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张爱玲轶文不断“出土”、出版，不断曝光的还有张爱玲与友人们的通信集。

■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

    这几年，张爱玲轶文不断“出土”、出版，不断曝光的还有张爱玲与友人们的通信集。之前，张爱玲与苏伟贞、庄信正的通信集已经出版，但最有分量的张爱玲通信集就是这本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因为收信人是已经92岁的夏志清。

    上世纪60年代，夏志清出版《现代中国小说史》，不仅深入介绍了张爱玲的成就，并肯定她的地位在多数“五四”作家之上。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经典，先在海外，然后在中国大陆成为大热的作家。《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内容最早在1997年4月号的《联合文学》刊出，陆续刊载至2002年7月号，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件数量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通常在每封信后面，夏志清会加上或短或长的按语，对信里所载之事实及其背景做了些批注和说明，对张迷而言，这将更有助于解读张爱玲。

    该书的编辑、作家王聪威说，“从夏老师现存1963年5月9日最早的信算起，至1994年5月2日最后一封信为止，三十一年之间，夏张两人鱼雁往还的信件，自然有所佚失，但佚失便佚失了，人生若无缺憾，反而不足以警惕我们珍惜片刻活下去，所以或许可以请您更加珍惜。”

    为何决定出版这些私人信件，夏志清的回答是：“To tell the truth（为了说出真相）。”“她真可怜，身体这样坏，总是来信要求我的帮忙。”王聪威认为：“通过夏志清老师的眼光，真正而长久地注视张爱玲谜样的人生，让痛苦与喜悦所包覆的真相，从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信件中浮现。”

    张爱玲研究学者陈子善认为，“十六年前，也即1997年4月，当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的信札开始在《联合文学》上连载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张爱玲史料的一次极具意义的发掘，是‘张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这批信札的整理、注释和出版，正是为充实‘张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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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信件

志清：

    近来可好？我这些时都没写信来，因为一直在忙着改这小说，上星期总算寄出，大概日内该收到了。寄出后又发现些错误，这里附上两页，代替原来的53、54 页。至于为什么需要大改特改，我想一个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编电影，后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你说也许应当先在杂志上发表，恐怕风格相近的杂志难找。“星期六晚报”的小说似乎不是公式化就是名作家的。“Esquire”新文艺腔极重，小型杂志也是文艺气氛较明显。以前的代理人没试过杂志，大出版公司全都试过，Random House是 Hiram Haydn看过。我觉得在这阶段或者还是先给你认识的批评家与编辑看看，不过当然等你看过之后再看着办，也不必随时告诉我。事实是在改写中，因为要给你过目，你是曾经赏识《金锁记》的，已经给了我一点insight，看出许多毛病，使我非常感激。我喜欢收到信，自己都写惯一两行的明信片，恐怕令兄不会高兴跟我通信，但是我希望你们俩不论有什么作品都寄一份给我看看。我对翻译很有兴趣，预备在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领点政治性的东西来译，但是他们根据学位给钱，而我连大学都没读完。有个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贵校的Prof.Doak Barnett ＆ Prof．C．Martin Wilbur都在里面，不知道他们找人翻译是不是也分等级？得便能不能替我打听打听？这是不急之务，请不要特为抽空给我写信。我月底搬家，地址是1315 C Street SE, Apt. 22 电话仍是547-1552。

祝

安好，

前一向Harlem出事我担心是不是离你们这里很近。

                      爱玲九月廿五（一九六三）

    
       此为书封题字

夏志清为书信写的按语

[按语]

第一封信是张明片，寄我哥大校址。

……

    张爱玲在第六街那个公寓住了将近两年，五月十九日那张明片一九六二年寄出也并非不可能。但明片上提到的那篇改稿也即是第二封信上她谓已寄给我审阅的那部英文小说稿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此稿脱胎于《金锁记》，原题 Pink Tears(《粉泪》)，一九五六年她居留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期间，即在专心写作这部小型的长篇小说了。一九五七年初，《粉泪》可能已经完稿，但根据司马新的记载，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 Scribners公司，却“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张赖》页—一五)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泪》拋在一旁，从事其他的编译写作计划。香港回来后，她决定把《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一九六七年终于由伦敦Cassell书局出版。大家都知道，《北地胭脂》的中文本即是《怨女》。爱玲自己分析《粉泪》失败，一因“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二是因为一九四九年爱玲曾把《金锁记》改编成电影，片虽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要好好研究《金锁记》转成《怨女》的经过，那部电影剧本假如还能找到，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爱玲要我把《北地胭脂》稿找几个“批评家与编辑看看”。除了哥大几位教授外，纽约的名批评家和编辑我实在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爱玲信上指名要我找同系教授Denald Keene，只好硬了头皮请他把书稿加以审阅，但他的反应并不太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人间译介古今日本文学的，Keene即已推为第一功臣。他居然看了《北地胭脂》稿，也算是我天大的面子。
   
    赖雅身体愈来愈坏，每月只领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爱玲在改写小说期间，电影剧本也不写了，只好靠翻译工作来维持生活。为此她在信上问及 Doak Barnett、C．Martin Wilbur这两位哥大教授。后者中文名字叫韦慕庭，一直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持了友善的关系，退休已好多年。Barnett非学院正规出身，曾写过不少书，早已离开哥大到华府著名的研究机构Bookings Institution去工作。近年来报章上不见他著作的书评，想也已退休了。
       夏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