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瑞娟

    1975年暑假，江西九江教育学校（打倒四人帮后复名为九江师范学校）掀起了一场“打土围子”的运动，运动的对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申家仁、王长发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生钱场均。学校当局为什么要将这三位教师当作顽固堡垒“土围子”来打呢？这要从他们到这所学校的时候说起。

    申家仁和王长发是1971年10月从0484部队武山军垦农场再分配到这所学校的，钱场均是同时从0484部队乐平军垦农场来的，这三个人起先都非常受校方重视，学生们也非常喜欢听他们的课。我同大学同窗申家仁结婚后，1972年秋从唐山轴承厂也调入教育学校做教师，长发和场均的太太也都是从0484部队军垦农场学生连出来的，大家经历相同，而且又比邻而居，彼此很谈得来，自然交往密切。三家生孩子也是差不多的时间，三个男人经常结伴下乡买鸡买蛋，弄得鸡飞狗跳，小孩子们看见他们仨，就会喊“鬼子进村啰！”。与他们仨同时来校的共19位大学生，大家相处都不错，只有一位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人他们不大喜欢，此人爱在人前吹嘘他文革中的造反“伟绩”，例如如何智斗许世友之类。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我们三家相当兴奋，大家认为毛主席此举不仅仅是给邓小平一个工作机会，而是意在让邓挑大梁重整中国乱局。我们这些从文革中过来的人，对国家长久以来乱糟糟的局面实在厌恶极了，希望早日安定下来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因此当1974年春天突然刮起“批林批孔”的妖风以及随后开展的“批儒扬法”运动，极其不理解。我们同住一排平房，在门口碰面的机会很多，经常在一起聊天。王长发说把林彪同孔子挂起来钩来真是莫名其妙，老钱说孔子克己复礼，林彪却要抢班夺权暗杀毛主席，怎么说他要学孔子，狗屁不通。老申说放着极左不批，却去批几千年前的古人，这算怎么回事？后来看到报纸上公然登出“批林批孔批周公”，老申他们三人更是感到愤慨，这不是明摆着借机批敬爱的周总理吗？因此，他们坚决不参加学校的运动，学校要他们写批判文章，坚决不写。南京大学那位老兄却热衷得很，指点地图批林彪如何在辽沈战役中违抗毛主席的战略决策，给学生作报告绘声绘色讲孔子如何残杀少正卯等。对此君的跟风行径，老申他们三个人嗤之以鼻。只要此人来串门，就会对他冷嘲热讽。

    1974年暑假过后，时任省革委委员的一个姓张的人，调来教育学校当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此人是江西著名的造反派头头。开始的时候，他极力拉拢老申他们三个人，把老申老王安排进学校的“写作组”，减少他们的授课任务，指名要老钱发挥熟悉历史的长处，给学生讲述儒法斗争史。但是，三个人却不买他的帐，老钱拒绝搞讲座，说儒法两家的理论，都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共产党信的是马列主义，不信儒家也不能搞法家那一套。1975年春天，江西派性斗争激烈的时候，这位张主任到省里开会，把老王老申带去，希望两位出身于北大中文系的写手，能为他写出几篇在全省有分量的派性文章。两位北大人当然不愿就范给他提供炮弹，卷进派性斗争里面去。他俩借口查资料，天天去拜访南昌的武山同学和战友，不给他写一个字，后来干脆跑回九江，这让他大为恼火，对老申老王恨得牙痒痒。当年陕北红军为了站稳脚跟，打掉不少顽固堡垒“土围子”。派头头张主任觉得老申老王老钱他们好比是学校的一个“土围子”，跟他完全不一条心，必须狠狠整一整。于是，一到暑假，就掀起了一场批判斗争三个人的“打土围子”闹剧。

    为了力保把“打土围子”打垮，张主任分别做好工宣队和学校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工作，还四处搜集三个人的黑材料，煽动群众，并且培养几个斗争骨干。平时受够三个人冷眼和嘲讽的那位南大老兄，自然是他最重要的帮手。开第一场批判会的时候，此君作主旨发言，“揭露”老申他们如何一向抵抗批林批孔运动，如何对批儒扬法斗争消极怠工。他讲过之后，接着有人上台“揭露”王长发是野心家阴谋家，想夺权当地区教育组长，批判老申抵抗教育革命，学校要他和学生一起下乡开门办学，他却扬言用箩筐把孩子也挑下乡去，给学校抹黑。有人揭露老钱的“生活作风问题”，企图将有“老夫子”之称的他丑化为“伪君子”。

