安慰。我以为人们需要故事,但是不一定都愿意再身临其境。往事如烟,但有时往事并不如烟。对于那些美好的往事,只有在梦中身临其境了;而那些悲凉的、不堪回首的旧事就让它埋在心底吧。


    回京城

    七十年代生活在辽西的日子里,日日夜夜盼望回京城,好不容易熬到快过春节。离开北京以后才感到北京的可贵,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在远离北京的乡下,从纪录片上看到北海的白塔、颐和园的万寿山昆明湖、天安门……那个滋味是很浓酽的。在辽西的乡下,北京是一个既近且远、既热且凉、既酸且甜的话题。当地也有人对我说“我们祖上也是在北京生活过的”,也有人说他的父母现在还在北京居住,我们就是老乡了。当地老乡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就肃然起敬了,来自天子脚下嘛。听说北京像天堂一样,口中啧啧地说“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更有人不知北京在哪里,以为北京就在他们家乡北边。
    记得在乡下过了第一年后,又回到北京了。在火车上熬过一夜,天亮时列车进入了北京的郊区,一会儿在窗外看到了永定门的铁桥、龙潭湖、东便门、北京站。出站后处处另人惊喜,公共汽车上的京腔,四分七分九分一角一的车票计价标准,马路上的自行车流,早点有豆浆、油饼、火烧、炸糕和豆腐脑,一切都给我别来无恙的亲切,一种依然如故的熟悉,一种贴心挨肚的友善。虽然那是一九七一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我兴奋得忘了夜车的劳累,上胡同里走走,听听乡音,上花市去看看,看看商店,逛逛小吃店寻找着童年时的吃食。走亲访友、看望朋友和老同学是必不可少的。但北京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首先是买东西的地方,逛王府井、前门、西单,那个兴奋劲儿真美,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好像什么都想买,只是囊中羞涩,但看看也好。在外地,多年来物资匮乏,很多东西都难买到。就算是北京的汽水、冰棍、饼干与乡下同类物品也是无法比较的。什么是天堂?北京就是天堂。那时的售货员欺生,特别是欺外地人。虽然离开了北京,我依然保持着地道的北京口音。但我已是外地人了,买东西都有点儿不那么理直气壮。看到那么多我们在乡下难以见到的东西,就说买“十个”。“只卖一个!”一句话给我顶了回来。过了好几天才找到了感觉,再买东西时尽可能说北京的土话,别让人把我当成外地人,这样就好多了。每每买到了大量可心的东西,立即拿了就走,生怕被人给追回去,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一晃假期就过去了,该走了。买完火车票,回家的路上看着繁华的市井,我心中就想此地已不属于我了。列车离开了北京站,转眼之间北京已属于回忆,我将要回到那荒凉的东北小屯子。但我是丰收的,大包小包,饼干、蛋糕、挂面、猪油、杂拌糖、的确良衬衫……,甚至背上几十斤白面。想到回去后将与那里的朋友分享这难得的丰盛食品,吹吹北京的见闻,心中也是颇有些飘飘然了。
那时回一趟北京,真像现在出一趟国一样的感觉。


        
在北大“回炉”
                                     
        
作者:张铁壁

   
    一九七八年母校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期“回炉班”(正规名是进修班),招收部分63级到65级的学生,以使他们完成因文革而耽搁的学业,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以为自己是一个俗人,没有远大的抱负,我上“回炉班”的目的很明确:学点东西,离开东北,换个工作与生活环境。然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又当了一回北大的学生,又去了一次“六五三”分校,又和老同学们同窗学习二年。

