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77部队农场记事

鲍寿柏(写于2011年，告别插花农场40周年后)

    1970年3月，北大清华300名69、70届毕业生离别毛主席直接抓的文革红色据点“六厂二校”，奔赴安徽阜阳6377部队农场锻炼。由于那年在北大清华带头下全国大学生不发毕业证书，说是毕业生，那张证书其实一直等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才补到。伟大领袖一挥巨手，赤诚听话的学子们二话没说就踏上了征程。
如果加上5个月后按正常时间毕业的北京其他六大院校（中国人民大学、政法学院、广播学院、体育学院、财经学院、语言学院）的学生，到阜阳6377部队农场劳动的共有北京八大院校近500名青年学子。我们在一起风雨同舟，共同体验和感受了走出校门踏上社会后人生哲学第一课。

一、初到阜阳

    1970年3月17日清晨，我们被分配到安徽的同学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高音喇叭声中聚集到北大毛泽东塑像广场，与昔日同窗相拥泣别，感觉就象今生今世再难相见。数学力学系同班室友张万增一直随车送我到北京火车站，南下的列车在汽笛声声中已经起动驶向远方，他还沿着月台一面挥手一面追赶。

    到安徽蚌埠时已是深夜。在火车站等了约一个时辰，便开来一长列大棚车队，我们当即拉了行李铺盖从后面爬上车，不一会，车队便拉着我们浩浩荡荡出发了。我们跨过淮河大桥，穿过深沉的夜幕向淮北平原挺进。过了不久，大伙儿才发现屁股下不时发出阵阵腥臭，一交流才知道我们有幸乘座的是在阜阳——蚌埠之间来回运猪的车队，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娇子一夜之间竟与猪为伍，同学们看来谁都没有在乎，我们的心早已驰向那茫茫黑幕笼罩下的神秘远方，那人生路上未来的驿站。车队在颠簸中艰难地行进，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凌晨3、4点钟了。

    在黑夜中，我们谁也没有搞得清自己到底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直到清晨天明，嘹亮的军号声把我从疲倦的沉睡中惊醒，披衣出门，只见周围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们赖以居住的那几间简陋的营房，仿佛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岛。我从小生长在依山傍水的江南宜兴，我的人生经历从来没有离开过山。就是在北大，我最喜欢的一个不经意的习惯就是独自在校园未名湖畔和西南门外的田野里远远凝望西山，遥想山那边的未知世界，我那沉思的心灵常常穿越时空，编织着未来美好的梦。如今，我面前的视线已不受任何障碍，连半个土坡都没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广袤的平原。当太阳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徐徐升起的时候，我的心灵从未有过如此震撼。随着东方那个火球从半圆直到跳出地平线，我的心似乎也随之跳出了胸膛。军号声声中的壮丽日出，无边无际的淮北苍茫大地，还有那春寒料峭之中一阵阵带着泥土香味的风，都被定格在那刻骨铭心的一瞬间。在这一刻，热血青年从京都带来的激情，似乎被那血一样鲜红的日出一下子点燃了。

    但是，在淮北大地站定脚跟稍微对这里有所接触，便感受到这块土地散发出来的悲凉气息。我们的军垦农场坐落在阜阳插花镇的东南方向约3公里处。插花镇我其实早已从安徽作家陈登科的著名小说《风雷》中读到过，那是书中人物羊秀英卖狗肉的地方。趁军垦生活还没完全进入轨道，我和战友刘叶根等顺便走访了附近几个小村落，所见所闻使我大为震惊。那里的农户所见，家里除了几个土墩上面加一张破木板算是床外，几乎见不到任何一件家俱，门口稀稀拉拉晾着一些山芋干，那是他们的口粮，孩子们个个脸色蜡黄，衣衫褴褛，一路过去，家家户户如出一辙。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穷的农村。如此景象，我和战友们一个个心情沉重，内心凄楚，一路无言。

