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松龄

走投无路

    好不容易才拿到盖着军宣队、工宣队大印的毕业证书，匆匆逃出北京大学。
    已经是1968年岁末，离报到的最后期限只剩几天。因为在日记里写过“有样板就没有艺术，有艺术就没有样板”的话，我被认定从1964年就反对样板戏、反对“伟大旗手”，定性为反动学生，差点被从北大直接押进劳改农场。幸亏毛主席他老人家耳目灵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发话了：北大、清华这样的万人大学，打了百分之十的反革命，有那么多吗？于是，系里的军宣队与工宣队大吵一夜之后，我被从轻发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绝处逢生,我跳上火车直奔重庆，想先回老家看望父母，再去青海某部队农场报到。

    在车上昏昏沉沉睡了两天。在北大三十二斋被隔离审查近一个月，我太累了。车开出成都站，有人撞了我一下，睁眼一看，是个抱着孩子挽着包袱的乡下女人，长得很好看，年龄和我差不多。污浊的车厢里人潮涌来撞去，根本没有她的位置，不知她是怎么挤上车来的。我朝里硬挤出半尺宽的地方，让她坐下。我完全醒了。
    “大嫂，看样子你不是本地人，是到四川来探亲吧？”
    她说她是河北人，接着神色黯然地摸出一封皱巴巴的信递给我。信是两个同乡工友写的，说她男人受了重伤，死活难料，叫她接信后赶快来。是工伤还是武斗受伤，他现在在哪里，信上都没有写。她只知道她男人的单位是××信箱，地址在白沙镇，她现在就是去那里。
    “糟糕！这趟车是特快，白沙不停，要一直把你拉到终点站重庆！”
    她愣住了。旁边一个中年汉子操着四川官话插话说，他知道这个信箱，是有名的三线国防大厂，离白沙镇好几十里，还要坐汽车的。这趟特快要是不晚点，还来得及在重庆换乘反方向的慢车，四五个钟头就到白沙。要不，还可以去找这个厂驻重庆的办事处，不过办事处的地址他也不知道。
    她的泪水慢慢涌出来。怀里的孩子哭着要吃奶，她好像都没听见。这个可怜的女人头一回出远门，走投无路了。我对她说：如果相信我，下车就跟我走，我来想办法。她哭着点点头。
    下午五点多，车到重庆站。我替她抱着孩子，带着她奋力挤出人群，往售票处跑去。果然五十五分钟后有一趟路过白沙的慢车，我松了一口气。接着，我们跑着到处去找公用电话。我要跟这个三线大厂的驻重庆办事处取得联系，让他们帮助自己的职工家属，至少，我要问清楚他们厂在白沙的地址。
    天色很暗，下着冷雨。昏黄的路灯下，街面房屋大部分都上着门板，路上行人寥寥。当我们终于找到一间有公用电话的烟杂店时，已经差不多淋得浑身湿透了。我冲进店里，就着电石灯的光亮拨“114”，听到的是一串忙音。再拨，还是忙音。我顽固地一次次拨下去，突然，忙音消失了。
    “为人民服务。”
    耳机终于传出人声。我强压喘息，用尽可能恭谦的语调说：“请问，××信箱驻重庆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咔嗒”一声，电话断了。我赶紧再拨“114”，不知拨了多少次。
    “为人民服务。”
    人声又出现了，还是刚才那个毫无感情色彩的女声。
    “对不起，刚才电话断了。请问，××信箱驻重庆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咔嗒”一声，电话又断了。再拨“114”，这回什么反应也没有，连忙音也没有了。我赶紧问正在上门板的老头：“老同志，这电话是不是坏了？怎么老打不通？”老头好像没听见，没理我。
店里还有个白白净净的圆脸姑娘，一个典型的漂亮川妹子。她一言不发，大眼睛一直冷冷地盯着我们，看看大嫂，看看我，一脸怀疑。那眼神，真像北大附中那些女红卫兵，冷得怕人。我灵机一动，改用重庆话对她说：“小妹，这部电话啷个一打就断？我是刚回重庆的北大学生，才下火车，我有急事，请问附近哪里还有电话？”
    “刚才电话里头说了啥子？”
    “没说啥子呀!”
    “话务员跟你说了啥子？”
    “没说啥子呀！噢，她说‘为人民服务’。”
    “哼，这不就对了！人家跟你说‘为人民服务’，你要回答‘要斗私批修’，这叫对语录！还是啥子北京来的呢，啷个规矩都不懂？告诉你，大学生，这部电话好好的，你就打嘛，打到天亮也打不通的！”
    我没有心思理睬她鄙夷中夹杂的调侃。雨越下越大，天已黑尽，怎么办？再去找电话，让大嫂去跟话务员“对语录”？可是，哪儿还有电话呢？就算电话打通，估计办事处也早就下班，没有人接电话了。让她马上乘火车去白沙吧，到站已是半夜，她人地两生，语言不通，连个具体地址也没有，又往哪里去？带她回我家住一夜吧，我家房子去年被大调小，我回去还不知怎么住，又让这个陌生的年轻女人睡在哪里？给她找个旅馆住一夜吧，现在阶级斗争抓得这么紧，她没有工作证，没有革委会介绍信，就凭那封皱巴巴的信，哪个旅馆肯收留她？
    最后一块门板“啪”地一声卡上了，发着怪味的电石灯被关在里面。我立在冷雨中，背心冒汗，脑子发木。隔离审查时那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又回来了。
    除了几盏半死不活的路灯吐着惨淡的昏黄，周围民居一片漆黑，这是照例停电。远处，火车站的灯光亮得有点刺眼，像一座孤岛。它右面的山坡上，趴着层层叠叠的房屋轮廓，左面，则是一片无底的黑暗。“珊瑚坝！”我陡然一惊，汗毛直竖！
珊瑚坝是长江边一片开阔的沙洲，就在火车站左面。几个月前，北京的红卫兵小报刊登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武装歹徒多次劫持成百名夜里下车的旅客，把他们赶进珊瑚坝洗劫一空，然后毒打、残杀男人，强奸、轮奸女人。
“火车站！快跑！”我抱着孩子就跑，边跑边断断续续解释原因。我看不见她，只听见一声声喘息和抽泣紧紧跟着我。
去白沙的慢车还有五分钟发车。售票窗关着。我们冲到检票口，几个军人拦住去路。
“我是北大的红卫兵！这位大嫂的爱人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了重伤，我送她上车！”那语气无可商量，简直就是他们的军长。
    这几个战士显然是农村兵，十八九岁的娃娃脸。他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闪开了。当我把她和孩子、包袱一齐从窗口塞进车厢，车就开了。我朝她大喊：“下车后不要出站！不要出站！找执勤的解放军！”她哭着点头，朝我喊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全淹没在雄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军乐声中了。
    