    听到这些诬蔑不实之词，“土围子”三个人，只有苦笑。老王确实说过当教育组长的话，那是他看不惯地区教育组长每次来学校大吃大喝的腐败行为，他说一个主管教育的人，不去想方设法办好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却热衷于吃吃喝喝。这样的组长我也能当，而且肯定当得比他好。老申到学校后向来是很积极的。1972年我生大儿子的时候，月子里他居然抛下我们母子，自己带学生下乡。1974春我们第二个孩子出世，我的身体又不好，瘦得只剩下80来斤，这年秋季学校却硬是要老申带学生下乡实习，他出于无奈，说如果一定要他下去的话，那就只好用箩筐把老大挑下乡去，这样可以减轻江老师的负担，不然她实在受不了。后来学校见我们的确有困难，同意他十几里路天天晚上回家，早晨再赶往学生驻地。“老夫子”的“作风问题”，其实只是同一位女同事说的一句玩笑话罢了。

    张主任不仅鼓动大家揭发批判“土围子”三个人，还唆使群众捎带攻击诬蔑家属和一些来往密切的同事。正在与南大那位老兄恋爱的一位来校当教员的一位工农兵学员，也特别喜欢跟风，我很讨厌她，因此她在批判老申的时候竟把矛头对准我，说申老师根正苗红，本来是不错的，听说曾经还是学校的培养对象，只可惜同资产阶级小姐结婚了，逐渐变了质。我一听到这话气愤极了，立马起身离场以示抗议。

    在场的校政工组长展兵，看见我黑着脸离开会场，立即跟在我后面，我回家砰的一声关上门，他就不停地敲，大概是怕我一时想不开，用力敲门的时候还不停地大声喊：“小江，小江！”我只好把门打开让他进屋。他连忙说批老申的时候把你也扯上，是不对的，不对的。我说，申家仁如果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批他斗他哪怕枪毙他，我没意见，不过要有证据，象现在这样抓住一点无限上纲，硬要把人往死里整，我就是不服！我看就是张某某挟私报复，因为申家仁他们不肯吃他那一套。现在不仅整他，还要来扯上我整我，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是我把申家仁腐蚀变质的，真是岂有此理！那个婆娘的话是不是你们意思？我16岁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求学，并坚决留在国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几年家里人一再要我们出国，并且保证我们出国能过上比国内好得多的日子，我们总是不答应，以至和家人闹得不愉快，现在我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小姐？

    展兵被我连珠炮似的一席话说得愣在那里，临走的时候对我说，小江，你是站在土围子墙上的人，我们把你拉一拉，你就过来了，推一推你就入土围子了，我们现在尽力拉你，你不要对群众运动抱抵触情绪。听到这话我就火了，我说天天同他们三人在一起说话，本来就在围子里，你们整好了，我不怕！说完把他推出门狠狠地关上门。现在看来政工组长人不坏，他没有把我的话报告给张某某，不然的话，我是逃不脱挨一次狠整的。第二天，我找校医开了张病假证明，说是美尼尔氏症发作，在家带孩子再也不参加学校的整人会议。

    不知是因为确实找不到“土围子”三个人的过硬材料，还是因为邓小平发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各行各业大力开展整顿，1975年暑假过后，没有对“土围子”三个人进行组织处理，他们依然教书，也依然常在一起聊天，申家仁依然当班主任。“土围子”打而不倒。这年秋季，老申提出“把教育质量抓上去”的口号，严格要求学生，深得学生好评。尽管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被个别学生贴了大字报，新来的校领导仍然肯定他。打倒四人帮后，张某某因为紧跟四人帮，被隔离反省，随后被开除党籍，南大的那位老兄，因为紧跟张某某，像泄了气的皮球，走路全然没有往日昂首挺胸的架势。1977年，学校人马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师范，一部分到新办的师专。老钱在师范当教务主任，我们和老王夫妇到师专，我承蒙学校看得起，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并成为市人大常委会会员。老王第二年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南大工作，而南大那位跟风的老兄则留在九江师范接受老钱的领导教化学。后来老钱回到上海，成为党校的一名副教授。

