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石孙

　　
是北大的民选校长 

　　访：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的？ 

　　丁：1983年10月。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她说现在北大正在酝酿校领导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处长以上的人参加的民意测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副校长人选，不记名。然后，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我爱人也参加了投票。不久，有人告诉我，北大有位领导要到哈佛来访问。北大并未告诉我有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谁来。有一天，我跑到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去问这件事，想了解来的人的访问日程。办公室秘书说：“你来的太好了。”因为北大的客人来的时候是礼拜天，没人办公，他正愁没人帮助接待。于是，他让我到机场去接一下，并事先把教职员会所（faculty club）的一把钥匙给了我，让我直接把客人送去。 

　　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他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秘书长，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将。他来的那天，哈佛大学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到教职员会所后，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他跟我聊到很晚，差不多聊了3个小时；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并谈了很多想法。他显然雄心勃勃，想在北大干一番事业。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身体很好，表现得非常积极，当时就要我跟他一块回去。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进修时间，并安排了到西部访问的计划，也已经买好去西部和回国的机票。听我这样说，他没有勉强。当时他完全没想到回国后并没有让他当北大的党委书记。 

　　访：项子明为什么没有当成北大党委书记？ 

　　丁：据说是得罪了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时，彭真说项子明不能用。“文革”前，彭真搞了个写作班子，地点在畅春园。“文革”中，项子明顶不住压力，揭发说这个写作班子是反毛泽东的。这对彭真很不利。项子明就成为彭真眼中的叛徒。对我个人来说，项子明没有当党委书记是件好事。因为他党龄老，主意多，如果他担任这个职务我有很多事不好办。 
　　访：在您之前，北大校长都是被任命的，并不是民主选举的。您当校长这次是北大第一次民主选举校长。这次民主选举，把您——一位屡遭政治运动冲击的学者，推上了世界著名学府——北大的校长职位。您在美国时，是否听到一些人对您要当校长这件事的反应？您知道自己回去要当校长这个消息后，对做校长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丁：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见到的华裔数学家，比如项武义、伍鸿熙等，知道我回去要当校长，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并跟我说中国能启用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当北大校长，表明中国以后有希望。 

　　当时我对回去怎么当这个校长考虑得比较少，但意识到这个校长不好当，会得罪很多人。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的一些教员说：“我回去要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对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 

　　访：您是什么时候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 

　　丁：1984年3月。我从美国回来后，情绪比较乐观，认为前途非常美好。但一直待到春节后，组织上也没找我谈话。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事后才知道，彭真不同意项子明当北大党委书记，要重新找书记。一直到3月份，北大才开了个范围很小的会。会上，何东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当校长，王学珍当书记。项子明当了顾问。我的前任校长是张龙翔。 

　　访：在何东昌宣布您当北大校长的会上，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了吗？您在会上表态说：“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是这样的吗？ 

　　丁：何东昌没有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我确实是这样表态的。记得我的发言很简短。大意是说：我对学校的工作没有经验，希望大家给我3个月学习的时间。在这3个月里，原来怎么搞的，还怎么搞。我还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大概没有三把火，一个理由是，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有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访：当校长后，您提出过办校原则吗？ 

　　丁：1986年暑假王学珍住院，有一段时间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我主持。有两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办校原则，我记得提了六条或七条原则。其中一条是从严治校。因为北大一贯工作效率比较低，也比较松散。二是发扬民主。当时提出对不同的事情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对学术问题不能全校讨论，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生活问题，要在教代会上讨论，要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三是要坚持“双百”方针。我同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考虑到当时有一种议论，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我就提出坚持“双百”方针。四是干部不能越权管事。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条件太坏。对这样的事情，我很少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再如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我管，我绝对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我不能越权，越权的后果就是人家就不管事了。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目前国内最有名的商学院之一。据厉以宁说，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要从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算起，而管理科学中心的成立跟您密不可分。而且，这个中心的办学方针，是您和厉以宁、陈良、王恩涌在您家的小会客厅内决定的。是这样的吗？ 

　　丁：对。当时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学中心，是为了帮助厉以宁，让他躲开经济系，有自己的发展空间。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锻炼，“文革”开始后又跟我一起关在黑帮大院。“文革”后，他在经济系受排挤，有些人认为他是搞邪门歪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厉以宁想入党，在系里的党支部就是通不过。我当校长后，别的领导跟我说：对厉以宁要控制使用。他会画画，如果办展览，可以用他。但当时赵紫阳很重视厉以宁，长时间让他住在中南海。中央认为他可以入党，胡启立曾打电话过来问：“厉以宁为什么不能入党？”