报名  考试

    一九七七年底我还在中学当教书匠,拿到了技术物理系寄给我的招生报名表,兴奋激动之余,我想到了老同学魏根拴,一定是他逐个地通知了班上的同学们。寄走了报名表后,我们当地的几个北大的同学还聚在一起喝酒庆祝了一番,大家相约回去好好复习功课,秋天在海淀南大街的海顺居再聚。
    那年六月,我们来到沈阳的辽宁大学参加入学考试。我记得监考人员是几位来自数力系的教师。考场内我们都是低头答卷,静静地思考,未见有违犯考试纪律的行为。监考教师当场兴奋地说:“十多年未见了,这样良好的考场纪律又出现了,我们监考老师谢谢大家,同学们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有的考生举手试探地说:“老师,我喝点水可以吗?”“没问题,我去给你弄。”于是又有人得寸进尺:“老师,我抽烟行吗?”“快抽吧,老学生了,写字时抽根烟很正常。”
考试结束后,监考教师还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他们说:“这些年一直给工农兵学员监考,又生气又累人。今天又见到了过去老北大的学生是怎样参加考试的,我们十分感动。老北大学生真是好样儿的,来这里监考,心情舒畅,感到十分轻松。”

重回“六五三”分校

    那年月,技术物理系还在“六五三”分校,我们去回炉还要在“六五三”上课,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再去看看“六五三”。十月初,我和罗英铭结伴乘火车来到阳平关,又换乘汽车一路颠簸在褒城下了车。沿着熟悉的小路,来到了“六五三”的大门口,学校大门传达室的工友居然还认识我们俩人,我们也看着他面熟(脸上有些浅浅的麻子)。没走几步就看到了梁正路、程汉良、刘晓地和原二年级的李建宇等老同学。原来他们估计我们这两天会到校,几乎每天都来大门口看看。多么亲切!毕竟是老同学呀!互相捶打了几下之后,彼此指着对方说:“分别八年了,没变样儿!还是技物330班的好汉,只是老了一点儿,眼角、额头添了些细细的皱纹。”

    离开“六五三”整整八年了,学校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山上还有我们修的护坡,食堂里还用我和罗英铭做的大木桶来盛粥,我们还住在那栋宿舍楼。教职工的孩子们在这山沟儿里长大了,但他们仍然说着道地的北京土话,京腔京韵,字正腔圆。这次重回“六五三”,就不想去爬山了。河东店是一定要去的,穿过田间小路过了褒河大桥,来到了阔别八年的河东店。街面上没有什么发展,马路两边的房子仍是过去的老样子,只是各色商品、农产品比过去多了。学校的教职工们都是在河东店购买生活必需品,一到休息的日子,就背上竹篓去河东店采购。
工宣队、军代表早撤了,学校又恢复了知识分子治校。学校对“回炉班”相当重视,分校的校长还去宿舍看望了我们,抽着我们二角钱一包的劣质香烟和我们谈学校的过去,大骂四人帮、康生,勉励大家克服困难,好好学习。告诉我们学校已经向中央打了报告,诉说当年来“六五三”是正确的,现在要迁回北京总校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中央已经批准,年底将迁回北京。

    学习生活开始了,班主任还是周维金老师,王文清老师主讲物理化学,王湘云老师主讲物质结构,郑春开老师主讲数学,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教英文。从六五年底到七八年秋天,我们差不多有十三年没上过课,大家都非常认真,仔细记笔记,认真做作业,没课时就去图书馆,只是在周末才去一趟河东店,星期六晚上打上一把桥牌。老师们对这些老学生也是另眼看待,王湘云多次提到和我们班同学一起去北京南苑下乡劳动,一块儿抓蛤蟆。还说他和魏根拴是同事,自然也和我们“平辈儿”了。七六级工农兵学员和我们在一起上课,看得出来,他们很难学会那些东西,据说就这样也比前几届的学员强多了,考试时他们特别喜欢坐在我们旁边。
    那个学期好象过得特别快,一九七八年底整个学校行动了起来,人们打起了包包,准备离开“六五三”,回到北大总校。我们曾经参与了建设“六五三”,又有幸见证了撤离“六五三”,说走就走了。从六五年三月开始建设到一九七八年撤出“六五三”分校,这期间到底耗费了多少财力、物力、人力,留下了多少人的酸甜苦辣,所有这些,用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


