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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北大:汉中岁月——从汉中分校到再分配
汉中岁月

作者:张 从

一、汉中分校

    1969年秋天,作为1963年入学的北京大学学生,我们毕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可是什么时候毕业,却毫无消息。这年的大事是中国和前苏联在珍宝岛的战争,北京也充满了要打仗的紧张气氛。过了国庆,陆续传来的消息,我们技术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数力系的力学专业要迁到陕西汉中分校去(后来才知道这是根据林彪下的一号命令做的战备疏散)。不久,消息变成了现实,10月27日,北大包了一整列火车,把我们这三个系(专业)的师生发往陕西。在火车上,大家兴致勃勃地听核物理班的聂永泰同学讲秦岭有多少条隧道,每条隧道多长,有个同学说,如果苏修入侵,把你抓去当向导,我们就都完了。这个聂永泰是个奇才,用自制的望远镜观测星空,能够说上每个星星的名字,还能用简易的材料自制发电机,后来分配到四川甘孜地区,在山上被野兽吃掉了(关于他的故事,网上的一篇文章“跑马溜溜的山上”记述的很详细)。大约过了30多个小时,次日半夜,火车停在了阳平关车站。阳平关是川陕交界的一个重镇,在宁强县境内,历史上也是战略要地,后来修建的阳安铁路就以它为起点,不过当时从这里到汉中只通汽车。在寒风中等了大约2个小时,才来了几十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位于褒城的北大分校。

    北大汉中分校又称653分校,是1965年3月北大为执行毛泽东的三线战略修建的,位于汉中与勉县之间的褒城。据说是周培源等人在直升飞机上选定的校址。褒城位于褒斜古道山口,西傍汉水上游支流褒河,传说西周美女褒姒出生于此地。 褒姒本是农家女子,被周幽王掠去作妃子,心情不好,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这里应该是出美女的地方,可是我们在周围却没有看到过一个漂亮的妇女。这里还是成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正宗发生地,五百里褒斜古道依江曲折而建,穷尽地势奇峻险要,通向长安。当年没有炸药,隧洞是用“火焚水激”法打通,可见工程多么艰苦,工期多么漫长,不知累死多少百姓。那时我们还曾经见到过古栈道的残迹,后来修建石门水库,古栈道全部沉入水下,无法看到了。文化革命开始后分校也受到影响和冲击,部分人员参与了地方的派性斗争,甚至武斗,据说还引起了一起汉中的爆炸事件。我们到达分校时楼房已经基本建好,包括宿舍、教学楼、食堂等一应俱全。 
  
    在分校期间我们的主要事情一是建校劳动,二是继续搞运动。劳动的内容主要是在学校背后的山上(该山名叫连城山)爆破采石,垒砌护坡,劳动强度很大,也有一定危险,好在没有出什么事故。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搞大批判等,由于清理阶级队伍在北京已经搞完,一些有问题的干部教师(如被打成叛徒的总支书记戴新民、特嫌徐光宪教授等)不让到这个保密单位来,所以也没有再搞批斗。印象最深的是伙食很差,几个月上吃不到荤腥,有的同学为了满足口福,在马路上拦车去几十里外的汉中或勉县饭店里吃顿肉。我们班的罗英明同学用电线电死一只狗,在宿舍用电炉煮熟,我也尝了一块肉,味道十分鲜美,令人至今难忘。

    那时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和工宣队、军宣队关系不好,他们认为我们不听话,组织纪律差,就出了个主意惩罚我们,让我们和部分教师一起去位于学校北部80多里路的留坝县劳动,美其名曰教育革命。1969年12月,我们几十个师生背着行李,从分校出发,沿着褒河边的小路,一直向北,大约走了9-10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名叫武曲铺,属于留坝县马道公社。留坝是汉朝留侯张良的封地,有著名的古迹张良庙,建筑宏大完整,古树参天,现在还是旅游胜地;而马道正是当年萧何从汉中出发追到韩信的地方,立有一块石碑,铭文曰:“萧何月下追韩信处。”