    在一个村落边，顺便与一个村民聊了聊，听到的更令人骇然。据他告诉我，这个村的村民在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其实都已全部饿死饿绝，最惨的是饿到最后竟将饿死的小孩腌了当食品充肌，但最后仍难逃全村灭绝的命运。现在的村民已全部是1962年以后住进该村落的新移民了。听老乡这么一说，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初中时代曾经经历过的那极其可怕而又悲凉的一幕，但这一幕在插花镇被演绎到如此极致，则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惊恐之余，我一连打了几个寒噤。回到营房好几天彻夜难眠。

    1970年的春天，正是史无前例的文革进入的第五个年头，全国到处都在欢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这里，我才真正见证了文革笼罩下的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到插花农场不到10天，一场灾难差点儿降临到我的头上。那天连部把我找去谈话，先给我递过一封信。我一看，原来是我数天前寄给同学的亲笔信，信封已撕开，6页信笺看来已有多人审过，揉得稀烂。随信还有一张阜阳县邮电局革命委员会给6377部队首长的公函。原来是因为我所用的文革邮票太大，遮住了信封上印的毛主席语录的几行字。公函称，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建议部队严肃查处，并将结果告阜阳县邮电局革委会。落款上竟有红色权力机构的鲜红大印。我见状大惊失色，脑袋一下子炸开了，结结巴巴地辩护说，凡是买的信封到处印满了老人家语录，邮票又那么大，实在找不到贴邮票的空间。想不到领导能客观地面对事实，表示这事可以私了，他说，以后吸取教训注意些就是了，邮电局那边我们设法应付。我又是一个没想到，短短十几分钟里我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想不到在这里遇上好人，眼泪抑制不住刷刷掉了下来。

    我在北大那些年因背上“炮打林彪和中央文革”的罪名，被同班几个左派整得死去活来。心想，原以为北大整人残酷，想不到这阜阳更邪，真是孙悟空永远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今后得格外小心谨慎、好生夹着尾巴做人才是。

二、军垦体验

    经过几天的安顿，紧张而有序的军垦生活就开始了。我们学生营共分三个分队，81、82分队全是男生，84分队是男女混编，我分在82分队。整个82分队又分三个排，八月份六大院校加入后，又增加了四排。我被分在三排七班，与北大历史系陈汉中、物理系吴敬倚、生物系胡志远同住一个房间。

    刚到农场，一到晚上便浑身奇痒，翻来覆去几乎整夜难以入睡。找医生看，医生说是荨麻疹，皮肤过敏，要我天天坚持吃扑尔敏等麻醉药，吃到后来，终日昏昏然，干活有气无力。一个多月后，全室偶尔把睡床木板拿出去晒太阳，才发现我的床下竟有成百上千的臭虫，靠吸我的血一个个养得腰圆滚肥。我怒不可遏，等到把这些臭虫统统消灭干净，我才算开始正式享受到农场战士应有的正常生活权利。我至今不明白，这么庞大而可恶的臭虫兵团为什么天天专咬我一个人而不咬他们三个人，会不会是受阜阳县邮电局革委会的委派专门来整我的呢？

    那个年头，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天天提醒人们要准备打仗，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倾刻就会爆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仿佛注定将是个打仗的年代。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军旅生活基本上就是白天干活，晚上拉练。在6377部队一年，生活节奏之紧张，劳动与拉练消耗体力强度之大，可能在我一生中再也没有经历过。在最紧张的夏秋农忙季节，我们都是凌晨三点多钟就起床干活，一直干到太阳下山天黑才收工。回到营地，到井边倒一桶水冲一下凉，便倒头就睡，因为睡不了一会儿又要起床干活了，我们经常是在地头迎来晨曦、曙光和日出。

    最有意思的是连吃饭也要争分夺秒与苏修抢时间，那解放军连长天天亲自主持比赛谁吃得快。我本来吃饭的速度就快，加之在农场劳动强度极大，那白米饭吃起来就格外香。哨子一吹，我很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狼吞虎咽扒了三大碗，我常常是最早吃完饭放下碗筷的人之一。我虽然干活干不过别人，但吃饭能经常抢个第一，心理上终于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为此我常常很得意。八月份后，六大院校的战友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人大的陈贤忠接替北大陈忠宝当了事务长，把伙食搞得更加有声有色。陈贤忠性格直率开朗，极具鼓动天才，与前任不同的，是每到我们吃饭时，他就加念一篇革命大批判文章给大伙儿鼓劲，把吃饭问题直接与批苏修、批刘少奇挂起钩来，给82分队战友们吃饭又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许是革命大批判真的发挥了神奇的威力，我们吃饭的速度又加快了许多，一桶饭几分钟便被大伙儿一扫而空了。