    我在重庆只住了三天就去青海报到了。就这三天，我见识了在北京还没见过的新玩意儿，比如满街的人排着方阵大跳“忠”字舞，营业员与顾客要先“对语录”而后交易。有的女红卫兵胸前吊着菜盘子那么大个儿的“忠”字章，一颠一颤地招摇过市。当时我忍不住想笑：“干嘛背后不再挂个‘勇’字？”三十年后的今天，想着这些层出不穷的新玩意儿，心中只剩下悲哀。要是有一天它们哪怕只复活一件，那么你、他、我，我们，全都玩完，万劫不复。

偷读记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全国三十多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纯洁和不那么纯洁的二百多名男女红卫兵，前进到这“鬼都不下蛋”的地方：青海××××部队农场。

    每天十几个小时超强度的“劳动锻炼”，有人在队伍中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扛着的铁锹“哐当”一声掉下来，砸着后面的人。没啥，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反正年轻。最难忍的是寂寞。这儿是杳无人迹、旱獭出没的高原荒漠，离青海省会西宁市（该省唯一的城市）有两天汽车路程，离最近的村子也有几十里，十天半月见不到一个生人。偶尔有一两个藏民骑马路过，总会让大学生们一阵骚动。如果是个藏民姑娘，大家会手拄铁锹，目不转睛盯着她；如果她再朝我们挥挥手，唱唱歌（都是热得烫人的情歌），或者就那么“噢噢”地长啸几声，大家会迸发出加倍的热情来回报，扯开嗓门“啊老啊老”（你好）一阵乱吼。
    可惜，这种“少年见罗敷”的机会太难得，更多的时候，我们被抛弃在冰冷的寂静中。工间休息，和衣往地下一躺，呆呆地看高原的天空蓝得发黑，看无声的白云在天上凝固，看长满骆驼刺的荒原广袤无际。这是实实在在的远古洪荒，不容置疑，你已经一脚踏进无声的历史。
    我要读书！书，有你读的，两本小红书要“天天读”，隔三岔五还要围在一起读半天叫不出名堂的红皮本本。我要读点不是红皮的书，不为什么，就是想！