    我们住在农民家里,借了村干部的家作为集体食堂,主食基本是大米饭,蔬菜基本是萝卜。我们白天上山劳动,主要是修梯田,收工回来就吃饭,晚上没有电灯,只能聊天睡觉。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趣事:村里有个20岁左右的女子,生得皮肤白嫩,发辫粗黑,面如桃花,眼含秋水,经常倚在家门望着我们上下工的队伍。有的同学打听到这个女子名陈素华,地主家庭出身,初中毕业,父母双亡,有个公社干部想讨她为妻,她不甚愿意。有个同学开玩笑说:“这个女子比我们学校的女同学漂亮多了,讨她作老婆也很不错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其他同学不过说说而已,班上一个平时默不作声的上海同学王炽发却动了心思,等我们回到学校后,他又独自来到村里,和这个女子建立了关系。
    大约劳动了半个多月,教改结束,我们又沿着来时的老路返回学校。这次是傍晚出发,夜行军。由于出发前只吃了一个萝卜充饥,行走80多里山路耗费了大量体力,次日凌晨快到了学校的时候,我忽然感到眼前一黑,几乎晕倒,这时体力较好的程汉良同学急忙奔上前来,背起我就走,进了学校,正好赶上开早饭,喝了一碗稀饭,又休息了一会,才慢慢恢复过来。这个镜头虽然过了四十余年,至今还深深地留在记忆中。

    转眼过了1970年的春节,终于传来我们要毕业分配的消息。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双向选择,更不讲什么专业对口。3月初的一天,掌权的军宣队召集我们三个年级的近300名学生,由教导员(名叫黄辉业,8341部队的营级干部)宣布分配名单,除了少数留校的同学(我班只有一人)外,所有同学都分配到全国各地县以下单位(绝大部分是农村)或部队农场,分到县农业机械厂的就算最好的了。不考虑家庭远近,只有明确了恋爱关系的男女同学可以分到一起(所以有恋爱关系的男女同学毕业前纷纷暴露出来,还有突击成功的)。我被分配到陕西汉中地区。

    还有两个同学(刘立民和程汉良)因为被军宣队发现了问题(搜查了化学系的同学给他们的信),被扣留没有分配(程半年后分到安康地区,刘1973年分配到河北衡水)。

    到了离校的日子,同学们依依惜别,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员也到汽车前送别,因为他们的思想太左,对教师学生太苛刻,同学们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气得痛骂了他们几句,算是解了一些心头之恨。
我的分配地点离学校最近,所以是最后离校的。学校派了一辆卡车,把我和其他分配到汉中地区的同学连人带行李一起拉到了汉中城里。

    就这样,汉中分校的4个多月的生活结束了。在此期间,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同学们连毕业合影都没有照,毕业证也没有发,一直到1980年,北大才给我们补发了毕业证。

二、南郑农村

    1970年3月,我和部分汉中分校的同学被送到汉中市内,和从北大总校的部分同学汇合,在汉中下放办公室报到,接受分配。这个机构是专门负责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和大学生分配的。下放办的人员向我们宣布:这批北大的20多个毕业生全部到农村插队,有5个县,可以自由组合。我和技术物理系的李升平(北京人)、无线电系的刘淑琴(河北唐山人)、数力系的顾志福(无锡人)及其女友王炜、张淑婷(北京人)、化学系的李立平(北京人)临时组成了一个小组,选择了南郑县。另外还有4个小组,分别去洋县、勉县、略阳县和宁强县(邓楠及其男友张宏在这个县)。

    宣布方案后的第2天,我们这个组7个同学,到公共汽车公司租了一辆车,连人带行李到了南郑县政府所在地周家坪。接待我们的是办公室主任余颖,30多岁,态度比较和蔼(几年后成了副县长),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到郭滩公社利民大队插队,大队明天派人来接你们。次日,利民大队来了个农民,拉了一辆架子车,把我们的行李放到车上,一起步行了20余里到了大队。

    我们4个男生3个女生,分别住在相距不远的两间房子,还有一个厨房,在男生宿舍边上。生活方面,每人有44斤定量,大部分是大米,少量杂粮,菜油每人每月5两,到附近的粮站购买,蔬菜和盐、酱油及每月的半斤肉等则要到附近10多里的石拱桥公社购买。最困难的是柴,因为地处平原,没有木柴,只有一点稻草和油菜秆,远远不够用。公社给我们开了介绍信,在队里借了一辆架子车,我们4个男生到80多里外的山区南海公社去买柴。清早出发,赶到那里买了柴,已经傍晚,来不及回去了,幸亏遇到一个西安知青,一问原来是我们系64级女同学何永克的弟弟,把我们领到他们插队的地方,借宿了一夜,还管了一顿饭。次日早上我们拉着车往回走,来的时候是空车,不感到累,回去时装了几百斤柴,上坡时大家连拉带推,汗流浃背,有的同学肩膀都磨破了。由于我们不太会做饭,烧柴比较费, 1个月左右,柴烧完了,还要再去买一次,确实比较劳累。好在那时年轻,精力旺盛,同学之间也很团结,轮流做饭时即使有的同学做的不好,也没有互相埋怨。晚上没有电灯,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只有点着煤油灯,聊一会天就睡觉了。