    军垦农场劳动如此紧张，而我们周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们则是呈现出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劳动场景。上午九点多，太阳已升得老高，我们已干了半晌活，那边生产队的社员们才在红旗的指引下懒洋洋地上了工。更为奇怪的是，他们到了地头不是先干活，而是先坐下来休息，有的还横躺着，一边抽旱烟，一边神侃，几袋烟抽毕，开始动工时已是十点多钟，太阳已快升到正中了。稀稀拉拉干了不到一个钟头活，这支队伍又在红旗的指引下收工打道回府吃午饭。我从小生长在苏南太湖之滨，阜阳那一带人民公社社员们的这番劳动生活场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从实地朦胧感觉到，那里的贫困与生产关系出了问题似乎有着密切关系。

    到夏收季节，更为令人没有想到的一幕发生了。就在我们抢收辛辛苦苦耕耘了几个月的麦子的时候，临近傍晚，黑压压的社员队伍把我们包围了，他们要当“摘桃派”，抢夺农场夏收的果实。战友们不得不摆出护麦的“龙门阵”，严阵以待。我原先只在电影《青春之歌》中见到过农民在中共的领导下抢割地主老财麦子的镜头，地主在麦子被抢后躺倒在田头哭喊：“我的麦子啊！”如今，想不到堂堂6377部队战士稀里糊涂怎么被转换到当年地主老财的位置上，成了农民运动“革命”的对象。太阳已经下山，暮霭降临，黑压压的社员队伍象潮水般地向我们逼近，6377战友们死守阵地，护卫着用辛勤汗水换来的丰收果实。到最后关头，不料社员们突然祭出最后的法宝，让一群年轻姑娘打头阵，当战友们欲冲上前阻拦时，说时迟，那时快，她们一个个突然解开裤带，开始往下脱裤子。我们这些都是20岁才出头的毛头小伙，哪里见过这般情景，一个个大惊失色，掩脸掉头就跑。就在我们落荒而去的一刹那，防线很快被冲开一道决口，等到转过身来，眼巴巴地看着黄澄澄的麦子被社员们抢走了。时至今日，我仍忘不了在插花农场进行护麦斗争那惊魂一幕。

三、84的魅力

    对于6377部队82分队的战友们来说，最大的诱惑莫过于来自2公里路外那84分队所在地了。因为那里是全体女生集中扎营的地方。20多年前曾经读过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书中描述的那种农场青年男女青春的躁动与性饥渴，其实早在70年代第一个春天就曾经成为6377战友的集体记忆和青春体验。在那个岁月，在极度紧张的体力劳动和军营生活之余，战友们最为期待的一项业余活动，莫过于星期六晚上集体打起背包到84分队驻地去看电影了。说是看电影，那少数几部已看过不知多少遍的电影，不是《南征北战》，就是《地道战》，其实并没有引起大家多大的注意。战友们内心深处真正期待的，其实是对84分队女同学的向往，也就是异性相吸吧！那看电影的一个半小时实在是非常的宝贵，82分队与84分队分成两列端坐在电影大屏幕前，从电影开始到结束，82们的眼睛其实一直斜视着84们的队列，而84们的眼光也悄悄地斜视着82们的动向，目光与目光之间仿佛有静电般的感应，碍于纪律，谁也不敢离开队列超过那近在咫尺但仿佛十分遥远的天地。战友们激动、新奇、喜悦、茫然，心跳加快，心灵中仿佛有股泉水在潺动，那茫茫夜幕下的露天大银幕以及银幕上展示的一切，被战友们彻底遗忘。时光滴滴答答地过得飞快，一个半小时的无言相望很快就过去了，当队友们站起身，抖一抖身上的泥土，欢乐而又满足地返回82分队的营地时，内心又多了一份隐隐约约的惆怅，大家又开始盼望下一周看电影的默默相聚了。

