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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北大人--走出北大回北京和"莫须有"
我们是北大人
作者:戚燕平

    我是一只丑小鸭,1963年,不负母校和家人的厚望考上了北大。妈妈卖了一只鸡和50个鸡蛋,给我买了一个搪瓷脸盆。扛起破旧的铺盖,提着新脸盆,我挤上32路汽车,到了中关村。62级一位面容清秀的师姐沈达力(“文革”中惨遭迫害,自杀身亡)热情地迎我进了校门。她招呼一位男生“抢”过我的行李,领我到大饭厅门口报了到。随即,她又带我去食堂,看图书馆,转教室,逛未名湖……

    北大的一切让我眼花缭乱。北大真美,能在北大上学多么幸福!

    五年以后的1968年12月,“军宣队”主持了我们“一次宣布生效,不得更改”的毕业分配。沾了父母解放前是穷人的光,再加身体不好,我被留在了北京。等待北京卫戍区来接我们的那几天,“军宣队”老王同志召我去32斋,与另一同学共同监督烧毁“黑材料”。一沓沓贴着姓名标签的“反动言论材料”在洗脸间的水池中点燃,瞬间化为灰烬。火光中我惊奇地发现,那堆纸里竟然还有一本整我的材料——同班某某熟悉的笔迹,分明写着“戚字”多少多少号。老王同志当场说,甭管是哪派整哪派的,今天咱们军宣队主持,两派同学共同监督,全烧了,一风吹了!不过,我相信,当年风华正茂的北大学生,谁也不会忘记文革中挨整的经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但不会被风吹走,而且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经过几年的部队再教育,我回到了北京,并有幸在恢复高考招生后调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

    这还得感谢我妹妹。她78年考上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主持复试的几位老中医对她的医古文成绩很感兴趣,问她怎么学得这么好,不经意间她冒出一句:“我姐是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毕业的。”那几位主考官很高兴,座中一位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主任,他当即便问你姐在哪儿工作,愿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教医古文。妹妹立刻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马上打街道传呼电话,招我到了中医药大学教务处。老教务长与我“约法三章”:一,不能再考研究生“飞走”;二,学校近期分房,可能没你的;三,最近一次调工资你也不能争。我一一允诺:只要能进高校,还搞古汉语,我什么都答应。

    就这样,报到一周后我便走上了讲台,出色地一干30多年,直到65岁身体不支才退休。
回首人生往事,我总结了两条:一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二是要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有了这两条,北大这块牌子就能时时护佑着你!——因为我有一颗善良的心,上天赐我一位品学兼优的好丈夫;因为我孜孜不倦努力学习、勤勉工作,我赢得了历届学生的好评和拥戴。“优秀教学奖”、“教书育人奖”红本本一大堆。

    在我们中文系63级,郭庆山是个才子,大学一年级时便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散文佳作《迎春花》。他的书法也堪称有道,曾师从于老一代书法家郑诵先、吴玉如、启功、周珏良等先生。他还是个谦谦君子,讲话慢语轻声,举手投足都像他的恩师散文名家韩少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文革”中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222反革命小集团”的“狗头军师”!我不相信他会是反革命,看着他弯腰“喷气式”挨斗,有一次竟被人从台上踢到台下,我特别同情甚至心疼。我那颗善良的心下意识地怂恿我去接近他,这一接近不要紧,由此,我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作“反革命”,也才知道了他这个人是多么地纯洁,多么地赤诚!

    我是个没有什么文采的平常女生,一只丑小鸭,本与这位才子无缘结为秦晋,但就是我的这颗好心深深触动了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次谈话,他因害怕会连累了我,轻声说:“你,你怎么还敢跟我笑?”
我是从“文革的垃圾堆”里刨出了这块“金砖”,没考虑他的“黑五类”家庭出身,也没考虑他头上的那顶“反革命”帽子,更没考虑他被发配到遥远边疆之后将来怎么办。当年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艰难的人事调动都预示着,我们可能这辈子都得像牛郎织女那样生活!但是,我佩服郭的才华,爱他的文雅气质,更爱他的善良精诚品格。我敢用青春赌明天,有勇气赢得此生真爱,而我的这颗心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如今,我们结婚四十余载,相濡以沫,恩爱有加。

