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文化传播


 
华文传播)- 华文 四海 海外 华人
文化动态)- 消息 观察 文脉 影视
原创文学)- 新作 心路 旅游 剧作
鉴宝赏奇)- 神工 珍奇 玉石 古玩
 
 
  新作纵横   心路笔记   旅游文学   影视剧作  
 
 
您当前的位置/文化传播
 

 

走出北大——从走投无路到黄漂队翻船的地方
北 大 追 忆 (“走出北大”征文作品)

作者:王松龄


走投无路

    好不容易才拿到盖着军宣队、工宣队大印的毕业证书,匆匆逃出北京大学。
    已经是1968年岁末,离报到的最后期限只剩几天。因为在日记里写过“有样板就没有艺术,有艺术就没有样板”的话,我被认定从1964年就反对样板戏、反对“伟大旗手”,定性为反动学生,差点被从北大直接押进劳改农场。幸亏毛主席他老人家耳目灵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发话了:北大、清华这样的万人大学,打了百分之十的反革命,有那么多吗?于是,系里的军宣队与工宣队大吵一夜之后,我被从轻发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绝处逢生,我跳上火车直奔重庆,想先回老家看望父母,再去青海某部队农场报到。

    在车上昏昏沉沉睡了两天。在北大三十二斋被隔离审查近一个月,我太累了。车开出成都站,有人撞了我一下,睁眼一看,是个抱着孩子挽着包袱的乡下女人,长得很好看,年龄和我差不多。污浊的车厢里人潮涌来撞去,根本没有她的位置,不知她是怎么挤上车来的。我朝里硬挤出半尺宽的地方,让她坐下。我完全醒了。
    “大嫂,看样子你不是本地人,是到四川来探亲吧?”
    她说她是河北人,接着神色黯然地摸出一封皱巴巴的信递给我。信是两个同乡工友写的,说她男人受了重伤,死活难料,叫她接信后赶快来。是工伤还是武斗受伤,他现在在哪里,信上都没有写。她只知道她男人的单位是××信箱,地址在白沙镇,她现在就是去那里。
    “糟糕!这趟车是特快,白沙不停,要一直把你拉到终点站重庆!”
    她愣住了。旁边一个中年汉子操着四川官话插话说,他知道这个信箱,是有名的三线国防大厂,离白沙镇好几十里,还要坐汽车的。这趟特快要是不晚点,还来得及在重庆换乘反方向的慢车,四五个钟头就到白沙。要不,还可以去找这个厂驻重庆的办事处,不过办事处的地址他也不知道。
    她的泪水慢慢涌出来。怀里的孩子哭着要吃奶,她好像都没听见。这个可怜的女人头一回出远门,走投无路了。我对她说:如果相信我,下车就跟我走,我来想办法。她哭着点点头。
    下午五点多,车到重庆站。我替她抱着孩子,带着她奋力挤出人群,往售票处跑去。果然五十五分钟后有一趟路过白沙的慢车,我松了一口气。接着,我们跑着到处去找公用电话。我要跟这个三线大厂的驻重庆办事处取得联系,让他们帮助自己的职工家属,至少,我要问清楚他们厂在白沙的地址。
    天色很暗,下着冷雨。昏黄的路灯下,街面房屋大部分都上着门板,路上行人寥寥。当我们终于找到一间有公用电话的烟杂店时,已经差不多淋得浑身湿透了。我冲进店里,就着电石灯的光亮拨“114”,听到的是一串忙音。再拨,还是忙音。我顽固地一次次拨下去,突然,忙音消失了。
    “为人民服务。”
    耳机终于传出人声。我强压喘息,用尽可能恭谦的语调说:“请问,××信箱驻重庆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咔嗒”一声,电话断了。我赶紧再拨“114”,不知拨了多少次。
    “为人民服务。”
