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从经营的角度，来自武汉的《知音》应该算中国杂志个中翘楚。

　　在经历27年的发展壮大后，这份备受中国底层受众欢迎的杂志将迎来一个关键拐点——进军股市，有望成为中国期刊第一股。

　　但争议随之风生水起。 反对者主要来自一些所谓的精英人士，他们祭出的武器相当有杀伤力：《知音》长期传播欲望故事并侵犯名人隐私，缺乏媒体的社会担当，说白了涉嫌传播三俗，误导受众。

　　如果抛开简单的道德考量，这份杂志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初期，体现了其独特价值。比如在定位上，在众多期刊纷纷放弃农村市场，专攻城市的高端精英读者市场，《知音》反其道而行之，专攻二三线城市、城乡结合部、农村读者群——而这些地区往往是精神文化生活最匮乏的地方，从而成为大众消费文化领域的一个王者。再比如在价值观上，立足煽情路径的《知音》杂志通过大量复制坚贞爱情、负心汉故事，用一种简单朴素的方式来对底层受众进行着情感启蒙和心灵慰藉，不亚于一份特别的弱势人群心灵蛋花汤。 
 

　　坚持做穷人生意的《知音》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因此，在发动道德审判之前，精英们有必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这家杂志目前是中国合法出版物，且运营状况符合现阶段中国A股上市的要求——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制的基石，道德必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知音》上市包容是对文化产业化初级阶段现状的接受。这样的杂志代表中国期刊上市是不完美的。毕竟，对于具有社会价值导向功能的文化产品不仅仅需要盈利，更需要体现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进而推动国家价值的成长。这不仅有赖于全体公民素质的提升，更有赖于整个文化领域创作者、运营者素质的整体水准的提升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文化精英们与其说对《知音》发动道德审判，不如认真反思一个问题：你们真正关注过底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吗？或者即使关注了，为什么没有获得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石述思(作者系《工人日报》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

    来源：北京晨报

《知音》欲上市引争议 毕淑敏称其缺乏道德底线 
2012年05月03日

    本报记者 路艳霞

　　在大量时尚刊物的包围中，坚持27年风格不改的《知音》似乎显得很落伍，但正是这本看起来不那么入流的杂志，却掀起一阵“知音体”风潮，近年来又因与名人对簿公堂，衍生出媒体公信力的社会讨论。而更重要的是，由这本定价4.5元的杂志做主导的知音传媒集团将进军股市，成为中国期刊第一股。因此，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时，探究这个奇异文化组合的意义，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知音体”

　　呈现扩张之势

　　《“可怜的凶徒”身边躁动，京城董事长倒下一家人》、《“供养”的爱情鸡飞蛋打，男友3根断指在哭泣》、《深圳还你完整未来：父亲当街咬断儿子命根》……新近面世的2012年第13期《知音》依然坚持多年来的“知音体”，面目丝毫不改。

　　1985年创刊伊始，《知音》就以感情、爱情、案情故事，以及明星隐私抓住了读者。随着《知音》开始走红，其文章风格干脆被人们冠以“知音体”，而这种风格的标题也被称为“知音体”标题。

　　2007年，开始有一些网友以“知音体”进行比对式创作，他们热衷于给熟悉的童话、寓言、故事等重新命名。《白雪公主》改名叫《苦命的妹子啊，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小小的一片天》，《卖火柴的小女孩》改为《残忍啊，美丽姑娘竟然被火柴烧死的惊天血案》。有评论称，这些看似对经典童话、文艺作品的恶搞，实则充满了对媒体煽情、狗血、恶俗标题风格的嘲弄。

　　然而，就在“知音体”淡出网络的时候，这些年来，《知音》和“知音体”却从未分开过，甚至又有了新的扩张。

　　今年第13期《知音》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姐弟激情，富婆情陷200万》。这是个老调重弹的故事：30多岁的富婆不甘寂寞，投身情人怀抱，但没承想，她为解救情人公司危机付出的200万元，很快打了水漂。骗子最终落网，在接受审讯时，他特意说自己的目标是 “年老色衰，身材走样，感情生活不走样，内心又不安分”的有钱中年妇女。富婆至此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成为猎物的直接原因竟是“走形的身材”。

　　富婆痛下决心，在离婚的同时开始了减肥行动，而文中提到的那款减肥产品，让她找回了自信。看到这里，读者方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则掩盖在“知音体”标题下的“知音体”广告。

　　《知音》通过大量复制坚贞爱情、负心汉故事，以及说不清理还乱的名人故事，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也不可避免地和所谓精英文化形成了对垒，成为一个独特的大众文化符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为“知音体”画了一幅像：“其叙事风格，介于客观叙事和肉麻抒情之间，夹叙夹议，大起大落，情节跌宕，用客观语调讲离奇故事，用离奇语调讲客观故事；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循循善诱，有控诉、有劝说。”张柠认为，“知音体”这种“软硬兼施”的叙事，还兼顾恐吓和诱导，语体风格则兼顾“二胡”和“京韵大鼓”格调，而“拍案惊奇”的开头，最终都有光明的尾巴。“这种带有农业文明趣味的叙事，塑造了大批消费者那些生活平淡无奇、毫无起落的中小城镇的女性，靠阅读别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度日。”