    乍一听说我和郭庆山结了婚,许多同学都感到惊讶,甚而直到现在还有人惋惜他没能找一个漂亮的才女,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真爱。他有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慧明湖上》,其中男女主人公的苦恋,约略道出了我们的隐情。简单一句话:我就像伊索寓言中的那个农夫,用自己的身体温暖了冻僵的蛇,而那条蛇是个善良的才郎啊……

    “文革”中他被勉强分配到宁夏一个偏远山村教小学,婚后八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我们苦哇!然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诗句支撑着我们的精神,饱蘸爱意的“两地书”慰藉着我们的心灵。为把他调回北京,我一方面要努力工作,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与同情;另一方面又要在市、区各级人事部门奔走,可谓心力俱悴。最让我心酸的是,就在这段时间里,我怀揣着“先兆流产”的医生证明,不敢休息,坚持上班,终于造成孩子不保,自己也落下了难以治愈的妇科病,终生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在惴惴不安等待各级人事机构批准调动申请的日子里,我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郭在宁夏的一段经历至今让我心惊肉跳。

    大概是72年寒假后,他从北京回六盘山隆德。因山区不通火车,而气候多变,汽车又常常停运。那一次,他为了及时赶回学校上课,不得不徒步走山路。
    天已经黑了,要到学校还得再翻过几个山头,他加快了脚步。走着走着,猛然间,他发现远处有一圏儿灯光,心想:怎么,这里通電了?但另一个意识马上惊醒了他:不是灯光,是狼——狼群!
在这漆黑的夜里,每一只狼眼都在幽幽地闪光,那群畜生围过来了!他头发根竖了起来,腿一软,连人带东西一齐滾下了山坡!
    身体触地的一瞬间他忽然想起,这里他曾来过:去年冬天,他带领学生,翻山越岭,一队一户地宣传农业政策……天可怜见,这个傻瓜有救了!而且,他还隐隐约约看见一棵歪脖大柳树,他的一个学生就住在那里!他连滚带爬到了树下,捡起一块土坷垃,一边砸门一边喊叫……
那一夜,是他的学生和几个好心的农民打着火把将他送回了学校。事后我曾不断地想:如果那夜他被狼吃了,宁夏方面以为他回京探亲了,我这里以为他返校工作了,而他已经入了那些狼腹,我这苦命的“郎”君可到哪儿去找哇?天呐!

    还有比遇到狼群更惊心的一幕,那是已经获准调回北京到宁夏自治区首府银川换取报到证的时候——我这边几年苦心经营、费尽周折,终于北京的调令发了过去,郭那边也拿到了固原地区准予他回京的批复,于是收拾行装,买好车票,激动地给我发了抵京时日的电报,兴冲冲赶到银川,以为只待领取自治区的批准函就万事大吉了。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治区政府人事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却冷冷地告诉他:“地区批准放你,我们是自治区上级政府,我们还没有批准!”
    郭僵在那里,可怜巴巴地嗫嚅着:“可我已经买好了车票,也给我爱人发了电报了!”
    对方不屑地说:“那是你自己的事,这里还没批准呢!”

    郭走投无路,在自治区大门口不住地徘徊:怎么办?怎么办?
    忽然想到,他当初的请调报告是固原地委主管文教的杨书记亲自批准的,文革前杨是自治区的文教书记,此时刚刚调回银川,官复原职;而且,妻子——就是我啦,还给这位杨书记写过一封陈述家庭困难的长信,杨书记不但当即作了“应予解决”的指示,还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这样的领导,天下难找!他想:是否可以去说明一下情况特殊,碰碰运气呢?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天已向晚,马上就要下班了。在大门即将关闭的最后时刻,郭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你有什么事?呃,是你呀,刚才,我不已经说了吗?”那人一脸的不耐烦。
    “呃嗯,是这样……”郭赶紧把自己的特殊情况说了一遍,还提到了杨书记,且言:“不信,你可以给杨书记打个电话!”
    “杨书记?”此时,那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柔和了许多,而且真的拨通了电话。不知杨书记讲了些什么,只听那人一个劲儿地喏喏连声,放下听筒只说了一句话:“那你就走吧,这里的手续以后再办!”

