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丑小鸭，1963年,不负母校和家人的厚望考上了北大。妈妈卖了一只鸡和50个鸡蛋，给我买了一个搪瓷脸盆。扛起破旧的铺盖，提着新脸盆，我挤上32路汽车，到了中关村。62级一位面容清秀的师姐沈达力(“文革”中惨遭迫害，自杀身亡)热情地迎我进了校门。她招呼一位男生“抢”过我的行李，领我到大饭厅门口报了到。随即，她又带我去食堂，看图书馆，转教室，逛未名湖……

    北大的一切让我眼花缭乱。北大真美，能在北大上学多么幸福！

    五年以后的1968年12月，“军宣队”主持了我们“一次宣布生效，不得更改”的毕业分配。沾了父母解放前是穷人的光，再加身体不好，我被留在了北京。等待北京卫戍区来接我们的那几天，“军宣队”老王同志召我去32斋，与另一同学共同监督烧毁“黑材料”。一沓沓贴着姓名标签的“反动言论材料”在洗脸间的水池中点燃，瞬间化为灰烬。火光中我惊奇地发现，那堆纸里竟然还有一本整我的材料——同班某某熟悉的笔迹，分明写着“戚字”多少多少号。老王同志当场说，甭管是哪派整哪派的，今天咱们军宣队主持，两派同学共同监督，全烧了，一风吹了！不过，我相信，当年风华正茂的北大学生，谁也不会忘记文革中挨整的经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但不会被风吹走，而且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经过几年的部队再教育，我回到了北京，并有幸在恢复高考招生后调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

    这还得感谢我妹妹。她78年考上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主持复试的几位老中医对她的医古文成绩很感兴趣，问她怎么学得这么好，不经意间她冒出一句：“我姐是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毕业的。”那几位主考官很高兴，座中一位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主任，他当即便问你姐在哪儿工作，愿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教医古文。妹妹立刻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马上打街道传呼电话，招我到了中医药大学教务处。老教务长与我“约法三章”：一，不能再考研究生“飞走”；二，学校近期分房，可能没你的；三，最近一次调工资你也不能争。我一一允诺：只要能进高校，还搞古汉语，我什么都答应。

    就这样，报到一周后我便走上了讲台，出色地一干30多年，直到65岁身体不支才退休。
回首人生往事，我总结了两条：一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二是要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有了这两条，北大这块牌子就能时时护佑着你！——因为我有一颗善良的心，上天赐我一位品学兼优的好丈夫；因为我孜孜不倦努力学习、勤勉工作，我赢得了历届学生的好评和拥戴。“优秀教学奖”、“教书育人奖”红本本一大堆。

    在我们中文系63级,郭庆山是个才子，大学一年级时便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散文佳作《迎春花》。他的书法也堪称有道，曾师从于老一代书法家郑诵先、吴玉如、启功、周珏良等先生。他还是个谦谦君子，讲话慢语轻声，举手投足都像他的恩师散文名家韩少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文革”中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222反革命小集团”的“狗头军师”！我不相信他会是反革命，看着他弯腰“喷气式”挨斗，有一次竟被人从台上踢到台下，我特别同情甚至心疼。我那颗善良的心下意识地怂恿我去接近他，这一接近不要紧，由此，我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作“反革命”，也才知道了他这个人是多么地纯洁，多么地赤诚！

    我是个没有什么文采的平常女生，一只丑小鸭，本与这位才子无缘结为秦晋，但就是我的这颗好心深深触动了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次谈话，他因害怕会连累了我，轻声说：“你，你怎么还敢跟我笑？”
我是从“文革的垃圾堆”里刨出了这块“金砖”，没考虑他的“黑五类”家庭出身，也没考虑他头上的那顶“反革命”帽子，更没考虑他被发配到遥远边疆之后将来怎么办。当年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艰难的人事调动都预示着，我们可能这辈子都得像牛郎织女那样生活！但是，我佩服郭的才华，爱他的文雅气质，更爱他的善良精诚品格。我敢用青春赌明天，有勇气赢得此生真爱，而我的这颗心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如今，我们结婚四十余载，相濡以沫，恩爱有加。