    人声又出现了,还是刚才那个毫无感情色彩的女声。
    “对不起,刚才电话断了。请问,××信箱驻重庆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咔嗒”一声,电话又断了。再拨“114”,这回什么反应也没有,连忙音也没有了。我赶紧问正在上门板的老头:“老同志,这电话是不是坏了?怎么老打不通?”老头好像没听见,没理我。
店里还有个白白净净的圆脸姑娘,一个典型的漂亮川妹子。她一言不发,大眼睛一直冷冷地盯着我们,看看大嫂,看看我,一脸怀疑。那眼神,真像北大附中那些女红卫兵,冷得怕人。我灵机一动,改用重庆话对她说:“小妹,这部电话啷个一打就断?我是刚回重庆的北大学生,才下火车,我有急事,请问附近哪里还有电话?”
    “刚才电话里头说了啥子?”
    “没说啥子呀!”
    “话务员跟你说了啥子?”
    “没说啥子呀!噢,她说‘为人民服务’。”
    “哼,这不就对了!人家跟你说‘为人民服务’,你要回答‘要斗私批修’,这叫对语录!还是啥子北京来的呢,啷个规矩都不懂?告诉你,大学生,这部电话好好的,你就打嘛,打到天亮也打不通的!”
    我没有心思理睬她鄙夷中夹杂的调侃。雨越下越大,天已黑尽,怎么办?再去找电话,让大嫂去跟话务员“对语录”?可是,哪儿还有电话呢?就算电话打通,估计办事处也早就下班,没有人接电话了。让她马上乘火车去白沙吧,到站已是半夜,她人地两生,语言不通,连个具体地址也没有,又往哪里去?带她回我家住一夜吧,我家房子去年被大调小,我回去还不知怎么住,又让这个陌生的年轻女人睡在哪里?给她找个旅馆住一夜吧,现在阶级斗争抓得这么紧,她没有工作证,没有革委会介绍信,就凭那封皱巴巴的信,哪个旅馆肯收留她?
    最后一块门板“啪”地一声卡上了,发着怪味的电石灯被关在里面。我立在冷雨中,背心冒汗,脑子发木。隔离审查时那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又回来了。
    除了几盏半死不活的路灯吐着惨淡的昏黄,周围民居一片漆黑,这是照例停电。远处,火车站的灯光亮得有点刺眼,像一座孤岛。它右面的山坡上,趴着层层叠叠的房屋轮廓,左面,则是一片无底的黑暗。“珊瑚坝!”我陡然一惊,汗毛直竖!
珊瑚坝是长江边一片开阔的沙洲,就在火车站左面。几个月前,北京的红卫兵小报刊登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武装歹徒多次劫持成百名夜里下车的旅客,把他们赶进珊瑚坝洗劫一空,然后毒打、残杀男人,强奸、轮奸女人。
“火车站!快跑!”我抱着孩子就跑,边跑边断断续续解释原因。我看不见她,只听见一声声喘息和抽泣紧紧跟着我。
去白沙的慢车还有五分钟发车。售票窗关着。我们冲到检票口,几个军人拦住去路。
“我是北大的红卫兵!这位大嫂的爱人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了重伤,我送她上车!”那语气无可商量,简直就是他们的军长。
    这几个战士显然是农村兵,十八九岁的娃娃脸。他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闪开了。当我把她和孩子、包袱一齐从窗口塞进车厢,车就开了。我朝她大喊:“下车后不要出站!不要出站!找执勤的解放军!”她哭着点头,朝我喊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全淹没在雄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军乐声中了。
    