    郭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他只下意识地给那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捧过盖了公章的介绍信便匆匆走了出去——走?不,得跑——还有一个多小时,火车就开了!

    郭于次日夜里平安回到北京,我在车站接他,他摸着胸口指着怀兜对我说:“全在这里呢,我们团圆了!”
    丈夫调回北京,家里安定了,为搞好教学工作,我刻苦读书补修专业知识。

    北大中文系63级共80多学生,女生12名。与众多文人世家子弟不同,我的语言文学功力全是靠学校苦读打拼出来的。上中学时,每天一个大窝头、一块咸菜离家,直到夜晚下自习回家,还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掏吃口袋里残留的窝头渣儿。我喜欢古文,也喜欢写作,虽无生花妙笔,却也常有范文在同学中宣读。北大学生都用功,与别人相比,我的底子薄,所以更是加倍努力。但“文革”剥夺了我们的大好时光,在学校只念了两年多的书,要完成眼下的“医古文”教学任务,就必须苦读,尽快补上有关的古汉语语言课程。

    “医古文”是中医药大学各专业的公共基础课,旨在提高中医药学生的阅读古代医书能力,其性质属于古代汉语语言课,教材内容主要是历代史书中的医家传记、中医典籍的序文以及医案、医话等。得益于妹妹是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临床大夫,有关医经的问题,我能跟她学;得益于郭庆山在商务印书馆的新版《辞源》修订工作,我拜识了好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拥有了一个得天独厚学习环境——文史老专家刘叶秋先生悉心教我读《十三经注疏》、《辞源》主编吴泽炎先生指导我读古书做卡片、王力先生的高足李思敬学长为我补《音韵学》……这使我眼界大开,学识大长,古汉语功力大进,因而在中医药大学的“医古文”教学声名鹊起。81年利用教学轮空的一年时间,我参加了北师大举办的“训詁师资班”,听文字学泰斗陆宗达先生讲《说文》、肖璋先生讲《毛诗训诂》……82年前后,我还常常赶回北大听郭锡良先生、何九盈先生的古汉语课,耳濡目染他们的严谨学风,获益终身。从78年到88年,近乎十年的苦读苦干,我的学业、事业双丰收。85年至87年,我主持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医自学辅导”的《医古文讲座》,所编的《医古文》教材发行逾万。每次到电台录制节目,那5800字的讲稿,字斟句酌,都浸透了我的心血。为普及中医教育,我虽不敢以呕心沥血自诩,但却绝对敢说是竭忠尽智。拼命三郎般的学习,忘我的工作,使我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期间,《中国中医药报》还特发了一篇记者采访我的专稿——《她崇尚蜡烛精神》……

    然而,我的优秀业务水平和出色工作成绩,换来的可不都是荣誉,还有小人的妒忌、卑鄙的诽谤和握有某些权力的学术痞子的暗害,甚至,他们竟找茬儿企图给我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
    那是1989年,有人弄虚作假,把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奖颁给了一个教学评估根本不及格的人。我根据群众反映,写了维护学校名誉、维护青年教师权益的上告信。然而骗子仍然成功了,我却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当年的校级优秀教师奖——那可是领导“不提名”,完全由学生“无记名”投票选出的荣誉啊!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事后,一位院领导还“亲切”地对我说:你管那事干吗?那是评青年教师,跟你也没关系。你应该顺水推舟就得了,何必得罪那一大片人?你知道评上的那人有多少关系吗?多少级单位都给他盖了章啊,你一惹就是一大片呐!我为此感到愤懑。恰在这时有香港朋友来信,问我生活、工作怎样,我便将此事在回信中顺便说了一下,谁知此信不知怎么竟落入他们手里,成了整我长达半年之久 、“里通外国”的“钢鞭”材料,别有用心的丑类企图把我整死。一个猥琐的小人批判我“竟然敢在信中说领导腐败”,且言,“就凭这一条,戒严部队就可以把你抓起来!”对于这一切诽谤和攻击,这一切“莫须有”的罪名,我当然进行了抗争,有一篇文章就是这次挨整抗争后沉思的副产品。
 
    挨整期间,我常常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岳飞——他恰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奸臣秦桧害死的,千古奇冤!而如今,同样的罪名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怎不令人怒发冲冠、痛心疾首哇!在那难熬的日子里,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呢?因为,“莫须有”这个词语在我们的字书、辞书中压根儿就没有得到过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把这个想法跟郭一说,他也非常赞同,因为他在“文革”中被整得比我更惨,那几乎是要了他的命!