    机会说来就来。那几天我患感冒，浑身酸痛，抬石头修水渠的活儿实在吃不消。一天早晨排队上工，排长突然叫我出列，让我去为炊事班放羊。他在照顾我。我一下愣在那里，这可是人人垂涎的美差呀！等队伍走远，我才猛醒：机会来了！我冲进地窝子（半地上半地下的窝棚），撕开枕头，抽出藏在里面的俄文版《阿霞》，又打开锁着的提包，取出报纸裹着的《简明俄华词典》，统统塞进皮大衣里。动作迅速，心头狂跳，简直像小偷。当我从伙房后的栅栏里轰出五只羊、三只猪、一头牛犊，统率着这群喽罗向山下的黄河河滩进发时，心中涌起预谋得逞的狂喜，还有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富足感。

    这是一片被山丘包围着的卵形河滩，一二里长，最宽处百把米，沙滩上酸枣、野枸杞东一丛西一丛。我早就看中这块宝地，但从来没有机会。隔两周才休息半天，这儿总有洗衣、擦澡的同学。我把喽罗们往前赶，尽量远离炊事班下山挑水的小路，找到一处灌木最密的地方安顿下来。虽然才9月上旬，灌木叶子已经稀稀拉拉，但树丛浓密处还有一片片青草，够牛、羊、猪们去啃去拱。我把大衣往灌木丛里一铺，躺着朝四下看，看得很远，没有一个人影。万一有人出现，我断定会先发现他，有足够的预警时间！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书。
    这本《阿霞》是文革前夕从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里花四角钱淘来的，薄薄一小本。我的藏书在北大三十二斋的武斗中损失殆尽，连我的每一页日记、每一封信件都被仔细审查，公开曝光，而它却奇迹般幸存下来。火车上军人要检查旅客是不是在读“封资修”，我把它锁在箱子里带到青海。来农场前，上级规定只许带“红宝书”和必须的行李，其余一律精简在西宁，我又把它缝进枕头带到黄河边。早就想读，可没敢妄动。春节时，复旦大学的T君半夜捂在被子里打着手电读《牛虻》，两天后晚点名，整个连队陪着他站在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里足足被训斥了半小时。指导员嗓子喊得要出血：“这是什么书？这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造舆论的大毒草！”他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就像从他手下挖出个汉奸。我强忍住才没笑出声。人家在为民族独立闹革命呢，复的什么辟？

    后来可以笑的时候，我却笑不出来了。是与T君同住一个地窝子的人告的密。那人要“挣表现”，再分配时可以捞个好去处，T君完了，且不说停工三天写“检查”，再分配时比农场还荒凉的地方，青海可有的是。《牛虻》尚且如此，用头号敌人“苏修”文字写成的《阿霞》，又该当何罪？不管他，反正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

    脑子里七翻八滚，加上俄文荒疏已久，差不多隔一两个字就要查一次字典，阅读速度慢极了。每隔半小时左右，我还要起身去召集喽罗们，把它们重新轰到我周围。它们是连队的肉食之源，万一有谁逃亡，责任之重不必说，这原因叫我如何说得清？牛、羊们还算驯服，那三口猪却比狗还爱管闲事，让我伤透脑筋。稍有风吹草动，它们就竖起耳朵，一脸的警惕性；要是有野兔跑过，或者野鸡扑腾，它们立刻耸起鬃毛猛冲过去，一副义无反顾的样子。在广阔天地里，连畜牲也颠颠倒倒。
    这一天，我只读了三页半。
    
