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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六一八"事件始末——北大文革回忆
[原创]我所经历的“六一八”事件始末
              ——北大文革回忆之二

作者: 马洪路
            
        [作者授权独家首发本文,版权所有,转载须知会]


     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必须有“六一八事件”这一篇章。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绕不开这个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历史事件。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称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定性”结论在北大又投下一颗炸弹,令北大师生员工感到瞠目结舌。社论一发表,北大内部就围绕这一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元梓一派人开始对曾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他们观点的人进行肆无忌惮的打击报复。谁敢做“保皇派”呢?那是已经定性的“资产阶级”,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做起“革命派”来。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反派”是无上光荣的左派桂冠,而“保皇派”则是右派的代名词。划分是左派还是右派,是以反对以陆平为首的党委为界限的。
 
    6月6日,康生到北大看大字报,赞扬北大的革命形势。6月7日晚,历史系部分同学去清华,揭露蒋南翔在我们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还没有转过弯来的清华党委组织“辩论会”,围攻北大同学,并驱逐出校。

    在腥风血雨袭来时,6月10日,历史系教授汪篯不堪忍受侮辱在家中自杀,年仅50岁。汪篯曾是学术泰斗陈寅恪的学生,追随陈多年,并担任过陈的助手,与季羡林、周一良等私谊甚篤。l953年,汪教授奉郭沫若之命,前往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被陈拒绝。后来,汪调北大历史系任教。60年代初,汪篯已经在治隋唐史方面成绩斐然,颇有名气,被称为“党内专家”。1963年经教育部批准,汪篯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给我们讲过课。可是,“文革”刚刚开始没几天,这位富有才华的历史学界的新星便陨落了,成了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这件事对学校的许多老教授震动极大。
    汪篯自杀后,北大教师中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

    6月16日,技术物理系同学揪斗了总支书记石幼珊,为全校树立了“批斗”的榜样。紧接着,各系揪斗“黑帮分子”的行动如火如荼,成为“六一八事件”的先声。

    指导激烈的大学生们开展批斗的纲领,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既然可以给反动派戴高帽子游街,而且“好得很”,既然土豪劣绅太太小姐的牙床上都可以滚一滚,还有什么不可以?

    6月18日,各系集中在38楼下的“斗鬼台”批斗。大约揪斗了5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六一八事件”。

    说起文化大革命,没有人不会想到北大。说起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人不会想到武斗。但是,说起武斗,人们却只想到那一阵阵鬼哭狼嚎,很少有人去探讨根源。一些“研究者”轻松地把灾难往“红卫兵”和他们的“红司令”身上一推了之。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在北大,武斗的起源也在北大,追根溯源,就是北大运动初期的“6•18事件”那一场悲剧,以及一个多月后在北大东操场上演的在“中央”面前的打人丑剧。最终导致聂元梓利令智昏,指使签署“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哲学系高云鹏赤膊上阵,悍然策划了1968年3月29日血洗燕园的大规模武斗。

    对“6•18”这个或“革命事件”或“反革命事件”大辩论的结局,最终由“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亲自三次到燕园推翻了“工作组”宣布的“反革命事件”的结论,郑重宣布是“革命的”性质而结束。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劫难,就是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各种规模残酷游街示众和逐渐升级的武斗。当年八月之后我们到各地串联,几乎每到一地,学生们都纷纷提问:“如何理解北大这个事件?”得到的都是中央文革所明确的“革命事件”的肯定回答。尽管后来上面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命令,失去理智的人们已经不再理会了。

    目前,对这一事件的反思虽然还属于“禁区”,但40多年后的思考,却应该为了忘却其血腥和暴戾而有所纪念,目的是希望那种伤亡的惨痛不会在今后的历史上重演。

    1966年6月18日,北京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初夏的清晨,动荡了20多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已经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逐渐恢复了平静。早饭后,我所住的38楼东侧突然聚集了一些人,我闻声下楼看时,有人在东房山墙外高高的水泥阶梯壁上贴上了“斗鬼台”三个大幅字,很快就有一批学生押着几个老师到这里进行批斗了。紧接着,各个系的学生一拨跟着一拨,不断押着老师到这个“斗鬼台”前接受批斗。

    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全然不知该怎么办。按照当时的形势,既不敢也没有制止的念头,又不愿参与,所以只能远远地在人群后面看着。虽然我也自诩为运动的“造反派”,甚至是造反派里的积极分子,但是我的斗争矛头是对着“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而且心中坚守不打不骂的道德底线。对于把如此之多的教授包括中青年教师统统抓过来批斗,心里犯着嘀咕,所以我只好观望。

    历史系62级同学马生祥对这个日子有比较清楚的回忆:

    “6月18日早饭后,我们62级在38斋分班学习批判。62级当时分成了3个班,考古班(1963年分出)、中国史班和世界史班(1964年分出)。与往常不同的是没有工作组成员参加。10点多一点,中国史班开始乱起来,有人把许保福和王彩霞推搡着往楼下走,我和其他人跑下去看。 