    2010年9月，我们夫妇带着孙子从加拿大回国参观上海世博会，住在老同事老朋友韦明新陈丽芳夫妇家里附近。这两位与老钱的夫人李秀英同在化学系，陈丽芳与王长发又同是福州人，与我们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因此他们俩与我们三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当年打“土围子”的时候，也被视为站在围子墙上的人。我提议给王长发夫妇打电话，让他门到上海老钱夫妇家里相聚，老韦老陈热烈响应，当即往南京拨电话。老王夫妇刚从美国回到南京，接到电话十分兴奋，当即表示赴约。两天后，我们四家在上海奉贤老钱的家里重逢。大家不知有多高兴，有说不完的话，话题中当然少不了当年打土围子的事。虽然一晃35年过去了，但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年陕北的‘土围子’一摧就垮，但我们这个“土围子”不仅摧而不倒，而且还越来越牢固，因为我们这个围子的性质完全不同，是用正义、真诚和友情筑成的。

    作者：江瑞娟  北京大学中文系1965级（3）班
    退休前供职于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电邮地址：shen_jiaren@126.com  

难忘武山学生连

作者：申家仁
                       
    1970年暮春时节，分配到江西并先期到省军区报到的98位北大同学，被组成一个学生连派到0484部队武山军垦农场。这个农场位于吉安地区泰和县武山脚下的一片平坦的山岗上，武山素来以乌骨鸡闻名于世。

    到农场的第二天，指导员戴方伦和连长吴金城宣布了全连三个排九个班和各排学生副排长、各班正副班长以及连部文书等名单，并将三位解放军排长一一介绍给我们。次日早晨，我们就开始过起军事化的生活：听号音起床就寝、早操（走步与跑步）、列队唱歌后就餐、天天听（新闻联播）、晚点名等等。我们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人，还习惯像在学校时那样体育锻炼，但农场什么运动设施都没有，只有一个篮球场，于是我们就在住所小楼前，因陋就简地装起了双杠、单杠，还开辟了排球场。为了解决用水的困难，新挖了口水井，并做了护井围栏。劳动空余时间，我们打球，玩杠，吹拉弹唱`，侍弄园艺，往日宁静的山岗变得生气勃勃，引来周围不少好奇的老百姓。连里的五位军人，连连称赞北大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我们农场驻有两个解放军连队，几百亩土地，分配给我们耕种的有百多亩水田，几十亩旱地和几百棵桃树，因此，我们的劳动强度比起别的农场还不算太强。刚到农场的时候，按场部（老场长是出身四野的东北人）的安排，我们起塘泥，送堆肥到旱地，给桃树培肥，种花生、种中药材以及准备秧田等等。干这些活儿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并不觉得怎么累。但是插早稻和“双抢”（夏季抢收抢插）的时候，那就累得够呛了。四月底五月初，阴雨连绵，清晨起床扯秧苗，冻得直哆嗦，插秧成天弯着腰，并总是沐着风雨，一天下来都直不起腰。有一天一位女同学竟累倒在水田里。双抢时更是披星戴月，顶着烈日割稻、脱粒和插秧，没有不腰酸背疼的。其中最累的要数几位犁田耖田的几位同学，他们天不亮就开始在泥水里打滚，有时耕牛不够就像牛一样拉犁引耖，驻军和附近的农民惊讶我们这些来自北大的学生，竟然能这么吃苦耐劳。当然，劳动也并不都是很累的，也有轻松愉快的时候，例如春夏之交桃子成熟的时候，吃着桃子巡守桃园，月光下胡侃神聊，即使彻夜不眠，大家也乐于值班。此外耘田锄草、车水抗旱、种植蔬菜等，三五成群，边干边聊，同学们并不觉得累。农闲的时候的军事训练，那就更让大家兴味十足了。

    我们刚到农场的时候，吃菜全靠“上士”（连队采购人称呼）沈启明（生物系毕业生）带人到附近的马家洲集市和县城的市场或者到生产队里去买，那时大家每月工资42.5元，交15元伙食费，餐餐是芥菜萝卜土豆南瓜之类，很少荤腥，买了点肉或者骨头之类，就分别同海带、黄豆、萝卜等等熬成汤，每餐大家排队打汤，鬼头的同学用勺在汤桶里顺时针三圈再突然逆时针一圈，常常捞得些内容，这个“打捞定律”被越来越多的人验证之后，后到桶边的人就只能喝清汤寡水了。一天晚餐前，我们唱完歌解散进食堂的时候，一位西语系的男同学，突然模仿白毛女的腔调唱“我恨不得冲出奶奶庙，喜儿我实在受不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指导员和连长并没有因此发火训人，他俩知道连里伙食实在太过清苦。为了改善伙食，连里责令四班专们负责种菜，其他各班也有“自留地”，此外，还让生物系女生黄咏娴和历史系男生刘远芳专门饲养鸡鸭（这对“鸡男鸭女”后来成为夫妻，现居美国）。9班是养猪班，十几位女同学养了上百头猪。但自己不能宰杀，所有权属于师后勤部，因此连里另外办了个自留养猪场，没多久我成了这个猪场两个饲养员中的一员（另一个是经济系的吴颐恩，绰号“小老虎”），我们两人用当时流行的糖化饲料养了九头大肥猪。自种的蔬菜长起来了，自养的禽畜长大了，加上我们有不少烹调高手（例如中文系的王长发、周榕芳等人）做炊事员，伙食自然就逐渐改善并且越来越好，餐餐四菜一汤，天天菜不重样，以至在全师出了名，师长和几位副师长都来视察，把我们的经验，向全师所有的大学生军垦连队推广，并让各连派人来我连取经。武山农场新来的厦门大学学生连和武汉高校学生连，更是径直到我们北大连索要各种菜苗与种子。