    第二天，那些俄文字似乎顺溜了一些，变得似曾相识。我读过《阿霞》的中译本，靠回忆，靠连蒙带猜，靠字典，我慢慢进入了境界。黄河的水声消失了，沙滩上的灌木丛消失了，恍惚中我看见清澈的莱茵河，蓊郁的菩提树，绵延的葡萄园，花园里喧闹的、快活的、持续到天亮的“大学生宴会”……我此刻在哪里？在什么时代？我是在窥视历史，还是正从历史中俯瞰未来？我在读一本一个世纪以后才会有的书。我比阿霞们要老一百岁。大学生的漫游、他们的悲欢离合我可望而不可及，它们只属于我第五代第六代的孙子孙女，老而不死的黄河可以作证。
这一天，我读了十五页。

    第三天，一开始就不顺。刚读了两三页，一声悠长的“噢——”，把我惊得跳起来。是她，一个十六七岁的藏民姑娘，正在河对岸唱歌呢！她有时赶着毛驴到河边来驮水，我见过她五六次了。整个连队都在悄悄议论她，说她最漂亮，是“草原公主”。她看见我了，向我招手，唱着，又停下来笑着对我大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知道，她是在叫我过去。从人们的私下传闻里，我明白过去后的全部含义。我摇摇头，指指河水。河面只有五六十米宽，但水流迅疾，不结冰谁也过不去，这省了指导员大半年心事。她也笑着摇摇头，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又对着我唱起来。她的声音像银子，明亮，高亢，悠远，整个儿一个才旦卓玛，草原上的姑娘人人都是才旦卓玛。
    她不停地唱，我也不再读书。不是怕她告发，她根本不懂文明社会里有禁书的规矩。我只想定定地看她黑里透红的脸，青春洋溢的脸，“活人的脸”——这不正是屠格涅夫到处漫游所追求的吗？
    过了很久，她好像唱累了，就把两只大木桶灌满水，放到毛驴驮着的架子上，然后向水里走去，撩起了长袍。我心一阵猛跳，我知道下一幕是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不许看。大概认为我反映太冷淡，她只洗了洗手、脚、脸，没有完成整个程序。我真失望。
    目送她消失在对岸的山丘后面，我又躺进灌木丛，重新捧起书。浑身燥热，越读越吃力，半天翻不过一页。突然，一个嘶哑的嗓音在我头上响起：“啊老！”我一下全身发麻。书和字典正捧在我手上，人赃俱获。这声音近在咫尺，再掩藏毫无意义。我就保持这个姿势仰起头，与一张迟钝的雀斑脸正好照面，他扁扁的鼻子离我只有一米。
“两只羊，行不？”
    “什么？”
    我跳起来。谢天谢地，不是同学，不是兵，不是恶作剧。他是个骑马放羊的男孩，才十三岁，骑术一流，我们见过几次。他简单的汉语讲得结结巴巴，自己也说不清是藏民还是汉民。
    “两只羊，最多，三只。”
    我一下全明白了。上个月，我们班的小W穷极无聊，问他想不想要老婆，想不想拿五只羊来换一个女大学生。他说他要回去问阿妈。今天大概他从山上望见我，当真谈条件来了。他骑马穿过沙滩，从后面走近我，我居然一点没听见。
    我恶狠狠地大吼：“滚！滚回去吃奶去！”
    这一天，我只读了不到六页。
    第四天一早，排长说有人砸伤了手指，让他来替换我。结束与开始同样突然。
    1969年，从北大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就读了这三天书。

在黄漂队翻船的地方

    1969年夏天，连天气也荒唐。一向干旱的青海高原大雨连下了十几天，我们连队的一个“地窝子”终于在半夜里塌了，整整一个班的同学被埋在里面。把他们一个个拖出来时，他们浑身泥浆，索索发抖，横一道竖一条的血口子掺不忍睹。其它地窝子也摇摇欲坠，都撑不了几天了。
    虽然大学毕业生是到部队农场来劳动锻炼，应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总得有个窝呀！农场首长说，我们连队的地窝子早该报废了，干脆趁此机会全部重建。
    建地窝子不难，在地下挖个大土坑，再用树枝搭个冒出地面两三尺的棚顶，抹上稀泥就完事。树枝好说，山上有的是多刺的灌木，用铁锹砍，用藏刀甚至水果刀割，血淋淋的一双手每天总能拖回一大捆。可是，棚顶的大梁到哪里去找？从这儿到西宁市，汽车要跑两天。别说没钱，有钱你也没处买。那年月木料奇缺，凭结婚证还买不到家具呢！
    有人出主意了：到黄河里去捞！靠水吃水嘛。