　　访：中央过问后，厉以宁入党了吗？管理科学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 

　　丁：入了。中央一过问，情况就变了。管理科学中心是学校领导的跨学科的学术性机构，跟系的地位类似。当时我有一个看法，成立系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如教学计划要很清楚；但中心不需要，能搞研究就可以。这个中心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包括管理、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心的人员来源也很广，各种人才都要。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几个人，中心的主任由我当；副主任有两个，一个是厉以宁，另一个是陈良（陈良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研究经济计量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还有王恩涌，是北大地理学教授）。 

　　除管理科学中心外，我当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四个中心，其中包括人口中心、环境科学中心。现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非常热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于1989年5月4日）。在我之前，张龙翔校长曾提出成立几个中心的设想。因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出的。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 

　　访：北大方正是您当校长后成立的一个公司，现已成为我国计算机行业中的一个知名品牌。请您回忆一下这个公司成立的经过。 

　　丁：成立北大方正是我1986年做的一件事。之前，北大跟山东潍坊的华光公司合作，利用王选发明的汉字排版系统，生产汉字排版印刷机已有多年，1986年已经做到华光四型机。有一次我问起卖出这么一台机器，北大能得到多少钱？他们说卖出一台机器，华光公司给北大一万元钱。我记得当时一台机器至少卖十万以上，或者更多。我觉得这对北大不公平，因为潍坊的公司也不会生产机器，只是从日本买来机器，安装上王选的汉字排版系统。我就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王选的重要发明是信息压缩技术，这项技术就是把包括大量字型字号的信息进行压缩，而只有把各种字型字号的汉字储存下来，才能印报纸。 

　　当时要把王选发明的这个系统固化，做到芯片上，国内还做不到，要到英国去做。我们和英国的公司联系，他们答应为我们做，还负责保密。这样，学校就出钱派王选到英国去，把他的系统固化，拿回来。很快北大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开始不叫方正，叫北大新技术开发公司。我考虑王选不会做生意，就跟有关同志商量，把王选的工作跟公司的工作分开，给王选成立一个研究所，负责研究开发；公司负责生产销售。 

　　我在学校里挑选了两个人筹建公司。一个是无线电系的技术员，叫楼滨龙；另一个是数学系的总支副书记，叫黄禄平，是学计算数学的。记得我专门和楼滨龙谈过一次话，因为当时要动员教师出来开公司难度相当大。我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出来开公司的人一定要跟学校脱钩。你挣多少钱学校不管，但你不能再保留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公司的水电费也要跟学校明算账。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学游泳，就要跳到水里去。”我印象中公司开始时没有招工人，干活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整个技术水平比较高。 

　　访：公司成立后，北大和潍坊华光公司中断合作关系了吗？  

　　丁：我们把潍坊华光公司抛开了。但由于华光这个品牌由我们跟这家公司共同拥有，我们不能再用华光这个名字，于是就有了方正这个品牌。它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开始，方正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北大附近零散地找了些小房子。我去看过，里边也没有什么机器，只是看到很多人在忙着写字，因为很多字体要靠人写出来。记得当时市场相当大，从中央级报纸到省级报纸，甚至地市级和县级报纸都要上激光排版系统；楼滨龙到处去推销。 

　　访：北大方正崛起后，跟北大脱钩了吗？ 

　　丁：我说要它跟北大脱钩，但实际并没有。当时我就感到，像方正这种公司，所有制不清楚；但另一方面，北大也没有向方正注入资金。方正启动的时候，向北京市的一家公司借了几十万元作本钱。方正的产权归谁所有，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一点我当时就看到了。 

　　没有闹大的学生事件 

　　访：您当校长的时候，北大不太平静，经常有学生闹事，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对几点熄灯都要闹一闹，我们对此只略有耳闻，实际并不了解具体情况，您能详细讲讲吗？ 