    我在重庆只住了三天就去青海报到了。就这三天,我见识了在北京还没见过的新玩意儿,比如满街的人排着方阵大跳“忠”字舞,营业员与顾客要先“对语录”而后交易。有的女红卫兵胸前吊着菜盘子那么大个儿的“忠”字章,一颠一颤地招摇过市。当时我忍不住想笑:“干嘛背后不再挂个‘勇’字?”三十年后的今天,想着这些层出不穷的新玩意儿,心中只剩下悲哀。要是有一天它们哪怕只复活一件,那么你、他、我,我们,全都玩完,万劫不复。


偷读记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全国三十多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纯洁和不那么纯洁的二百多名男女红卫兵,前进到这“鬼都不下蛋”的地方:青海××××部队农场。

    每天十几个小时超强度的“劳动锻炼”,有人在队伍中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扛着的铁锹“哐当”一声掉下来,砸着后面的人。没啥,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反正年轻。最难忍的是寂寞。这儿是杳无人迹、旱獭出没的高原荒漠,离青海省会西宁市(该省唯一的城市)有两天汽车路程,离最近的村子也有几十里,十天半月见不到一个生人。偶尔有一两个藏民骑马路过,总会让大学生们一阵骚动。如果是个藏民姑娘,大家会手拄铁锹,目不转睛盯着她;如果她再朝我们挥挥手,唱唱歌(都是热得烫人的情歌),或者就那么“噢噢”地长啸几声,大家会迸发出加倍的热情来回报,扯开嗓门“啊老啊老”(你好)一阵乱吼。
    可惜,这种“少年见罗敷”的机会太难得,更多的时候,我们被抛弃在冰冷的寂静中。工间休息,和衣往地下一躺,呆呆地看高原的天空蓝得发黑,看无声的白云在天上凝固,看长满骆驼刺的荒原广袤无际。这是实实在在的远古洪荒,不容置疑,你已经一脚踏进无声的历史。
    我要读书!书,有你读的,两本小红书要“天天读”,隔三岔五还要围在一起读半天叫不出名堂的红皮本本。我要读点不是红皮的书,不为什么,就是想!

    机会说来就来。那几天我患感冒,浑身酸痛,抬石头修水渠的活儿实在吃不消。一天早晨排队上工,排长突然叫我出列,让我去为炊事班放羊。他在照顾我。我一下愣在那里,这可是人人垂涎的美差呀!等队伍走远,我才猛醒:机会来了!我冲进地窝子(半地上半地下的窝棚),撕开枕头,抽出藏在里面的俄文版《阿霞》,又打开锁着的提包,取出报纸裹着的《简明俄华词典》,统统塞进皮大衣里。动作迅速,心头狂跳,简直像小偷。当我从伙房后的栅栏里轰出五只羊、三只猪、一头牛犊,统率着这群喽罗向山下的黄河河滩进发时,心中涌起预谋得逞的狂喜,还有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富足感。

    这是一片被山丘包围着的卵形河滩,一二里长,最宽处百把米,沙滩上酸枣、野枸杞东一丛西一丛。我早就看中这块宝地,但从来没有机会。隔两周才休息半天,这儿总有洗衣、擦澡的同学。我把喽罗们往前赶,尽量远离炊事班下山挑水的小路,找到一处灌木最密的地方安顿下来。虽然才9月上旬,灌木叶子已经稀稀拉拉,但树丛浓密处还有一片片青草,够牛、羊、猪们去啃去拱。我把大衣往灌木丛里一铺,躺着朝四下看,看得很远,没有一个人影。万一有人出现,我断定会先发现他,有足够的预警时间!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书。
    这本《阿霞》是文革前夕从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里花四角钱淘来的,薄薄一小本。我的藏书在北大三十二斋的武斗中损失殆尽,连我的每一页日记、每一封信件都被仔细审查,公开曝光,而它却奇迹般幸存下来。火车上军人要检查旅客是不是在读“封资修”,我把它锁在箱子里带到青海。来农场前,上级规定只许带“红宝书”和必须的行李,其余一律精简在西宁,我又把它缝进枕头带到黄河边。早就想读,可没敢妄动。春节时,复旦大学的T君半夜捂在被子里打着手电读《牛虻》,两天后晚点名,整个连队陪着他站在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里足足被训斥了半小时。指导员嗓子喊得要出血:“这是什么书?这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造舆论的大毒草!”他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就像从他手下挖出个汉奸。我强忍住才没笑出声。人家在为民族独立闹革命呢,复的什么辟?

    后来可以笑的时候,我却笑不出来了。是与T君同住一个地窝子的人告的密。那人要“挣表现”,再分配时可以捞个好去处,T君完了,且不说停工三天写“检查”,再分配时比农场还荒凉的地方,青海可有的是。《牛虻》尚且如此,用头号敌人“苏修”文字写成的《阿霞》,又该当何罪?不管他,反正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

    脑子里七翻八滚,加上俄文荒疏已久,差不多隔一两个字就要查一次字典,阅读速度慢极了。每隔半小时左右,我还要起身去召集喽罗们,把它们重新轰到我周围。它们是连队的肉食之源,万一有谁逃亡,责任之重不必说,这原因叫我如何说得清?牛、羊们还算驯服,那三口猪却比狗还爱管闲事,让我伤透脑筋。稍有风吹草动,它们就竖起耳朵,一脸的警惕性;要是有野兔跑过,或者野鸡扑腾,它们立刻耸起鬃毛猛冲过去,一副义无反顾的样子。在广阔天地里,连畜牲也颠颠倒倒。
    这一天,我只读了三页半。
    