    决心一下便立刻开始工作。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和郭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搜集并抄录了与这一冤案有关的所有能够找到的材料,然后从历史真实、心理要素、语言环境等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梳理,进而得出我们看法:
    “莫须有”决不是像目前一些辞书中所讲的什么“或许有”、“可能有”、“大概有”,而是通过反问表达出来的“肯定有”、“当然有”。“莫须”为商量之词,系当时俗语,意谓“莫不”、“莫不是”,暗含着一种“测度”,而通过反问,在特定条件下立刻得到了“肯定”的表达。秦桧当时的弦外之音是:“怎么着?作为罪证的信虽然被他们烧了,但那个谋反的事情能没有?要是没有的话为什么销毁罪证?”*由此我们感到,秦桧其人不但无中生有、横行霸道,而且阴险毒辣、老奸巨滑……

    说来也许有点儿夸张,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真是“疲于奔命”、“汗如雨下”、“艰苦卓绝”呀!终于,文章写成了,题名为《“莫须有”新解》,发表在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杂志上,引起了众多老学者的注意,获得他们很高的评价。
    季羡林先生当面对我们说:“你们讲的是对的。”
    启功先生的话更是让人感动和难忘。那是为他88岁生日在师大校内英东楼召开的祝寿大会上。会前,郭特地走向主席台,代表我们两个人向启老表示祝寿和问候,而启先生的回应却是这样:
    “噢!‘莫须有’!大文呐!”他两眼笑眯眯的注视着郭,同时举起了一只手。

    郭说:“哎呀,启先生,我们写的文章,您还看?”他的意思是,不値老先生一读。
    然而出乎郭的意料之外,只见老先生把他那举起的手往下使劲儿一挥,高声说:“那当然!”
    启先生的这些话引起了主席台周围所有人的注意,为发表此文拍板的中华书局副总编熊国祯学长当时也在场。会间休息时他兴奋地对郭说:“得到启先生的肯定,这很重要,我心里也踏实了。”
    熊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要不要发表此文,事前曾有过很多顾虑,生怕这样一个聚讼千年的历史遗案,由此引出什么负面的后果。

    这些情况让我在很长时间里都不能平静,心想: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冤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秦桧?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大大小小不同层级的“宋高宗”——那些冤案的黑后台?我们还想:启功先生所以会对此文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说服力,还与他自己的特殊经历有关——1957年的春夏之交,他也是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右派”的!
    挨整一事虽对我后来的思想有影响,但我身上流淌的血、北大人的骨头是变不了的!我仍然爱提意见,甚至“指点江山”!

    当然,我的工作也一如既往,并受到学生和老师们的高度评价。正是因为如此,我的职称评定虽屡屡受挫,但终于还是击破了谎言,冲决盘根错节的宗派势力的层层封锁,取得了胜利。

    回想几十年来,我敢说,对得起哺育我成长的人民,对得起工作,对得起学生,我没有辜负北大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而唯一对不起的是老郭。由于我的过失,没能给他生个一儿半女,念此,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不过,老郭倒是对我从未给予过任何压力,总是说,有没有,一切听其自然吧。我知道,他的心思都在他的书上,他的书就是他的儿女。今后,没有别的,我一定做好后勤,让他能够完成他的心愿……

    有时,我也想:为啥我们北大学生在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上总是磕磕绊绊?我不愿承认,可那又是事实:一种来自北大的某种东西时时在我们体内流动,那“满清王朝北大荒”的谶语常常使我暗笑……
    然而我并不后悔。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是一个北大人,我必须有我的操守,我的为人。
    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只要永远勤勉努力学习,北大这块牌子就能护佑你!
    我爱北大,我爱燕园!我们是永远的北大人!
          
                                        2012年12月11日于北京


*按:岳飞冤案的史料记载大体有:

1、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秦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宋史•岳飞传》)
2、初,狱之成也,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
3、先是,狱之成也,太傅韩世忠尝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须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争之,桧不听。(见宋人熊克的《中兴小纪》,标点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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