    农场就在黄河上游岸边。在更远更远的上游有个国营林场，时不时漂些原木下来，供下游的龙羊峡水电站工地使用。木头是公家的，我们这两百多红卫兵还是老人家的呢！公家的东西不能偷，老人家的红卫兵就不该活吗？
当真去捞了，才发现没那么容易。这儿的河水平时静静的，清清的，你会奇怪它居然也叫黄河。河面只有几十米宽，偶尔有一两个藏族女子在对岸洗澡，褐色缎子般的裸体都看得清清楚楚。
    此刻，它完全变了样：河面至少宽了两三倍，河床似乎一下子陡立起来，黑色的河水直往下扑，没有波浪，没有泡沫，只挟着低沉的雷鸣声恶狠狠地往下扑，连大地也微微颤抖。连里派去捞木头的那个班捞了两天，每天都两手空空的回来，说是搁浅在岸边的木头都是直径一米左右的大家伙，别说抬不回来，抬回来也没法用；适用的离岸太远，怎么也抓不着。
    接下来的几天，全连三班倒昼夜抢修大塌方的水渠，顾不上捞木头了。
    高原的七月，太阳一天就能晒脱你一层皮；一刮风下雨，又冷得你赶紧披上皮大衣。出事那天，就是个刮风下雨的日子。下午四点多钟，连部卫生员急匆匆钻进八班的地窝子，对八班班长曹万之说：“快！河里又漂来好多木头，连长让你们赶快去捞！”
    八班昨天上夜班，有几个人还躺在炕上睡觉。老曹倒是早就起来了，正坐在炕上给一条黑色破裤子打一块白补丁。他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高中毕业后回家当了几年农民，结了婚，才又去上大学的。这个山东汉子勤快、质朴，待人诚恳，又比我们大几岁，公认的老大哥。
    听说要捞木头，地窝子里一下热闹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都争着要下水，说站在岸边是绝对捞不着的。老曹让人找来一根长绳子，说：“先游过去，把绳子捆在木头上，再游着把绳子带回来，岸上的人一起拉，拉一根算一根。”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有人说自己是大学游泳队的，水性好，由他下水。老曹笑了：“争什么？我光着屁股就学会了游泳，水性不好？我有两个儿子了，一个五岁，一个两岁，你有几个？”
    在哄笑声中走出地窝子时，老曹停了一下，扭头笑着对副班长说：“出了事，你给我写悼词。”
    河水真凉，比城里的冰镇啤酒还凉，手伸进去一会儿就扎得生疼。老曹脱掉大衣，脱掉枣红色的破绒衣，露出白色的“肉背心”。在高原的阳光下干活，强烈的紫外线几天就把你裸露的肌肤晒得紫黑，只有穿背心的部位才留下一片原来的肤色，于是男同学人人都有一件脱不掉的肉背心。老曹等大家把绳子斜着在他的肉背心上缠好，挥挥手，扑向黑色的急流。
    远看，满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木头，下到河边才发现要抓住一根合适的太难了。老曹是瞄着一根离岸三四十米远的木头扑下去的，做大梁粗细正好。他拼命挥臂，近了，近了，够着了！岸上欢呼起来。哪知欢呼声还没停，就见这根木头继续往下冲去，他没抓住！这时，又一根大木头向他冲来，离他只有十来米，他迎着它游去，但手越挥越慢，好像举不起来了。岸上的欢呼变成焦急：“回来！回来！这根拖不动！”老曹当然知道拖不动，但他没有力气再游回来，他要赶紧抓住个东西喘口气！他靠近了，终于艰难地爬了上去，趴在上面，任凭木头驮着他箭一般往下冲去。岸上的人追着他狂奔，恐怖地大喊：“回来！回来！不要了！”他好像听见了，趴着朝他们笑了一下。他冻僵了，他回不来了。木头远比岸上的人跑得快，越冲越远，猛然翻了个滚。再看，木头上没人了。