    在82分队，只有少数几个吃了豹子胆的小伙子，敢于在星期天假借到团部小商店购物的名义，顺便到84女生宿舍门前去转转，以期碰碰运气，但这一切往往都是劳而无功。在我们7班，我的无锡老乡吴敬倚算有这种胆量的一个，他就敢于冲破牢笼，星期天有时到84营地去转转，感受一下那里异样的新鲜空气。有一次他去转了回来告诉我们，在商店门口正好碰上了某女生，俩人站着聊了好一会，我们一个个听着都羡慕死了，暗暗佩服只有老吴这样勇敢的人才能遇到这种艳福。当时在7班，凡是听他说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这种“色”胆。

    后来吴敬倚从农场被分配到皖南泾县偏僻山区某学校当教师。在孤立无助之际，他急中生智，利用八月份其他农场大学生再分配之际，毅然决然天天到泾县长途汽车站等候运气。终天天赐良机，宛如七仙女下凡，华东师大物理系的青春淑女江雷正好单身分配到泾县山区当教师，正举目无亲，茫茫四顾之际，被有心人老吴热情地从车站接走，不日便情投意合，喜结良缘。俩人40年来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现在上海交通大学退休。老吴的美满姻缘，我想与他在6377部队农场就显露出来的敢于冒险的非凡气质应该不无关系吧！这是后话。

四、样板戏演出小分队

    秋收农忙过后，根据部队首长的指示，由82、84分队抽调部分战友联合组建了一个演出小分队，排演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本人大概是因为平时经常喜欢面对茫茫淮北大平原引吭高歌抒发情怀，竟然也被选中，并被指定担任剧中主角之一的参谋长少剑波。我在北大五年期间习唱有些基础，但表演才能几乎等于零，而抽调演出组人员却大多是来自北京八大院校的文艺精英，顿时慌了神，一下子陷于巨大的压力之中。多方设法推辞，但劝说方一再强调参谋长以唱功为主，无需什么表演，无奈只得仓促上阵。在排练的那些日子里，我自知根底太浅，别人花一分功夫，我得花十分。主演杨子荣的高峰是北大西语系的，一表人才，不到几天便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情节，武功、唱功俱佳，把个杨子荣演的活龙活现。还有刘叶根（北大地球物理系）演的座山雕，李星华（北京广播学院）演的小常宝，宋福连（北大物理系）演的李勇奇，米丘兰（北京政法学院）演的李勇奇母亲，罗贤佑（北大西语系）演的栾平，个个演得生动出彩。王芸苏（北大东语系），朱旭铭（清华自动控制系），许锦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苏慧（北大物理系），肖金娣（北京广播学院），韩伯仁(北大历史系)等战友虽然戏不多，但她（他）们均有绝活，所显示出来的才华和气质给我留有深刻印象。

    我平时压根儿也没想到剧组的哥儿姐妹们竟都有如此潜能，相比之下，自惭形秽，压力就更大了，天天茶饭无香，惶惶不可终日。在最困难的时刻，得到了来自剧组战友们的关怀与鼓励，是大家的无私帮助，使我步履艰难地越过了这个坎。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剧组的两个幕后核心人物：李豫生和胡瑞芳，是她俩的力顶，成为我在剧组能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

    李豫生是总导演，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此人极具综合潜质和文艺天才。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既无录音录像等任何科技设备，又无专业人士的指点和规章可循，仅凭那本从书店买来的剧本，要排练一台全本的样板戏，难度可想而知。但李豫生却举重若轻，全凭她对剧本的理解和曾看过电影的记忆，竟能指导大家编制甚至是复制出该戏的全套动作，实属难能可贵。加上她的性情豪爽大气，充满活力，在我的印象中，她应属于国家的栋梁之才。由于她的手把手指导，我这个参谋长才得以赶鸭子上架，终于粉墨登场。李豫生是智剧演出组的灵魂人物，我在困境中对她的钦佩与崇拜，大有危难识英雄之感。

    与李豫生相比，北大化学系的苏州姑娘胡瑞芳则显得文静、温和、细致，凡是大伙儿忽略或觉得不值得去花精力的繁琐事情，她都会默默地去做，而且做得那么脚踏实地，贴切妥当，她忠实地履行了政委的职责，她是整个剧组的思想和后勤保障。那年头我因体力劳动把饭量撑大了，她曾悄悄地塞给我几十斤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全国粮票。时隔许多年，每想到这一幕，我的内心便会涌动温暖与感激。