    南郑地处长江流域,气候和四川北部相近,主要作物是小麦、水稻、油菜等,山区还有柑橘和茶叶,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我们到了不久就参加了劳动,很快就学会了插秧、割麦、割稻、打稻子(在一种称为拌桶的木桶上摔打稻穗,很累)、栽油菜等。插秧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开始我们都插不直(当地人说不端),后来在农民的指导下,很快就都能插得很直了。每天早晨起得很早,有时还要加夜班,下雨也不能休息。我们干活都很不惜力,生产队给男生记了9.5个工分(最强的劳力是10分),女生记8个工分(和队里的妇女一样)。一次我们在水田中劳动,一个社员赶着水牛犁地,鼓励着让我试试,我手扶犁把,跟着牛往前走,一不小心,被犁铧割破了脚,鲜血直流,同学们赶快把我扶上了岸,用清水冲洗了一下,送到公社卫生院,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麻药,缝了几针,过了10多天才伤口才长好。经过劳动锻炼,我们都晒得很黑,力气也增加了不少,100多斤的担子,挑起来不费力气。后来我们办了个夜校,晚上给青年农民和孩子扫盲,教识字和珠算,很受老乡欢迎。我们和老乡的关系不错,有的老乡做了好吃的经常给我们送,还有的孩子到水田里捉了黄鳝给我们改善生活。

 
    图1  1970年夏在南郑县郭滩公社利民大队农田 (左起:李升平、顾志福、李立平、作者本人)

    到了下半年,汉中地区要成立电视台,刘淑琴和其他县无线电系的同学都被的被调到汉中去了(看来那时也知道专业对口啊)。过了几个月,其他几个同学陆续被县里抽调参加一些临时性工作,李升平和李立平被抽到阳安铁路工地上搞宣传,顾志福、王炜和张淑婷被县里抽去搞专案,就剩了我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到了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县武装部通知我到征兵办公室帮助工作。我就住到的武装部,和部里的军人以及临时抽调的几个地方同志一起工作。我的任务是到各个公社调查了解征兵的进度和情况,回来写征兵简报。给我发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要跑几十公里,有时就住在乡下。我和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也姓张,关中人,一起编写简报,任务完成的不错,经常受到表扬。在征兵工作中,发现走后门的现象不少,有的汉中城里的干部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南郑来报名,有的青年身体不合格,家长通过关系找体检的医生改写体检表等,当然最后都通过了武装部和征兵部队的同意和批准。征兵工作结束后,武装部又把我和那位张老师留下整理文件。一直到1971年2月,汉中地区下放办通知我们到汉中集中,参加再分配。我们6个人收拾好行李物品,离开了南郑。

三、汉中工厂

    北大的20多个同学再次来到了汉中地区下放办公室,给我们进行了再分配。我被分配到汉中地区塑料厂,其他同学分配情况为:顾志福、王炜到汉中地区钢铁厂(勉县),张淑婷到地区五金厂,李升平暂留南郑,后也到了塑料厂,李立平到南郑县氮肥厂。
    我来到地区塑料厂,这个工厂刚刚筹建,厂区还没有建设好,领导让我带领几个青工到湖南益阳培训。

    1971年3月,我带领几个青年工人,其中有汉中人,也有几个随家长从上海迁到汉中的职工子女,一起乘火车前往湖南,先到了长沙,借转车的机会,参观了湖南第一师范、自修大学、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居住地)、橘子洲、岳麓山等景点,那时湘江大桥还没有修好,从长沙到对面去要乘轮渡。站在橘子洲头,望湘江北去,遥想当年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与一群青年才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意气,感慨良多。