    乍一听说我和郭庆山结了婚，许多同学都感到惊讶，甚而直到现在还有人惋惜他没能找一个漂亮的才女，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真爱。他有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慧明湖上》，其中男女主人公的苦恋，约略道出了我们的隐情。简单一句话：我就像伊索寓言中的那个农夫，用自己的身体温暖了冻僵的蛇，而那条蛇是个善良的才郎啊……

    “文革”中他被勉强分配到宁夏一个偏远山村教小学，婚后八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我们苦哇！然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诗句支撑着我们的精神，饱蘸爱意的“两地书”慰藉着我们的心灵。为把他调回北京，我一方面要努力工作，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与同情；另一方面又要在市、区各级人事部门奔走，可谓心力俱悴。最让我心酸的是，就在这段时间里，我怀揣着“先兆流产”的医生证明，不敢休息，坚持上班，终于造成孩子不保，自己也落下了难以治愈的妇科病，终生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在惴惴不安等待各级人事机构批准调动申请的日子里，我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郭在宁夏的一段经历至今让我心惊肉跳。

    大概是72年寒假后，他从北京回六盘山隆德。因山区不通火车，而气候多变，汽车又常常停运。那一次，他为了及时赶回学校上课，不得不徒步走山路。
    天已经黑了，要到学校还得再翻过几个山头，他加快了脚步。走着走着，猛然间，他发现远处有一圏儿灯光，心想：怎么，这里通電了？但另一个意识马上惊醒了他：不是灯光，是狼——狼群！
在这漆黑的夜里，每一只狼眼都在幽幽地闪光，那群畜生围过来了！他头发根竖了起来，腿一软，连人带东西一齐滾下了山坡！
    身体触地的一瞬间他忽然想起，这里他曾来过：去年冬天，他带领学生，翻山越岭，一队一户地宣传农业政策……天可怜见，这个傻瓜有救了！而且，他还隐隐约约看见一棵歪脖大柳树，他的一个学生就住在那里！他连滚带爬到了树下，捡起一块土坷垃，一边砸门一边喊叫……
那一夜，是他的学生和几个好心的农民打着火把将他送回了学校。事后我曾不断地想：如果那夜他被狼吃了，宁夏方面以为他回京探亲了，我这里以为他返校工作了，而他已经入了那些狼腹，我这苦命的“郎”君可到哪儿去找哇？天呐！

    还有比遇到狼群更惊心的一幕，那是已经获准调回北京到宁夏自治区首府银川换取报到证的时候——我这边几年苦心经营、费尽周折，终于北京的调令发了过去，郭那边也拿到了固原地区准予他回京的批复，于是收拾行装，买好车票，激动地给我发了抵京时日的电报，兴冲冲赶到银川，以为只待领取自治区的批准函就万事大吉了。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治区政府人事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却冷冷地告诉他：“地区批准放你，我们是自治区上级政府，我们还没有批准！”
    郭僵在那里，可怜巴巴地嗫嚅着：“可我已经买好了车票，也给我爱人发了电报了！”
    对方不屑地说：“那是你自己的事，这里还没批准呢！”

    郭走投无路，在自治区大门口不住地徘徊：怎么办？怎么办？
    忽然想到，他当初的请调报告是固原地委主管文教的杨书记亲自批准的，文革前杨是自治区的文教书记，此时刚刚调回银川，官复原职；而且，妻子——就是我啦，还给这位杨书记写过一封陈述家庭困难的长信，杨书记不但当即作了“应予解决”的指示，还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这样的领导，天下难找！他想：是否可以去说明一下情况特殊，碰碰运气呢？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天已向晚，马上就要下班了。在大门即将关闭的最后时刻，郭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你有什么事？呃，是你呀，刚才，我不已经说了吗？”那人一脸的不耐烦。
    “呃嗯，是这样……”郭赶紧把自己的特殊情况说了一遍，还提到了杨书记，且言：“不信，你可以给杨书记打个电话！”
    “杨书记？”此时，那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柔和了许多，而且真的拨通了电话。不知杨书记讲了些什么，只听那人一个劲儿地喏喏连声，放下听筒只说了一句话：“那你就走吧，这里的手续以后再办！”

    郭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他只下意识地给那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捧过盖了公章的介绍信便匆匆走了出去——走？不，得跑——还有一个多小时，火车就开了！