　　丁：可以。1984年发生了熄灯事件。这是我当校长后，北大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过去北大学生宿舍晚上不熄灯，有很多学生到十一二点还不睡觉，在听收音机或洗衣服等，影响别的学生休息。在一次校长办公会上，我们议了这件事。有人提出部分学生晚上不睡觉，搞得大家不得安宁，应该11点熄灯。我知道这件事很敏感，北大学生自由惯了，突然让他们改变作息时间，恐怕会引起不满。为慎重起见，我叫沙健孙开了两个座谈会，听听学生的意见。有一天，沙健孙告诉我，座谈会开了，多数学生支持熄灯。他认为可以实行。所以我们就决定晚上11点熄灯。 

　　实行熄灯这天晚上，数学系的干部打电话到我家，说学生闹起来了，一会儿就要到我家里来。我想在中关园的家里给围住就不好办了，赶紧骑自行车到办公室。因为怕半路上碰到学生，我绕道中关村，从西门进了学校。我住中关园的四十二楼，学生没搞清楚我住哪座楼，他们包围了四十三楼。看到这种情况，桂琳琳就在我家阳台上喊：“丁石孙不在四十三楼，在这里。”她还跟学生们讲，她不怕他们闹，“文革”时比这厉害得多。丁干这时年龄还小，看到这么多人，觉得很好玩。 

　　学生发现我不在家里，就没劲了。这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第二天开了个教职员会，我讲了话。会没开完，何东昌到北大来了，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开完会，把学生闹事的情况给他讲了，他听后才放心：熄灯事件没闹大，也不是政治事件。我让沙健孙给学生做了些工作，事情就解决了。 

　　访：您做过班主任、年级主任、系主任，应该对做学生工作有些经验。当校长后，您还亲自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吗？ 

　　丁：1984年，我应校党委组织部的要求，给学生讲过一次党课，有几百人听。当时学生的思想有点虚无主义，对共产党不相信。这次党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在党课上，我没有讲大话、空话，主要是结合亲身经历，讲解放前怎么相信了共产党，解放后怎么加入了共产党，以及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我当时主要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共产党是值得相信的。

　　访：这次党课成功吗？ 

　　丁：比较成功，至少没有引起学生反感。我讲的也是我的真实思想。当时我确实对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对后来的曲折，对可能的困难没有充分的估计。我的讲话充满了信心。现在来看，我当时的讲法过于简单，过于乐观。记得讲完党课不久，我的一个在《人民中国》日文版当编辑的老同学车懋祺来找我，要给我写篇报道。我把讲课的录音带给了他，他把录音整理出来请人译成日文发表了。 

　　访：您的坦诚，在处理学生事件时起了作用。之后又遇到过别样的学生事件吗？ 

　　丁：1985年9月，北大学生由于对我们国家的对日政策不满，闹得很厉害，贴了很多大字报。那时胡耀邦想跟日本搞好关系，准备邀请3000日本学生来中国访问，引起了学生的反感。再加上电视台在播《四世同堂》，激发了反日情绪。当时王学珍作为中央委员到中央参加全会，不在学校，只有我来面对学生。 

　　我在大会上讲，希望同学们顾全大局。我说：我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从个人感情上，我对日本人的痛恨比你们要强得多。我的小妹妹亲眼看到，我的一个亲戚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你们对外交政策不能感情用事。我的讲话虽然把学生的嘘声压下去了，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学生还是闹，并扬言要在9月18日上街游行。 

　　9月17日晚，我召开学生干部会，希望他们劝说学生不要上街，但学生的情绪还是非常激烈。有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第二天要在图书馆前集合，上街游行。当时北京市领导很紧张，因为学生一上街就变成北京市的事。副市长陈昊苏到北大来，拉我到学校的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讲话的稿子是他给我准备好的。 

　　9月18日早晨，我在办公楼听说学生已涌向南校门。当时南校门已经关了，学生被堵在校门内。究竟是谁下令关的，至今我不清楚。有些学生干部站在铁门上做工作，希望同学不要冲出去。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学生终于散了，但校园里并不平静，贴了很多大字报，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有张大字报，把我的讲话跟吴德“四五”时在天安门的讲话比较，说我已经堕落成了吴德。最终这个运动没有闹大。 

　　阻止学生出去时，学校准备在校内开个大会，让学生把他们的想法讲讲。当时没人敢主持这个会，怕学生情绪太激动，控制不了局面。这时我认识了校研究生会主席张来武，他说他主持。当时学生聚在南门准备冲出去，五四广场就在开这个会，把很多学生吸引过来了，减轻了南门的压力。 

　　访：对学生要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这件事，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您也一样紧张吧！ 