    从长沙又乘了几个小时的汽车,到了目的地益阳。益阳是个小城市,位于资江边上,出过周扬、周立波等作家。我们住在一家旅社,和第一批来这里的几个同志汇合,每天去一个叫“红星化工厂”的小厂上班。领导给我们的任务是学习生产工程塑料原料尼龙66的工艺技术,尼龙66的原料是蓖麻油,从蓖麻油先合成癸二酸,再合成尼龙66。我和几个青工每天就在厂里上班,跟工人一起劳动。由于还在文化革命当中,社会上对科学技术不重视,厂里的技术人员没有教给我们什么东西,而生产线上的工人也讲不出什么工艺原理来,我们实际上没有学到多少东西。过了3个月,天气热了,汉中塑料厂通知我们回去。组里的同志们说来了一趟湖南,怎么能够不去“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呢?于是我们买了去韶山的汽车票,来到了毛泽东的故乡。那时前来拜谒的人真不少,韶山的宾馆、招待所都住满了人,我们好容易才排队到了接待站,给我们分配了招待所,让两个人住一个床位。那天天气晴朗,我们随参观的人群来到韶山冲,进入毛的故居,里面放着木床和一些家具、农具,听讲解员说:毛的家庭在当地还是比较富裕的(属于富农),毛从小叛逆,不听父亲的话,和父亲吵架,威胁父亲要跳到池塘里。我们在故居池塘前照相留念,又参观了修建不错的纪念馆。6月中旬,我们结束了实习。

    回到汉中后,工厂还没有建好,我被分配到基建组,任务就是采购基建材料,先在市里跑砖瓦、石灰等,后来又被派去留坝采购木材。从汉中乘长途汽车,来到留坝县马道乡,住在一家很小的旅馆,又脏又黑,也没有食堂,就在附近的小饭馆买点馒头等充饥。很多采购员都在这里等候,等指标下来,就随汽车去林场拉木头。留坝的地势很高,冬天山上冰雪不化,汽车行进在冰雪路上,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会翻到山沟里。司机们把防滑链套在车轮上,小心翼翼地开着车,我坐在驾驶室里,望着路边山下的悬崖,心里也直发抖。心想如果摔下去,就粉身碎骨了。好在苍天保佑,没有出事,把几车木头拉出山,回到了汉中。在马道等候时,我向那里的居民打听王炽发的消息,了解情况的人向我说,王炽发和那个村姑陈素华结了婚,把陈带到了紫阳煤矿,不久前,王出差时,汽车出了车祸,一车人都翻进了山沟,王受了内伤,到了医院后死了。啊,我和王离别刚刚一年,我们到汉中时他也随车在汉中住了一宿,还和我在汉江边上散步。就这样一条年轻的生命,刚毕业一年就死于非命。那位漂亮的村姑陈素华领取了抚恤金,打掉了肚里的孩子,又迅速地嫁人了。可怜的王炽发,连后代也没有留下,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1972年新年过后,厂领导突然通知,说地区革委会通知我,让我调到地区磷矿工作。地区磷矿位于略阳县何家岩,距离汉中90公里。我刚到塑料厂一年,为什么要把我调走?厂领导和地区革委会的人都不说原因,只说工作需要。从地区所在地到偏僻的山区,条件自然相差很多,我当然不愿意去,可是那时是不讲什么道理的,拖了一个多月,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拿着调令,前往新的单位上班。


四、略阳矿山

    1972年春节前,我离别了汉中,只身一人来到位于略阳县何家岩的地区磷矿报到。领导安排我去子弟学校教书。这个子弟学校规模不大,有小学到初中9个年级,100多个学生,都是矿山职工的子女,校舍也很简陋,有的教师连课桌都没有,用砖头支木板代替,学校先后有教师10多人。刚开始我教初中的物理和化学课,原负责人调走后领导让我当了负责人,并继续教课,因为缺少教师,我还教过政治、语文等课,其他老师请假,我也经常给他们代课。

    那时由于文革中宣扬“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学生大多数都不好好读书,课堂纪律也很涣散,学生对老师不尊重,老师也不敢管,特别是张铁生、黄帅的事迹和马振扶中学事件上了报纸,学生更加不听老师管教了。所以教学工作相当困难。不过我和大多数老师都认真教学,有时还到别的学校听课取经,或组织学生搞运动会,编排文艺节目演出等,夏收时组织学生去农村劳动。学校工作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差错,也得到了家长和领导的认可。后来单位领导为了加强管理,还派了几个工人作为工宣队进入学校,帮助维持秩序,管理一些调皮的学生。我和工宣队的几个师傅关系也很好。有时,矿山劳动力不足,组织学校师生参加义务劳动,一次,让师生们背着几十公斤的沙子往几百米高的山上送,大约走2个小时的路,每人至少上下2次,个个汗流浃背,肩头都磨破了。有时还到矿井里(平洞)推矿车,运送矿石。那时,由于对安全不重视,矿山经常出现安全事故,坍方冒顶,或交通事故等,死伤了不少工人。