    那时，北大西语系的关立新、邵思蝉等抽调到师部演《红灯记》，也常来指导我们，传经送宝。关立新是军垦战友中的名人。几年前，听到她在美国英年早逝的消息，不禁使我想起农场往事，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智剧》公演后，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6377部队团部和各分队巡演后，部队首长很是满意，又要我们到周边一些农村去巡回演出。后来在千里野营拉练时，更把巡演拓展出阜阳地界，跨越整个淮北大平原。我至今忘不了在淮北农村演出的情景。当夜幕降临淮北大地的时候，各村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涌向演出村落，场面之欢快，气氛之热烈，就象逢年过节赶集一般。初冬的寒风掠过这块灾难深重的贫瘠土地，那演出仿佛是划破夜空的一道光明，给淮北的父老乡亲带来了温暖与欢乐。

    智剧演出组因为是82、84分队混合组建，给男女接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一些战友是天赐良机，但对于我这样自进入剧组后整天整夜忧心重重地想着排练，生怕演砸了无法交待的人来说，竟然丝毫未有觉悟。直到次年春天，北大清华战友面临再分配的时候，才发现剧组的一些男女战友纷纷有了自己的归宿。“杨子荣”高峰与剧组的美女马恩皓（北大东语系）结为爱侣，“小常宝”李星华则与戏中的“父亲老常”陈道立（北大无线电系）结成了伉俪。在淑女如云的剧组中混了几个月，“任务压倒一切”的正统观念束缚下的我，竟让大好时光象流水般地从身边白白淌过。等到临分别发现一对对鸳鸯鸟比翼双飞时，我们几个光棍和剩男才发现悔之已晚矣！

五、战友情深

    在6377部队农场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但八大院校战友们在一起共患难，同命运，风雨同舟，在战天斗地中结成了深厚友谊。无论是在82分队，还是在样板戏演出组，这种友谊情同手足。

    我们北大数力系同我一道分到82分队的，还有邵国培、苏淳等。邵国培当年就是阜阳的状元考入北大的。他为人沉稳、淳朴，从不显山露水。组建智剧演出组时，所有的布景美工设计均出于他手，偶使雕虫小技便让农场所有人刮目相看。数学出身的强项是抽象思维，想不到他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俱佳。难怪有人说，邵国培还不知有多少拿手好戏没使得上用场呢！苏淳因脸上长满络腮胡子，号称苏大胡子。他言语不多，除了微笑就是沉思，与人交谈常常喜欢发你一支粉笔，在地上划来划去，不管你有没有这个雅兴，让你与他一道讨论数学题。插花农场发生的一切他都适应得很好，但这也并不妨碍他继续在美丽的数学王国里纵横驰骋。他推荐我读一下许以超的专著《代数学引论》，里面的难题我是做了一些，但终究无法将此书读完，这可能是我所读过的最为艰深的代数学教科书。若干年后，苏淳成为共和国首批博士，后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数学奥林匹克总教练，弟子遍布世界。而在文革岁月中一直背负所谓出身不好沉重黑锅的邵国培，则成为从这个农场走出来的唯一的将军，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的院长。

    在农场，最难忘的莫过于那7班在一起朝夕相处了365个日日夜夜的亲密战友了。前面提到的室友吴敬倚，可能是在整个82分队中最具独立思想并最有独立个性的一个，几乎是一个异类。他比我年长4岁，却对任何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如果有可能，他还会即时地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他与室友胡志远喜欢躺在床上抨击时弊，高发宏论，不时对当时权倾天下的林彪、江青等进行攻击。