回到了燕园

    一九七九年二月底,我们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燕园,住进四十二斋,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刚到校那几天,我感到对燕园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我们毕竟在燕园生活了六年多,熟悉她的一草一木,这些年也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说陌生,是因为物是人非,我们这些老学生与年轻人为伍,总感觉不适应。我们在“一教”“二教”上课,在中关村系大楼做实验,在勺园新建的图书馆里上自习,慢慢地也就溶入了这些莘莘学子之中。

    那年月,正值文革刚结束,大学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人们学习的劲头非常足,校园内学生多得出奇,每栋宿舍楼前的空地上黑压压地停放着一大片自行车。每逢上下课的间隙,校园的马路上人涌如潮,有如前门大栅栏或王府井拥挤的人流。“二教”的大教室内,每堂课都“客满”,有时教室里一块儿听课的学生有:本校的研究生、回炉生、七六级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后招收的大学生,还有外校及社会上来听“蹭课”的人员。校方为保证我们能正常的上课,给我们发了听课证,对号入座。那些来听“蹭课”的外校人员不理睬正规学生的白眼儿,仍旧不屈不挠地坐在教室内过道的台阶上听北大名教授讲课。

    北大教授们确实名不虚传,我们聆听他们传道授业,领略他们讲课的风采,那是一种享受。主讲物质结构的周公度先生,条理清晰,板书漂亮是一绝;主讲有机化学的张滂教授知识渊博,上课时手拈几张名片大小的卡片口若悬河,没废话、没语病。七十岁的人了,满头华发,一年下来竟没缺过一次课,好象连小灾小病都没生过。相比之下技术物理系的教员就有些逊色了,也许他们多年没上过课,也许有那些台柱子支撑着,他们没有上课的机会。给我们讲仪器分析、放射化学、算法语言的教员们,上课时忙于写板书,讲课时累得两嘴角冒白沫儿,真难为他们了。程汉良可是不客气,常常纠正他们的错误。

    学习再忙,我们这几个老学生的爱玩之心却从未泯灭。程汉良、梁正路、刘晓地、罗英铭和我结伴,常在课余时间漫步于未名湖畔,寻找过去的足迹。大家心知肚明,我们只是一群匆匆过客,我们只是想多看一眼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多走一遍临湖轩周围的小路,多摸一摸钟亭上的大铁钟,多感受一次风雨欲来时南阁北阁的壮观景色。我们还忘不了春天去柳浪庄(六郎庄)野外踏青,夏天去颐和园游泳,深秋去香山观红叶,冬天冒着大雪去品味燕园的雪景。每逢此时,大家都想起了郑世忠,如老郑在,他又会念道“站在六郎庄乡下的田野上往远处望去,柳树身微微泛黄,低头看田边的小草刚露出嫩嫩的尖尖。走在乡间湿润的泥土地上,软软的。走着走着背上热了起来,于是脱下棉袄,横披在身上……” 

回炉班结束,送别

    真是没有不散的筵席,两年“回炉班”的日子转瞬即逝。大家各有所得,学到了不少东西,换了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增进了朋友之间的友情。送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和罗英铭将老同学们一个个送上了火车。送别程汉良时,罗英铭无限感慨地说:“又是一场梦。”从六五年冬天去大兴县农村搞“四清”,我们就中断了学业。文革刚开始时我还盼望着秋天能重新开学,然而开课越来越无望,直到我们毕业被赶到乡下。突然间又上北大读了两年书,这不是梦吗?从“回炉班”到眼下又过了二十五年,那梦境好象就在眼前,然而我们不再年轻了。我现在不上班了,闭暇时常回忆起班上的老友,品味老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想则已,想来却是古怪:血统既不相干,生活方式、习惯也不一样,彼此之间竟是如此情投意合;老同学们在同一历史道路上辗转而来,相互沟通时总能会心领意、情致怡然。我愿永远珍惜这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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