    何家岩是个很小的镇子,距离略阳20多公里,只有一条街道,每逢周二、周五有集市,人们到集市购买鸡蛋、蔬菜、木柴等,有时买一只鸡,回来宰杀。

    定量的肉要月初在肉店排队购买。我结婚时分到一间房子,自己搭个灶,做饭用柴火,很费时间。1975年,有了孩子,没有老人帮助,单位也没有托儿所等,根本买不到牛奶,连奶粉也要托人送外地购买寄来。我们两人上班时,就把孩子关在屋里,用被子挡在床边,有很多次孩子从床上摔了下来。略阳是个山区县,经济不发达,因地势险要,有战略意义,又因地处秦岭南麓的狮山之南,故名略阳。有一名胜曰灵崖寺,在县城附近3.5公里处,我和苏、康二老师曾结伴前往。该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有寺庙、泉水、石刻等,人称山南小碑林,寺庙背靠青山,面对嘉陵江,景色宜人,当时游人不多,现在也开发成为著名旅游景点了。

    一次我陪妻子去略阳医院看病,在街上巧遇经济系同学黄晓洲,他是陕北清涧人,父亲黄静波文革前是粮食部副部长,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青海省省长。黄热情地把我们请到他家,并介绍他的爱人曹肃宜和我们认识,曹是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生,在略阳县医院工作,后给了我们不少帮助。1979年他们调到广东工作了,多年失去了联系,至今我还很想念他们。

    1975年初,批判右倾翻案风,单位组织去汉中分校观看大字报,遇到了班主任周维金老师,她询问了我的情况,说现在学校师资不够,是否愿意调回系里工作,我当然求之不得,之后周老师帮助我联系,分校派了2次人来我单位外调,并取走我和妻子的档案,报到总校。我一直焦急地等待消息,过了半年多,说总校人事处没有批准,原因是妻子的档案中她毕业时工宣队写的鉴定不好,有什么“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等语,我们系是保密系,政治方面要求很严,所以不能调入。妻子说:她们学校的工宣队有派性,给很多同学的鉴定都写的不好,有些同学到了单位后还继续受到批判。那时的档案真是害死人。最近从网上看到一位60年代南京的中学生就因为档案中评语写的不好,多次高考,成绩合格,就是不能录取,可见档案害人不浅。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辅导的很多学生和年轻教师都考上了大学。1978年,听说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我给母校的老师写信,化学系的孙亦梁老师热情地给我回信,介绍研究生招生情况,我开始积极准备。离考试只有几个月了,主要困难是没有教材,写信给母亲,她给我借了书寄来。离开书本已经12年了,重新拣起来十分吃力,特别是物理化学从来就没有学过,只能按照教材自学,一点一点地啃。那时单位经常停电,白天上班,晚上点煤油灯学习,把本来1.5 的眼睛看成0.8了。妻子负担了所有的家务,并把孩子送到她大姐家,请大姐帮助照顾。7月份,到了考试的时间,我赶到县城,参加了考试。 后来又到北京参加了面试。

    回到陕西,单位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单位的头头(革委会主任)李某,是从某武装部转业的干部,文化不高,作风十分恶劣,且经常利用职权欺侮女职工。我的妻子和其他同志私下议论,被某些给领导溜须拍马者告发,李某竟指使手下的人将我妻子隔离审查,开批判会。我妻子被迫做了检讨,才被放了出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一面安慰妻子,一面向省有关部门写控告信(后来省上派工作组调查,李某受了处分,调回老家山东)。9月份,录取通知到了,单位领导十分吃惊,原来他们以为我肯定考不上,现在也不得不给我办理相关手续(听说有的地方设置障碍不给办理手续的)。我对妻子的处境十分担忧,但她坚决支持我,让我不要顾虑,专心去北京学习。1978年9月,我离开了生活8年多的汉中,到了北京。
    回顾汉中的8年生活,感到没有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却遭受了不少磨难,但自己没有沉沦,没有被苦难压倒。这段经历使自己更加接近工农大众,了解了社会底层,增加了阅历,思想更加成熟,为今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

    张从,1963-1969年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习,1970-1978年在陕西汉中地区劳动锻炼和工作,1978-1981年在北京读研究生,1982-1994年在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1994-200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工作,环境科学与工程专家。曾获国家和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一等、二等奖,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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