    在武山农场，我们特别注意同地方搞好“军民关系”。农忙时节，自己再忙也要抽出两三天时间帮附近的生产队插秧割谷，并谢绝任何招待。农闲时还参加当地灭钉螺防治血吸虫病的水利工程。因此，当我们需要用耕牛的时候，连里派我这个对外联络员同大队交涉借牛事宜的时候，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1971年春节，大队支书带人敲锣打鼓给我们送来几大挑诸如年糕、鲜鱼、莲藕等等年货，我们连则派文艺队，到大队各个自然村倾情演出。元宵节的时候，我们武山三个学生连联袂搞了场文艺晚会，节目有样板戏、采茶剧和一些歌舞曲艺以及器乐演奏等节目。当地民众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彩的节目，没有见过这样能歌善舞的年轻人，姑娘小伙对我们更是投以钦羡的目光。

    唯一同地方闹不愉快的是70年双抢的时候，一队人马顶着烈日敲着铜锣押着一个小孩游行到我们连队驻地。我们一群人上前询问，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回答说，这家伙诋毁工作队破坏双抢战斗。我们要他说得详细些，他说这人是地主崽子，仇视共产党，工作队下田间督促检查生产，他诬蔑是好吃懒做、指手画脚，煽动社员不听工作组指挥。我们问被绑的小孩是不是学生，说了工作队什么坏话，他回答说读初中二年级，因为说工作队队长有点象课文“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这才挨捆的。听后生物系的吴明辉（现任江西省发改委主任）强行给他松绑， 并警告领队者不准再这样胡来，否则的话，我们就到程世清（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那里告你们违反政策，说得那人喏喏而退，带着人悄悄离开了。事后我奉命向罗支书汇报这件事，罗支书笑着说只有你们大学生敢这样对待工作队。我们是不敢。

    71年春天，场部动员我们到周边村庄收集牛粪沤肥备耕，老百姓对我们四下出击的抢肥行为，非但没有责怪，听说各生产队还以大学生为榜样，掀起了积肥备耕的热潮。70年冬我们连在井冈山野营拉练一个月，大家以红军为榜样每到宿营地就先为老百姓做好事，走的时候，还留人一家家征求意见，看还有没有违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永新、三湾、宁冈、茅岗、茨坪等地的百姓，没有不夸奖我们这些北大学生娃的。

    我们到农场接收“再教育”，但 “再教育”不是单向的。三位排长（两位姓梁一位姓高）在部队时是班长，由于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便都官升一级派到我们连。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俨然以排长自居，对我们这些“战士”大呼小叫，尤其是一排的那个矮个儿梁排长，平时动不动训人，有同学身体不舒服想请假的话，他便教训要牢记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不要这么娇气！

    但是后来排长们渐渐发生变化：我们谈天说地，他们在旁静静地听；秋天我们“且把武山作香山”，上山游览，他们也跟着玩，当我们吟诵“霜叶红于二月花”“战地黄花分外香”“无边落木萧萧下”等诗句的时候，他们便显出肃然起敬的神情。劳动的时候，我们常玩些猜谜游戏以缓疲劳，有一次听我们猜字谜“差一点就是妈，眼睛上长块疤，欠人家二十三块八，丢了人不是他”（打一成语）。他们大感兴趣，猜了一个星期也没能猜出，待我们告诉他们是“毋自欺也”后，还是不能明白，详细解释之后，他们大感自己的知识不足，自此之后经常向我们求教一些问题。久而久之，小排长们变成我们的小弟弟和跟班，同我们说笑在一起。71年林彪事件公开之前，我们综合各种信息，私下猜测林彪出了事，“排长”们先是愤慨于我们对林副主席的不敬，文件传达后对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你们北大人就是厉害，转业后假如能上北大就好了。