    第二天,那些俄文字似乎顺溜了一些,变得似曾相识。我读过《阿霞》的中译本,靠回忆,靠连蒙带猜,靠字典,我慢慢进入了境界。黄河的水声消失了,沙滩上的灌木丛消失了,恍惚中我看见清澈的莱茵河,蓊郁的菩提树,绵延的葡萄园,花园里喧闹的、快活的、持续到天亮的“大学生宴会”……我此刻在哪里?在什么时代?我是在窥视历史,还是正从历史中俯瞰未来?我在读一本一个世纪以后才会有的书。我比阿霞们要老一百岁。大学生的漫游、他们的悲欢离合我可望而不可及,它们只属于我第五代第六代的孙子孙女,老而不死的黄河可以作证。
这一天,我读了十五页。

    第三天,一开始就不顺。刚读了两三页,一声悠长的“噢——”,把我惊得跳起来。是她,一个十六七岁的藏民姑娘,正在河对岸唱歌呢!她有时赶着毛驴到河边来驮水,我见过她五六次了。整个连队都在悄悄议论她,说她最漂亮,是“草原公主”。她看见我了,向我招手,唱着,又停下来笑着对我大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知道,她是在叫我过去。从人们的私下传闻里,我明白过去后的全部含义。我摇摇头,指指河水。河面只有五六十米宽,但水流迅疾,不结冰谁也过不去,这省了指导员大半年心事。她也笑着摇摇头,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又对着我唱起来。她的声音像银子,明亮,高亢,悠远,整个儿一个才旦卓玛,草原上的姑娘人人都是才旦卓玛。
    她不停地唱,我也不再读书。不是怕她告发,她根本不懂文明社会里有禁书的规矩。我只想定定地看她黑里透红的脸,青春洋溢的脸,“活人的脸”——这不正是屠格涅夫到处漫游所追求的吗?
    过了很久,她好像唱累了,就把两只大木桶灌满水,放到毛驴驮着的架子上,然后向水里走去,撩起了长袍。我心一阵猛跳,我知道下一幕是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不许看。大概认为我反映太冷淡,她只洗了洗手、脚、脸,没有完成整个程序。我真失望。
    目送她消失在对岸的山丘后面,我又躺进灌木丛,重新捧起书。浑身燥热,越读越吃力,半天翻不过一页。突然,一个嘶哑的嗓音在我头上响起:“啊老!”我一下全身发麻。书和字典正捧在我手上,人赃俱获。这声音近在咫尺,再掩藏毫无意义。我就保持这个姿势仰起头,与一张迟钝的雀斑脸正好照面,他扁扁的鼻子离我只有一米。
“两只羊,行不?”
    “什么?”
    我跳起来。谢天谢地,不是同学,不是兵,不是恶作剧。他是个骑马放羊的男孩,才十三岁,骑术一流,我们见过几次。他简单的汉语讲得结结巴巴,自己也说不清是藏民还是汉民。
    “两只羊,最多,三只。”
    我一下全明白了。上个月,我们班的小W穷极无聊,问他想不想要老婆,想不想拿五只羊来换一个女大学生。他说他要回去问阿妈。今天大概他从山上望见我,当真谈条件来了。他骑马穿过沙滩,从后面走近我,我居然一点没听见。
    我恶狠狠地大吼:“滚!滚回去吃奶去!”
    这一天,我只读了不到六页。
    第四天一早,排长说有人砸伤了手指,让他来替换我。结束与开始同样突然。
    1969年,从北大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就读了这三天书。

在黄漂队翻船的地方

    1969年夏天,连天气也荒唐。一向干旱的青海高原大雨连下了十几天,我们连队的一个“地窝子”终于在半夜里塌了,整整一个班的同学被埋在里面。把他们一个个拖出来时,他们浑身泥浆,索索发抖,横一道竖一条的血口子掺不忍睹。其它地窝子也摇摇欲坠,都撑不了几天了。
    虽然大学毕业生是到部队农场来劳动锻炼,应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总得有个窝呀!农场首长说,我们连队的地窝子早该报废了,干脆趁此机会全部重建。
    建地窝子不难,在地下挖个大土坑,再用树枝搭个冒出地面两三尺的棚顶,抹上稀泥就完事。树枝好说,山上有的是多刺的灌木,用铁锹砍,用藏刀甚至水果刀割,血淋淋的一双手每天总能拖回一大捆。可是,棚顶的大梁到哪里去找?从这儿到西宁市,汽车要跑两天。别说没钱,有钱你也没处买。那年月木料奇缺,凭结婚证还买不到家具呢!
    有人出主意了:到黄河里去捞!靠水吃水嘛。