    郭于次日夜里平安回到北京，我在车站接他，他摸着胸口指着怀兜对我说：“全在这里呢，我们团圆了！”
    丈夫调回北京，家里安定了，为搞好教学工作，我刻苦读书补修专业知识。

    北大中文系63级共80多学生，女生12名。与众多文人世家子弟不同，我的语言文学功力全是靠学校苦读打拼出来的。上中学时，每天一个大窝头、一块咸菜离家，直到夜晚下自习回家，还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掏吃口袋里残留的窝头渣儿。我喜欢古文，也喜欢写作，虽无生花妙笔，却也常有范文在同学中宣读。北大学生都用功，与别人相比，我的底子薄，所以更是加倍努力。但“文革”剥夺了我们的大好时光，在学校只念了两年多的书，要完成眼下的“医古文”教学任务，就必须苦读，尽快补上有关的古汉语语言课程。

    “医古文”是中医药大学各专业的公共基础课，旨在提高中医药学生的阅读古代医书能力，其性质属于古代汉语语言课，教材内容主要是历代史书中的医家传记、中医典籍的序文以及医案、医话等。得益于妹妹是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临床大夫，有关医经的问题，我能跟她学；得益于郭庆山在商务印书馆的新版《辞源》修订工作，我拜识了好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拥有了一个得天独厚学习环境——文史老专家刘叶秋先生悉心教我读《十三经注疏》、《辞源》主编吴泽炎先生指导我读古书做卡片、王力先生的高足李思敬学长为我补《音韵学》……这使我眼界大开，学识大长，古汉语功力大进，因而在中医药大学的“医古文”教学声名鹊起。81年利用教学轮空的一年时间，我参加了北师大举办的“训詁师资班”，听文字学泰斗陆宗达先生讲《说文》、肖璋先生讲《毛诗训诂》……82年前后，我还常常赶回北大听郭锡良先生、何九盈先生的古汉语课，耳濡目染他们的严谨学风，获益终身。从78年到88年，近乎十年的苦读苦干，我的学业、事业双丰收。85年至87年，我主持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医自学辅导”的《医古文讲座》，所编的《医古文》教材发行逾万。每次到电台录制节目，那5800字的讲稿，字斟句酌，都浸透了我的心血。为普及中医教育，我虽不敢以呕心沥血自诩，但却绝对敢说是竭忠尽智。拼命三郎般的学习，忘我的工作，使我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期间，《中国中医药报》还特发了一篇记者采访我的专稿——《她崇尚蜡烛精神》……

    然而，我的优秀业务水平和出色工作成绩，换来的可不都是荣誉，还有小人的妒忌、卑鄙的诽谤和握有某些权力的学术痞子的暗害，甚至，他们竟找茬儿企图给我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
    那是1989年，有人弄虚作假，把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奖颁给了一个教学评估根本不及格的人。我根据群众反映，写了维护学校名誉、维护青年教师权益的上告信。然而骗子仍然成功了，我却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当年的校级优秀教师奖——那可是领导“不提名”，完全由学生“无记名”投票选出的荣誉啊！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事后，一位院领导还“亲切”地对我说：你管那事干吗？那是评青年教师，跟你也没关系。你应该顺水推舟就得了，何必得罪那一大片人？你知道评上的那人有多少关系吗？多少级单位都给他盖了章啊，你一惹就是一大片呐！我为此感到愤懑。恰在这时有香港朋友来信，问我生活、工作怎样，我便将此事在回信中顺便说了一下，谁知此信不知怎么竟落入他们手里，成了整我长达半年之久 、“里通外国”的“钢鞭”材料，别有用心的丑类企图把我整死。一个猥琐的小人批判我“竟然敢在信中说领导腐败”,且言，“就凭这一条，戒严部队就可以把你抓起来!”对于这一切诽谤和攻击，这一切“莫须有”的罪名，我当然进行了抗争，有一篇文章就是这次挨整抗争后沉思的副产品。
 
    挨整期间，我常常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岳飞——他恰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奸臣秦桧害死的，千古奇冤！而如今，同样的罪名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怎不令人怒发冲冠、痛心疾首哇！在那难熬的日子里，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呢？因为，“莫须有”这个词语在我们的字书、辞书中压根儿就没有得到过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把这个想法跟郭一说，他也非常赞同，因为他在“文革”中被整得比我更惨，那几乎是要了他的命！