    场部为了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几次请当地的老贫农来场忆苦思甜。每次报告结束后，爱把“进行”一词当口头禅的农场沈政委（也是四野出身的东北人）都会这样宣布：“现在忆苦思甜进行结束，请老贫农下台！”我们无不暗笑。我实在不忍心老政委的用语一直这么错下去。一天晚上我到他家向他指出，“进行”这词不要总用，“下台”有滚蛋的意思，应该用敬语“退席”。老政委红着脸说他是个老粗，不会说话，很感谢我的提醒。他豁达地说：你们要接受再教育，我们也要接受再教育。戴指导员和吴连长毕竟文化水准高些，他俩从来没有小瞧过我们，越到后来越对我们少用教训语气。连长后来因追求起我们一位女同学，被指导员告发到师部，退伍转业，临行前与几位平素来往多的同学喝酒谈心，醉意朦胧地说，你们接受再教育，我们也接受你们的再教育，什么时候我们能挨上你们北大人的边就好了。

    大学毕业都是二十多岁的人，自然都有爱情的渴望和情欲的苦闷。有对象的不能回家完婚，结了婚的，也没机会过夫妻生活。有一天上午，厦大学生连的一位男同学突然往我们连队跑，并迅速躲进我们宿舍楼，这时一位中年妇女追赶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叫：“你一定要给我五元钱，一定要给钱！”我们拦住她问为什么追着人要钱，她说她在山坳里割柴的时候，看见这男人在草丛里压着一个女人干那事儿，一大早碰见这事很不吉利，要到钱才能消灾。我们一位同学掏出一张五元票子将她打发走了，厦大的那位同学红着脸出来，说他和老婆，是一个连队的，求我们不要把野合的事同他们连队说，我们自然答应。大家没有笑话他，同情他的无奈。 恋爱在农场是合法的，可谓是硝烟四起，战火连天。连队内部不用说，有的男生还同地方上的女子恋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指导员和连长一律不加干涉，相当开明，只是要求必须光明正大，决不能出现伤风败俗的事。他们还允许已结婚的家属来连队探亲，例如在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的北大中文系教师张少康老师，两次来探望他的爱人童恒琴（东语系），连队都热情接待。图书馆学系的萧鸿祥申请让广州中山医学院毕业的恋人来连队结婚，连里也同意，并为他办了热闹的婚礼。后来指导员带新婚妻子来连队，更加重了他近百号“战士”怀春的情绪。

    71年林彪911事件公开传达之后，我们实在太想走上工作岗位去成家立业了，一天也不愿在武山多呆。当师部有人来农场的时候，有同学模仿《红灯记》李玉和的唱段高唱：“手提锄头四下看，上级派人到武山。时间已过一年半，等待分配到何年”。就在大家热切盼望离开武山的时候，再分配的日子很快来临了，十月中下旬，我们我们分配完毕，丢下吃剩的半边猪和几十只鸡鸭，分赴各自的地方报到（到了地方还要再一次分配具体单位）。当我们分到江西北部各地区的同学一同坐敞篷车到南昌，看见街上行驶的电车，一个调皮鬼故意装出吃惊的样子大叫：“看啦，这车子怎么长大辫子啦！”惹得路人驻足嘻笑，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是一群被关押了很久刚刚放出来的痴傻犯人。

    离开武山后，与其他军垦农场出来的同学谈起来，才知我们农场是最好的，我们没有太苦太累，更没有遭受很多折磨与屈辱。我们十分感谢领导我们20个月的连长指导员，更感谢0484这支野战部队的领导，在那个极左年代，他们真是很难得。记得身高接近两米的师长王雨来第一次来场探望我们时说的话，深深温暖了我们快要冷却的心：“北大的学生是天之骄子，你们不是臭老九，是国家的宝贝。你们懂的外语有英法德俄西班牙，还有日本泰国缅甸和印尼，你们中有懂原子能半导体无线电等等的，你们是人才荟萃！因此，你们不要只是劳动，还要继续学习专业，国家有你们施展抱负的一天！”。于今，我们从武山走出来的同学，有不少专家学者、教授名师、各级官员和老总与董事长，还有作家、收藏家、出版家与外交人员等等。大家谈起在武山度过的青春岁月，无不充满怀念之情。听说福建的一些同学去年还回到武山相聚，可惜我远在加拿大，无缘躬逢盛会。

    作者：申家仁，北大中文系1965级3班
    退休前工作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电邮地址：shen_jiare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