　　张柠进一步总结道，所谓“知音体”实际上用一种带有抒情的语调来混淆新闻性和故事性的边界，“其结果导致了读者将虚构故事当成真实故事，将真实的故事当成虚构的。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各种欲望故事、人间悲剧、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商品。”

　　追名人屡掀侵权风波

　　《知音》始终以高额稿费吸引作者，可以说，其前期开拓市场所付出的血本在全国同类期刊中是最高的。江苏盐城作者徐向林告诉记者，作为签约作者，他获得的稿酬是千字千元以上，在年终特稿评选中，他一篇文章甚至获得过3.7万元的奖励。

　　与高稿酬相应的是，《知音》杂志对名人穷追不舍，由此带来副产品《知音》被作家、明星告上法庭的频率与其600余万份的发行量一样，在国内期刊中同样位居老大。

　　翻开最近一期《知音》杂志，其中涉及的名人就包括了影视明星于和伟、佟丽娅、陈思成，体育名人刘国梁，著名导演尤小刚。这期杂志共有20篇文章，而关于名人感情、家庭生活的文章就有4篇，占这期杂志的五分之一。

　　在“围城风景”栏目中，登载了《于和伟漂泊南北，还有一个爱妻躲在树后》一文，为影视演员于和伟和妻子的浓情写了足有5700多字。文中写道：“于和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感激地说：‘在我事业最不得志的时候，是我爱人给我阳光，给我鼓励，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否则，一定不会有今天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于和伟！"

　　不过，于和伟的经纪人说：“文章的作者从未采访过于和伟，事实上，《知音》已经多次找过我要采访于和伟，但我一直没有答应采访要求。”

　　至于文章中涉及的具体内容，于和伟经纪人说，有一部分内容是从网上搜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杜撰的，并带有“诽谤”意味，可笑至极。比如文中提到于和伟在事业低潮期，曾经想过自杀，是妻子挽救了他。

　　于和伟的宣传公司相关负责人也说：“我们工作人员看到了这篇报道，但是于和伟没有看到，他并不知道自己上了《知音》，因为他从不看《知音》。”这位负责人说，公司不想就此事予以回应，“我们从来没认为它是一本新闻杂志，在我们眼里，它更像一本小说期刊。”

　　《知音》追逐名人之迫切，不少北京媒体人都领教过。《北京晨报》一位记者回忆说，她就曾数次接到《知音》杂志编辑的电话，对方力邀她写一些明星八卦。

　　这位记者以忙为由加以拒绝，编辑的电话还是三番五次打来。终于，编辑向这位记者发问：“你平时怎么上班呀？”记者答：“坐地铁。”对方遂采取激将法：“你怎么还坐地铁呀，我们稿费一个字一块钱，你给我们写稿，我们再给你编编，一个月怎么也能挣一万元。”

　　但是，拼命追逐名人自然会付出代价。《知音》就曾数次因侵害作家、明星的名誉权被告上法庭。

　　听说“知音传媒”即将上市的消息，作家毕淑敏的第一反应是：“这家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的杂志社，怎么还能上市呢？”

　　毕淑敏极不情愿地回忆起往事。2009年，《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在《知音》面世，署名为毕淑敏。“这完全是一篇伪作，肆意捏造了我的口吻来攻击我的儿子。”向来言语温婉的毕淑敏至今难掩气愤。

　　毕淑敏说，2009年，曾有人要采访她，让她谈谈自己和儿子的事情，“儿子一直要求我不要在文章中涉及他的情况，我说，如果你要采访，就去找我儿子。”但毕淑敏的儿子没有接受采访，让这对母子感到震惊的是，关于母子俩的事竟然变成了铅字，印在《知音》杂志上。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文章甚至把毕淑敏儿子的单位公之于众，“很多电话接踵而至，让孩子无法上班。”

　　毕淑敏选择了法律维权。“我一纸诉状将《知音》告到了海淀区法院知识产权庭，2009年11月，法院判《知音》3个月内公开道歉，并赔偿我10.1万元精神损失费。”但《知音》杂志并未在3个月内发表道歉声明，而是拖了14个月，所谓的道歉声明也出乎意料，“那只是一块口香糖那么大的道歉声明。”

　　时至今日，毕淑敏依然认为，《知音》杂志缺乏道德底线，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作家的尊严，缺乏对作家的起码尊重。

　　令人质疑的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知音》为迎合大众文化消费、猛追名人的时候，却忘记了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的自身责任。《知音》的这种做法还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媒体公信力的讨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党委书记张颖就曾表示，媒体掌握着公共话语权，消息一旦发布，就会使很多人相信，所以，媒体一定要做到客观公正，才有公信力。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