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10月11日在中国最大的新闻就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向循规蹈矩的《新闻联播》甚至为此特意作了插播，这与多年前同样以中文创作而获奖的法国籍作家高行健时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毕竟高氏在中国扮演着一个体制外作家，游离于中国强调的“主旋律”之外并被放逐于海外的角色。莫言先生获奖之后，基本可以说代表官方立场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就发了微博说：“这个奖或许说明，随着中国更加强大，并非只有反体制者才有被西方社会接纳的机会。”这个意味深长的“反体制者”，我想不难猜出暗指的是谁。

　　虽然学士与硕士都主修文学，我却是一位古典主义者，加上平常研究已经耗时甚巨，所以看当代作家的作品并不多，不过莫言与早逝的史铁生却是例外。由于此前莫言就被多家博彩公司列为诺奖的大热门，所以早就有了不少对其人品与文品的争议。海内外不少异见人士都对他担任官方色彩甚浓的作协要职，以及参与百人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颇为不屑。但我个人认为，很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很难理解“体制内”处处缚手缚脚的艰难。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就莫言平常尽可能低调的言行，以及其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思想，都可以反映出他是一位相当有良知与自律的作家。而且对作家而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其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比如唐代大文豪韩愈，甚至连诗仙李白的某些私人行为都曾令我侧目，而现代作家郭沫若更是被人讥为“文丑”，但在数千年之后，真正能让他们得以传世的还是他们的作品。我们在吟诵李白名篇《将进酒》时，又有多少人在意他是一位私生活有缺的酒徒？与文学史上众多放纵的名人相比，莫言并无太多道德上的瑕疵。

　　问题还在于莫言虽然在体制之内，但他在文学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已然远远超出了体制所能提供的角色扮演。当然，我们回顾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可以发现，1980年以前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文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万马齐喑。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也就是所谓文学上新时期的“黄金30年”，尤其是前10年，那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青年创作热情极度高涨的狂欢时代，只是在众所周知的事件之后，青年人的政治、哲学思想与文学热情才逐渐转到了经济诉求之上。莫言的创作历程，也可以说是这个思想解放并又受到压抑的时代的缩影。

　　莫言的创作正好起步于1980年代的文学狂欢，像我非常喜欢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梁家族》都是此一时期的作品，后者还被翻拍成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以后者为例，虽然描写了抗战这一传统的“主旋律”，却从中看不到传统对政治因素的介入的强调。他所展现的只是最基本的，却为人类所共有的简单直接的爱恨情仇与生死斗争。用作者自己的话，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虽然他在战争的巨轮上飞速旋转着，虽然他的人性的光芒总是冲破冰冷的铁甲放射出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翻拍的电影在国际上多次获奖，但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却有不少人批评莫言的小说没有突出的“政治思想”，只是展现出了当时中国人的野蛮落后的物质与精神面貌。难能可贵的是，莫言却一直不为所动，即使在1990年代之后文学走向低谷，他还是以不温不火却持之以恒的一贯态度，继续自己的创作之旅。

　　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与创作态度，还可以从他去年获得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巨作《蛙》中看到。在此部小说中，他通过一位乡村产科医生这样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观照几十年来中国人波澜壮阔的艰难历程，而且对于与现实颇为相关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也是从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加以观照。这和他在《红高梁家族》中以同样的方式，来书写抗战这个题材是一以贯之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讲，他是中国乡土的，也是普世价值的体现；他的个人在形式上是体制内的代表，在作品内容上却游离于此一体制之外，代表了人性中最普遍的情感关怀。他的这一作品竟然能获得去年中国官方的茅盾文学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表明了在文学界对这种态度的肯定。

　　所以，这一次他获得了诺奖，在我看来，可能不仅仅是胡先生所说的世界对中国的容纳，也代表了中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世界的拥抱，中国的未来必然走向世界，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联合早报社论：诺奖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 
2012-10-15
 
（新加坡）联合早报 
  
　　与文学奖一样，201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欧洲联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现实中的欧盟，因为主权债务危机而焦头烂额，数次面对解体的威胁；可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颁奖给欧盟的理由，却是看中其过去的长期贡献，肯定它60年来促进欧洲的和平与和解、民主与人权。对于还深陷泥淖中的欧盟来说，荣获和平奖无疑有鼓舞士气的效果，但对于在危机中失业的大量欧洲人，以及为取得欧盟救援被迫节衣缩食的希腊等国，欧盟得奖却是个让人笑不出的政治笑话。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符号，诺贝尔奖至今仍然代表了个别领域里的最高标准、成就与荣誉，尤其是几个自然科学奖与经济学奖，都是同行及社会公认的巅峰。与此同时，诺贝尔奖象征的也是西方价值观主导全球的事实——而且这些价值观现在都以代表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存在，如平等、人权。因此，对于政治性比较强的和平奖，以及主观审美趣味不同的文学奖，诺奖的选择必然会出现争议。一度有意拒绝接受文学奖的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据说曾表示：“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

　　以欧盟获得今年度和平奖为例，其争议性显而易见。由于先天设计不良，经济较不成熟的南欧国家，得以在欧盟保护伞底下毫无顾忌地举债挥霍，寅吃卯粮，结果所导致的主权信用危机，让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更甚于2008年爆发的美国华尔街金融灾难，而且至今余波未了。欧盟支柱德国与法国，也因为对于该如何管控危机意见分歧，让市场信心一波三折；延宕的后遗症，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东亚的经济发展。按照这个标准，欧盟在这样的敏感时刻领取和平奖，必然要遭到巨大的质疑。

　　可是，如果从委员会颁奖的理由观之，欧盟得奖似乎又当之无愧。导致千万人丧命，财产破坏难以估量的世界两次大战争，都是欧洲人妄自尊大的国家民族主义，以及自私自利的贪婪资本主义所引起的。战争不但让欧洲本身满目疮痍，也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从这个起点去检视欧盟，则由德法两国的和解开始为基础的欧洲联盟精神，确实保障了欧洲大陆和平超过半世纪。对比近代欧洲好战的纪录，这样的成就不可谓不重大。

　　中国本土作家莫言此番获颁文学奖，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而在中国国内引发强烈争议。虽然当事人表示，诺贝尔是文学奖而非政治奖，自己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但在众多的观点当中，包括中国官方在内的意见认为，莫言获奖反映的是中国国力蒸蒸日上的现实。尤其是正在与中国爆发激烈领土纠纷的日本，也有作家春上村树被视为得奖热门人选，莫言最终胜出，自然难以避开政治的解读。

　　关键在于，无论争议的性质为何，程度有多激烈，真正的主导权还是掌握在代表西方利益与价值的诺贝尔委员会手中。诺贝尔奖的政治性与作用，在冷战时期尤为显著。诺贝尔和平奖及文学奖，在当时的苏联及共产世界政权眼中，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杀伤力极大的软武器。冷战虽然结束了，诺奖的本质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全世界对此非但无法抗拒，还一直奉为圭臬。在华人世界，更无意识地把得到诺贝尔奖，附加了许多超越奖项本身的意义及光环。

　　以中国和平发展为代表的亚洲地区虽然崛起了，可是其表现毕竟还是集中在物质层面。莫言得奖或许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成就，但裁判权却来自西方。亚洲或许在价格上获胜，在价值上却依然没有摆脱臣服的状态。有朝一日，当亚洲人在传统的废墟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重拾文化自信，能够拿出“中庸之道”同“平等、人权”观对话，运用“王者之道”批判国际格局，就应可用平常心对待诺奖——它或许还是特定领域的最佳成绩象征，但肯定要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