    农场就在黄河上游岸边。在更远更远的上游有个国营林场,时不时漂些原木下来,供下游的龙羊峡水电站工地使用。木头是公家的,我们这两百多红卫兵还是老人家的呢!公家的东西不能偷,老人家的红卫兵就不该活吗?
当真去捞了,才发现没那么容易。这儿的河水平时静静的,清清的,你会奇怪它居然也叫黄河。河面只有几十米宽,偶尔有一两个藏族女子在对岸洗澡,褐色缎子般的裸体都看得清清楚楚。
    此刻,它完全变了样:河面至少宽了两三倍,河床似乎一下子陡立起来,黑色的河水直往下扑,没有波浪,没有泡沫,只挟着低沉的雷鸣声恶狠狠地往下扑,连大地也微微颤抖。连里派去捞木头的那个班捞了两天,每天都两手空空的回来,说是搁浅在岸边的木头都是直径一米左右的大家伙,别说抬不回来,抬回来也没法用;适用的离岸太远,怎么也抓不着。
    接下来的几天,全连三班倒昼夜抢修大塌方的水渠,顾不上捞木头了。
    高原的七月,太阳一天就能晒脱你一层皮;一刮风下雨,又冷得你赶紧披上皮大衣。出事那天,就是个刮风下雨的日子。下午四点多钟,连部卫生员急匆匆钻进八班的地窝子,对八班班长曹万之说:“快!河里又漂来好多木头,连长让你们赶快去捞!”
    八班昨天上夜班,有几个人还躺在炕上睡觉。老曹倒是早就起来了,正坐在炕上给一条黑色破裤子打一块白补丁。他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高中毕业后回家当了几年农民,结了婚,才又去上大学的。这个山东汉子勤快、质朴,待人诚恳,又比我们大几岁,公认的老大哥。
    听说要捞木头,地窝子里一下热闹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都争着要下水,说站在岸边是绝对捞不着的。老曹让人找来一根长绳子,说:“先游过去,把绳子捆在木头上,再游着把绳子带回来,岸上的人一起拉,拉一根算一根。”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有人说自己是大学游泳队的,水性好,由他下水。老曹笑了:“争什么?我光着屁股就学会了游泳,水性不好?我有两个儿子了,一个五岁,一个两岁,你有几个?”
    在哄笑声中走出地窝子时,老曹停了一下,扭头笑着对副班长说:“出了事,你给我写悼词。”
    河水真凉,比城里的冰镇啤酒还凉,手伸进去一会儿就扎得生疼。老曹脱掉大衣,脱掉枣红色的破绒衣,露出白色的“肉背心”。在高原的阳光下干活,强烈的紫外线几天就把你裸露的肌肤晒得紫黑,只有穿背心的部位才留下一片原来的肤色,于是男同学人人都有一件脱不掉的肉背心。老曹等大家把绳子斜着在他的肉背心上缠好,挥挥手,扑向黑色的急流。
    远看,满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木头,下到河边才发现要抓住一根合适的太难了。老曹是瞄着一根离岸三四十米远的木头扑下去的,做大梁粗细正好。他拼命挥臂,近了,近了,够着了!岸上欢呼起来。哪知欢呼声还没停,就见这根木头继续往下冲去,他没抓住!这时,又一根大木头向他冲来,离他只有十来米,他迎着它游去,但手越挥越慢,好像举不起来了。岸上的欢呼变成焦急:“回来!回来!这根拖不动!”老曹当然知道拖不动,但他没有力气再游回来,他要赶紧抓住个东西喘口气!他靠近了,终于艰难地爬了上去,趴在上面,任凭木头驮着他箭一般往下冲去。岸上的人追着他狂奔,恐怖地大喊:“回来!回来!不要了!”他好像听见了,趴着朝他们笑了一下。他冻僵了,他回不来了。木头远比岸上的人跑得快,越冲越远,猛然翻了个滚。再看,木头上没人了。