    决心一下便立刻开始工作。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和郭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搜集并抄录了与这一冤案有关的所有能够找到的材料，然后从历史真实、心理要素、语言环境等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梳理，进而得出我们看法：
    “莫须有”决不是像目前一些辞书中所讲的什么“或许有”、“可能有”、“大概有”，而是通过反问表达出来的“肯定有”、“当然有”。“莫须”为商量之词，系当时俗语，意谓“莫不”、“莫不是”，暗含着一种“测度”，而通过反问，在特定条件下立刻得到了“肯定”的表达。秦桧当时的弦外之音是：“怎么着？作为罪证的信虽然被他们烧了，但那个谋反的事情能没有？要是没有的话为什么销毁罪证？”*由此我们感到，秦桧其人不但无中生有、横行霸道，而且阴险毒辣、老奸巨滑……

    说来也许有点儿夸张，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真是“疲于奔命”、“汗如雨下”、“艰苦卓绝”呀！终于，文章写成了，题名为《“莫须有”新解》，发表在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杂志上，引起了众多老学者的注意，获得他们很高的评价。
    季羡林先生当面对我们说：“你们讲的是对的。”
    启功先生的话更是让人感动和难忘。那是为他88岁生日在师大校内英东楼召开的祝寿大会上。会前，郭特地走向主席台，代表我们两个人向启老表示祝寿和问候，而启先生的回应却是这样：
    “噢！‘莫须有’！大文呐！”他两眼笑眯眯的注视着郭，同时举起了一只手。

    郭说：“哎呀，启先生，我们写的文章，您还看？”他的意思是，不値老先生一读。
    然而出乎郭的意料之外，只见老先生把他那举起的手往下使劲儿一挥，高声说：“那当然！”
    启先生的这些话引起了主席台周围所有人的注意，为发表此文拍板的中华书局副总编熊国祯学长当时也在场。会间休息时他兴奋地对郭说：“得到启先生的肯定，这很重要，我心里也踏实了。”
    熊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要不要发表此文，事前曾有过很多顾虑，生怕这样一个聚讼千年的历史遗案，由此引出什么负面的后果。

    这些情况让我在很长时间里都不能平静，心想：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冤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秦桧？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大大小小不同层级的“宋高宗”——那些冤案的黑后台？我们还想：启功先生所以会对此文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说服力，还与他自己的特殊经历有关——1957年的春夏之交，他也是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右派”的！
    挨整一事虽对我后来的思想有影响，但我身上流淌的血、北大人的骨头是变不了的！我仍然爱提意见，甚至“指点江山”！

    当然，我的工作也一如既往，并受到学生和老师们的高度评价。正是因为如此，我的职称评定虽屡屡受挫，但终于还是击破了谎言，冲决盘根错节的宗派势力的层层封锁，取得了胜利。

    回想几十年来，我敢说，对得起哺育我成长的人民，对得起工作，对得起学生，我没有辜负北大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而唯一对不起的是老郭。由于我的过失，没能给他生个一儿半女，念此，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不过，老郭倒是对我从未给予过任何压力，总是说，有没有，一切听其自然吧。我知道，他的心思都在他的书上，他的书就是他的儿女。今后，没有别的，我一定做好后勤，让他能够完成他的心愿……

    有时，我也想：为啥我们北大学生在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上总是磕磕绊绊？我不愿承认，可那又是事实：一种来自北大的某种东西时时在我们体内流动，那“满清王朝北大荒”的谶语常常使我暗笑……
    然而我并不后悔。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是一个北大人，我必须有我的操守，我的为人。
    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只要永远勤勉努力学习，北大这块牌子就能护佑你！
    我爱北大，我爱燕园！我们是永远的北大人！
          
                                        2012年12月11日于北京

*按：岳飞冤案的史料记载大体有：

1、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秦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宋史•岳飞传》）
2、初，狱之成也，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
3、先是，狱之成也，太傅韩世忠尝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须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争之，桧不听。（见宋人熊克的《中兴小纪》，标点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