    我在北大时就是因为说了几句林彪、江青的坏话，遭到同班同寝室一位来自苏北的同学的告发，几年来没少受皮肉之苦和心灵折磨。到了这里听他俩仍如此放肆，想起北大心酸往事，心中害怕，想附和欲言又止，心想还是保住即将分到的这个饭碗要紧，假装蒙被睡着憋着气不敢吱声。过了些日子，发现那七班长陈汉中倒很宽容，没有把他俩的那些“反动言行”当回事，左耳进，右耳出，时间长了，竟然也加入插几句，我这才觉察他对那当权者们也早已十分不满。久而久之，我那原先绷紧了的心慢慢舒展开来，那在北大久被压抑的胆子又开始慢慢壮了起来。

    陈汉中是北大历史系65级的，上海人，脸黝黑，戴眼镜，嗓子有点尖，加上一口沪味普通话，似有点娘娘腔，但心地非常善良，善解人意，执行部队首长指示也从实际出发，既坚决又不教条。我那时身体不太好，他经常问寒问暖，劝我不要累着，体察极其深微，有时还抢着把我干的那份活儿做掉。我从18岁离开父母上大学至今，他是我所遇到的少有的真正从生活上如此体贴关心我的领导加战友。他也极易激动，心地清沏如泉水。如果在工地上有人表扬他嗓子好，他会立即给大伙儿用极高的嗓音唱一段样板戏。他经人介绍在湖北蕲春县谈了个女朋友，小学教师，好象未谋面，女友每次来信他会激动得难以入睡，以至于索性从床上坐起来把情书念给我们听。这样，他虽然是我们的班长，却往往成为室友们逗乐的对象。而他的单纯与对人不设防每每落入大家预先为之设计的陷井。

    从部队再分配时，他因女朋友的关系被分往湖北，从此失去联系，40年来杳无音讯。70年代中期我曾隐约听到过他身体不好等不测传闻，这就更加重我的担心，但始终无法寻找到他的线索。多年来，我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北大历史系方面一直寻找他的下落，均无结果。每念于此，我的胸中便会翻滚着思念的浪花。此时此刻，我再次默默地祈祷他平安，并期待着他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与我心灵感应，能倾听到那来自40年前同室的患难战友发自内心深处的轻轻呼唤……。

六、人生的驿站

    1971年3月，也就是我们从北京到安徽的一周年之际，300名北大清华战友进行再分配进入新的工作岗位，其余六大院校的战友继续留在农场劳动锻炼。当时的分配方案全部由部队内定，对外严格保密。我从小怕见领导，与部队首长从未对过话，因此分到何处只能听天由命。
    直到方案公布出来之后，我才知道我被分配到马鞍山市当工人。据知情人透露，团首长在和高营长等决定方案时还特别过问了我的情况，发了个话：“那个在《智取威虎山》中演参谋长的小鲍呢？表现不错，给他个工人指标吧，把知识份子的帽子提前摘掉。”

    我其实是一直想当教师的，从小的梦想就是长大后当大学教授，眼看绝大多数战友都被分到全省各中小学当教师去了，而我却阴差阳错被派了一个稀有的工人指标，意外之余转而一想，臭知识分子帽子将从此被摘掉并将光荣地加入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行列，一股被组织信任的暖流顿时涌遍全身。我当天便给父母写信报告我被提前“摘帽”的喜讯。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却只有几步。插花农场的再分配和部队首长的一句话从此改变了我今后的人生轨迹。事隔许多年后回头看，那一转折也许其实正是新的苦难的开端和序幕，从那以后我的人生历程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但我仍然要感谢部队首长那一份朴实而真诚的情意。

    那个渐行远去但又仿佛让人魂系缭绕的时代，对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来说，是注定永远无法回避的宿命。那个深深的印记将伴随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多年来，对那个农场的追忆，总会让我不禁想起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中那著名的开头语：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愚蠢的岁月，
这是一个智慧的岁月，
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我们面前什么都没有，
我们面前什么都有。

    告别农场的那一天清晨，我最后一次深情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淮北大平原，那曾经留有我青春、热血、汗水的地方，我最后一次亲吻了那湿润的土地。在嘹亮军号声中那壮丽的日出，仍象一年前那样使我激动，但多了一份无限的依恋。我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恨不得伸出双臂去拥抱春天，拥抱太阳，我的热血在涌动，人生的画卷其实从这里才真正起步：新的生活开始了。

    （本文作者为马鞍山市委原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5级毕业生，写于2011年4月11日，告别插花农场40周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