　　丁：我对这件事不是很紧张。当时整个国内形势没那么严重，中央抓学生工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鹏，代表国务院；一个是胡启立，代表党中央。事后他们把我和王学珍找到中南海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强调要把善后工作做好，把学生的思想和情绪稳定下来。当时中央比较重视北大学生闹事，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过，让我和王学珍列席了会议。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么高层次的会议。 

　　访：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您和王学珍发言了吗？政治局领导对北大学生闹事是什么态度？ 

　　丁：在这个会上，轮不到我们发言。胡耀邦是总书记，主持了会议，李鹏和胡启立汇报了这次北大闹事的情况。当时我觉得胡耀邦对学生游行好像并不赞成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当李鹏和胡启立汇报学生因校门关闭没出去时，胡耀邦就问：“你们干吗关校门？”他是冲着我和王学珍问的。胡启立赶紧把话头接过去，说是为了避免出更大的事。我感觉胡耀邦比较开明。 

　　访：据说，一年多后的1987年元旦，北大有几千学生包围过您的办公楼？ 

　　丁：提起这件事，要从1986年说起。这一年是知识界思想比较活跃的一年，背景是将要召开中央全会，要对过去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决定，知识分子希望这个决定能对过去“左”的东西做出结论。总的说来，会后发表的文件跟很多人的期望值有距离，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想法。1986年年底前，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关于游行的条例，内容是允许游行，但必须向公安局申请。出台这么一个条例，本意是不希望游行，但又不能明说。当时北大学生想利用这个条例，申请合法游行。  

　　1987年元旦这天，北大部分学生到城里游行。下午，有学生打电话到我家里，说有同学被公安局抓了，听得出来他们情绪非常激动。我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放不下心，吃过晚饭就去了校党委办公室。这天正好王学珍的女儿结婚，在家里请客。有人告诉我确实有些学生被抓，学生游行时，警察在路上泼了很多水，路面结了冰，很滑，有些学生摔倒，被警察抓了。 

　　大概晚上8点钟，我在办公室听说学生要包围办公楼。这时王学珍不在，党委副书记郝斌在。时间不长，就有三四千学生把办公楼包围了。这时我想如果学生冲进来就更乱了，于是，我下到办公楼东门，让人从楼上放下一个话筒，我手持话筒跟学生对话。这时气氛非常紧张。郝斌立刻跟市委通了电话，说办公楼已被包围。 

　　访：还记得您跟学生的对话内容吗？ 

　　丁：我要他们冷静。我说有人被抓了，我们去交涉；把我围起来没用，我只有腾出手来才能做事。我刚讲完，有学生大声喊：“不要听丁石孙的话。他用的是缓兵之计。”这时楼上有人下来跟我讲，市委准备放人。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底，就大声说，谁说我骗人，站出来，我从来不骗人。听我这么一说，学生安静了。这时是晚上8点多钟。我让他们11点再来找我，听答复。这样，学生慢慢散去了。 

　　访：在这之前，您肯定没有骗过学生。否则学生不会听您的话。 

　　丁：对。学生散去后，我和郝斌跟北京市联系，了解清楚被抓的学生有几十个，分别关在四个分局。我们商量决定派人去接，但不敢让校园里的学生知道，怕他们跟去把事闹大。随后，我们打电话通知车队，把汽车开到校外，让学生干部到校外集合上车，分几路去接被抓的学生。记得负责接学生的有校办主任黄槐成。

　　据说，被抓的学生在公安局里还是很受优待的。警察请他们喝茶，吃点心，看电视。他们被接回来时，已经快12点了。11点时，有个别学生到办公楼来听答复。我说接人的车已派出去了，还没回来，但他们依旧等着。这次学生运动就这样平息了。 

　　不久，我到京丰宾馆参加民盟代表会议的小组会。我对参会的人都不熟悉，很多人问我学潮的情况。我说，学生要去游行，绝对不是少数人煽动，而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是少数人煽动的话，就说明我这个校长无能。我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都煽动不起来，他们怎么能煽动起来呢？ 

　　这次学潮之后，胡耀邦下台了。那时我的情绪很坏。因为市委经常把我们找去开会，市委书记在一次会上还点了我和王学珍的名。他说，你们书记跟校长一定把学生带好，要负起责任。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但也不好顶他们。我只好说，我们只有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其实，那时北大并没有闹得太厉害，闹得最厉害的是中国科技大学。 

   《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