  38斋东门有一个拐角,门前有一个平台,可容纳几十人。东门前有一片开阔地,可容纳数千人聚会。我看到,在平台上被批斗的人中有历史系的前团总支书记、留苏预备人员范达人,现团支书记赵德教,前任团总支书记张元杰,辅导员贾梅先;学生干部有61级党支部书记尹振玲(人称“尹大姐”)、杨绍明(杨尚昆的次子)、王彩霞、许保福等20多人,其余的是哲学系的师生。我认识一人,那就是从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保送到北大哲学系、时任哲学系64级党支部书记的张晓恒。他们个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有的来不及糊高帽子,就从厕所中找一个字纸篓子,戴在头上充高帽子。字纸篓是铁丝编织而成的,往头上戴时,有人被划破了脸,鲜血直淌;还有不少人脸上被涂了黑墨汁,惨不忍睹。批判斗争某人时,令其低头、下跪,若不服从便遭毒打。他们挂的纸牌上分别写着“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黑帮”、“保皇派”等等。批判斗争达两三个小时,后被工作组闻讯赶来制止。……”

    在批斗不断加温升级了,各系的一些“牛鬼蛇神”不但纷纷被押解到这里被野蛮批斗,而且戴上高帽在校园里游街示众,被殴打唾骂。当我看到历史系4年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女同学王彩霞也被拉到台上,并有人撕扯她的衣服时,我真的气愤起来。于是我找到同班的同学崔学谙(后任首都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王璧(后任深圳博物馆馆长)等一起商量了一下,他们也对这种混乱和对人格的侮辱十分不满。我们一起回到四楼的宿舍里,打算表示一下看法。情急之中,我急忙查找到了两条毛主席语录,由毛笔字写得很漂亮的崔学谙执笔,在我们的宿舍420房间写出了两条大标语,记得是用许多张黄色大字报纸粘连在一起的,一条写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另一条大意是:按照工作组的指示,搞好文化大革命。写好之后,我探出头从楼道的窗口悬挂张贴出去,正悬在“斗鬼台”的上方。

    我们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给这种混乱稍微“降温”。但是这个举动激怒了头脑已经发涨的人们,一些同学冲上楼,闯进我们宿舍兴师问罪。因为大家看到是我贴出去的,记得其中一个当时三年级的同学李某某抓住我的衣领举拳要打我,正危急时,和他曾经同班、十分相识的王璧忙过来解释说我们都是造反派,并不反对批斗“牛鬼蛇神”,总算解了围。我的脑海里至今不能忘却自己在这个“事件”中险些挨揍的惊人一幕。

    根据1967年4月19日至21日清华大学王良生等到北大的调查,并经当时的“新北大公社总部办公室”、“校文革办公室干部问题联络站”和西语系、东语系、法律系、经济系等8个系的走访核实,了解到6月18日当天被揪斗的共计56人,其中被打成“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的32人,“反动学生”2人,其他“反动分子”14人,当时就确定“斗错”的8人。在被批斗的人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0多人,包括校党委宣传部长谢道渊、组织部长张学书、几名党委常委和各系的党总支书记等。在全校18个系中,有16个系参与了揪斗,只有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没有人在这一天被揪斗。被聂元梓点名的陆平和彭佩云因为每天都被批斗,成为“死狗”,这一天躲过了浩劫。

    当晚,从外面开会回来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听取了汇报后,十分生气,当即在学校广播台上发表了讲话,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上午的“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事件。一时间,学校的舆论大乱。
第二天上午开始,工作组布置全校师生在各自房间里闭门讨论“6•18事件”。从此,学校的5个校门都紧紧关闭,加强了门岗守卫,纠察队也开始夜间巡逻。张承先以为这样就建立起了“无产阶级新秩序”。

    在张承先下令封锁校门的6月19日,心中忐忑不安的王光美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薄一波也几乎同时到了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并对工作组给予了支持。

    6月20日,张承先写了《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在北京市委工作组干部会议上做了介绍。张承先工作組的“简报”称:

     “……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张鼎如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新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当场表扬了张承先,并指出“这样的反击要多来几次。”于是,北京市各个院校的工作组学习北大的经验,一律封锁校门,严格限制出入,运动的混乱局面一时得到了控制。不久,李雪峰即为此而付出了丢掉乌纱帽的代价。

    1966年6月20日,张承先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被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迅即转发给各地党委,遂成为各省市“镇压革命”的尚方宝剑。

    中共中央文件内容是:
    "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事情的发展是完全出于张承先工作组的意料的。他们不知道“亲自发动和领导”运动的伟大领袖正在冷眼观察和谋划着再次出手。就在20日这天,北京地质学院有人贴出大字报,反对以邹家尤为首的工作组,成为该院的“6•20事件”;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学生批评工作组,薄一波亲自到该校调解,撤换了原来的组长,重新派两个副部级领导到轻工业学院主持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也有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处?》;不明真相的孙友渔学习张承先的经验,立刻发表广播讲话,严厉地批评了这些学生;晚上,新市委指示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一直到半夜12点,北京铁道学院一些学生还在强烈要求撤换工作组,薄一波和吕正操又急急忙忙地发出指示对工作组进行安抚。

    事情都赶在同一天,背后有什么玄机呢?
    
    几天之内,北京市有39所大学出现驱赶工作组的情况。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被“忽悠”的懵懂中则对张承先的汇报很满意,他们指示发出的中央文件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而康生之流却暗中想好了另一套策略。
 
    刘少奇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伟大领袖的深谋远虑了。
 
    毛泽东当时一心想着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而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的中央则一心想着如何熄灭这场烧向自己的大火。

    毛泽东回到北京,否定了“中央”关于“六一八事件”的说法。
 
   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认为批发这个简报是错误的,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同一天,毛泽东主席毅然决然地在中南海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一场大戏在6月1日开台的紧锣密鼓之后,终于正式开场了。 
                                     (本文完)

                                                          ——2012年4月改定于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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