    我们是在下班路上碰到哭着跑来报信的八班副班长的。我扛着铁锹发疯一样向河边冲去,一路狂喊着他的名字。老曹,你不能死!你妈守寡一辈子,就守了你这个儿子!河滩上的同学越来越多,有像我一样扛着铁锹的,也有拿着背包带的,拿着手电的,还有抱着皮大衣的,凄厉的喊声此起彼伏。我知道,人在冰水里只能支持十几分钟,但我们还是跌跌撞撞顺着河岸往下跑,一直跑出十来里,直到一堵笔直的山岩切断河岸,挡住去路。

    我再也喊不出声,瘫在沙滩上痛哭起来。
    老曹,我知道这会儿你已经死了!你是我死去的第一个朋友,我该怎样哭你?去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因为反对江青而被打成“反动学生”,工宣队拼命置我于死地,军宣队使劲为我开脱,好不容易挣来一个“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处理到青海。除夕我赶到西宁市报到,在招待所里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晚上你提了一条羊腿回屋来,说青海的羊肉四角六分一斤真便宜,咱俩就用煤球炉子烤羊肉庆祝新年吧。第二天我穿着新发的皮大衣上街回来,脸色惨白直冒冷汗,八斤半重的黑帆布面子老羊皮大衣压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你说这是高原反应,你是种地出身身体棒,要不嫌弃我穿过几天咱俩就把大衣换一换。我说你的大衣才五斤又是蓝咔叽面子二毛皮,又轻又暖,比我这件要高出一个等级,不行不行。你二话不说,抽出你大衣的白口袋布,把上面写着的“曹万之”划去,写上我的名字。我这会儿就穿着你的皮大衣,你在水里好冷哪!

    我在那堵山岩下哭了很久。当时我不知道,十几年后一支黄河漂流队也要在这儿翻船遇难,还有人要在这里哭。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天天在这十来里河边搜寻,搜寻每片沙滩,每丛灌木,每块岩石。场部又派人骑马翻山到下游,几乎问遍了沿河几百里的每座帐篷、每个村子。一无所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一个多月后,农场场部终于开大会了。有人吞吞吐吐讲了事情的经过,然后一脸严肃地宣布军队“铁的纪律”:一、重申不准下河洗澡;二、重申不准私自下河捞木头。“解散!各连带队回驻地!”二十分钟后回到驻地,谁也吃不下晚饭。我流着泪,捧着一碗高粱米饭发呆,突然看见刚才讲话那人走过来了。平时他难得来一次,提着步枪上山打岩羊还忙不过来呢,今天他大概心里不踏实。
    “啪!”有人把碗往地上一摔。接着,“啪”“啪”“啪”响成一片。大家把他围在中间。
    “老曹是奉命行事,难道是私自下河吗?”
    “战士病死也算烈士,老曹为什么不算?”
    平时他傲慢阴沉,见了我们男生,眼皮都不抬。此刻他慌了,嘴角一抽一抽,手在微微发抖。他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我盯着他的手,只要他敢摸手枪,老子就去拿冲锋枪!每个地窝子里都有一支冲锋枪!
    连长、指导员和排长们冲进来硬把我们推开,把他拉进连部。
    这次半途而废的“暴动”终于促成了连队的追悼会。放了哀乐,八班副班长致了悼词。台上台下哭成了一片,谁也没听清楚他说了些什么。会上宣布,老曹按规定不能算烈士,但可以享受“烈士待遇”,家属每人每月领取抚恤金十二元,孩子抚养到十六岁为止。家属没有按部队惯例到会。后来才知道,他妈妈眼睛哭瞎了,老婆疯了。
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去看看那段黄河,看看老曹,看看那些地窝子。记得报上说,黄漂队有先进装备,队员是从许多志愿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是为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尊严而死的。那么,我们这二百多名大学生又为什么早早就到了那里?老曹又为什么永远留在了那里?


    [作者简介

    王松龄,1945年11月18日生。1963年至196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至某部队农场(青海)劳动锻炼,后任记者、干部。1978年考取上海师大硕士研究生,历任该校讲师、副教授、研究室主任。后投身企业界,历任福建广宇集团策划部总经理、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策划部总经理、上海市徐汇区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香港南丰(上海)公司董事等职。]

【浏览2716次】    【收藏此页】    【打印】    【关闭】
   我 要 评 论  
   用  户:
   认  证: 1+100=? 匿名发出:



您要为您所发的言论的后果负责,故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
暂无评论!
 
 
 
 
 

■ [以上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mhwh观点]
 
电话:   mail to:hs@mhwh.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冠城园6-6-7A 邮编:100088
Copright www.mhwh.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