    我们是在下班路上碰到哭着跑来报信的八班副班长的。我扛着铁锹发疯一样向河边冲去，一路狂喊着他的名字。老曹，你不能死！你妈守寡一辈子，就守了你这个儿子！河滩上的同学越来越多，有像我一样扛着铁锹的，也有拿着背包带的，拿着手电的，还有抱着皮大衣的，凄厉的喊声此起彼伏。我知道，人在冰水里只能支持十几分钟，但我们还是跌跌撞撞顺着河岸往下跑，一直跑出十来里，直到一堵笔直的山岩切断河岸，挡住去路。

    我再也喊不出声，瘫在沙滩上痛哭起来。
    老曹，我知道这会儿你已经死了！你是我死去的第一个朋友，我该怎样哭你？去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因为反对江青而被打成“反动学生”，工宣队拼命置我于死地，军宣队使劲为我开脱，好不容易挣来一个“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处理到青海。除夕我赶到西宁市报到，在招待所里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晚上你提了一条羊腿回屋来，说青海的羊肉四角六分一斤真便宜，咱俩就用煤球炉子烤羊肉庆祝新年吧。第二天我穿着新发的皮大衣上街回来，脸色惨白直冒冷汗，八斤半重的黑帆布面子老羊皮大衣压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你说这是高原反应，你是种地出身身体棒，要不嫌弃我穿过几天咱俩就把大衣换一换。我说你的大衣才五斤又是蓝咔叽面子二毛皮，又轻又暖，比我这件要高出一个等级，不行不行。你二话不说，抽出你大衣的白口袋布，把上面写着的“曹万之”划去，写上我的名字。我这会儿就穿着你的皮大衣，你在水里好冷哪！

    我在那堵山岩下哭了很久。当时我不知道，十几年后一支黄河漂流队也要在这儿翻船遇难，还有人要在这里哭。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天天在这十来里河边搜寻，搜寻每片沙滩，每丛灌木，每块岩石。场部又派人骑马翻山到下游，几乎问遍了沿河几百里的每座帐篷、每个村子。一无所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一个多月后，农场场部终于开大会了。有人吞吞吐吐讲了事情的经过，然后一脸严肃地宣布军队“铁的纪律”：一、重申不准下河洗澡；二、重申不准私自下河捞木头。“解散！各连带队回驻地！”二十分钟后回到驻地，谁也吃不下晚饭。我流着泪，捧着一碗高粱米饭发呆，突然看见刚才讲话那人走过来了。平时他难得来一次，提着步枪上山打岩羊还忙不过来呢，今天他大概心里不踏实。
    “啪！”有人把碗往地上一摔。接着，“啪”“啪”“啪”响成一片。大家把他围在中间。
    “老曹是奉命行事，难道是私自下河吗？”
    “战士病死也算烈士，老曹为什么不算？”
    平时他傲慢阴沉，见了我们男生，眼皮都不抬。此刻他慌了，嘴角一抽一抽，手在微微发抖。他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我盯着他的手，只要他敢摸手枪，老子就去拿冲锋枪！每个地窝子里都有一支冲锋枪！
    连长、指导员和排长们冲进来硬把我们推开，把他拉进连部。
    这次半途而废的“暴动”终于促成了连队的追悼会。放了哀乐，八班副班长致了悼词。台上台下哭成了一片，谁也没听清楚他说了些什么。会上宣布，老曹按规定不能算烈士，但可以享受“烈士待遇”，家属每人每月领取抚恤金十二元，孩子抚养到十六岁为止。家属没有按部队惯例到会。后来才知道，他妈妈眼睛哭瞎了，老婆疯了。
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去看看那段黄河，看看老曹，看看那些地窝子。记得报上说，黄漂队有先进装备，队员是从许多志愿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是为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尊严而死的。那么，我们这二百多名大学生又为什么早早就到了那里？老曹又为什么永远留在了那里？

    [作者简介

    王松龄，1945年11月18日生。1963年至196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至某部队农场（青海）劳动锻炼，后任记者、干部。1978年考取上海师大硕士研究生，历任该校讲师、副教授、研究室主任。后投身企业界，历任福建广宇集团策划部总经理、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策划部总经理、上海市徐汇区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香港南丰（上海）公司董事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