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骧

　　批判人道主义、异化，清除精神污染，是“文革”后第二次“左”倾思潮回潮，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二次高潮，是思想启蒙运动中一起大的波澜。 

　　十年“文革”的空前浩劫，引发全民族进入一个反思的年月。人们追寻的那场浩劫的根源，并上溯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十年中国人民经历的曲折、不幸、挫折、苦难的缘由，人们发现“神道”的沉重，“兽道”的施虐，“人道”的泯灭，人的价值的跌落。人们陷在现代个人迷信的愚盲之中。展望新时代现代化的建设，尊重人，重视人之紧要。广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重视人的价值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我国历史缺乏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只有暂时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身依附的奴隶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皇权主义的历史传统。对于20世纪新的启蒙运动汹涌而来的思想解放潮流所做的抵抗，其顽强程度可以想见。迨至马克思忌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时，其冲突程度达到白热化的地步，这就是近现代先进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潮，与我国深厚的、久远的、强大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观念及党文化的生死大搏斗。这就是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理论价值与意义，也是周文遭到强权势力话语剿杀的历史背景。 

　　周扬报告引起胡乔木的不满 

　　1983年3月7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名义召开，总书记胡耀邦作报告。一个是学术讨论会，以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的名义联合召开。由周扬作报告。周扬决心对马克思逝世后100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得失教训用100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进行检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探讨；而不是写一篇应景的文章，说些空话、套话。周扬对这篇报告确实十分认真，十分重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科学的探索，力求在理论上有点新意。他说：“写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对我有一种吸引力，也有一种责任感。我希望能够说一点多少有些新意的意见——新意就是探索。” 

　　他亲自挑选了王若水、王元化和我三个人协助他写这篇文章，起草这个报告。我们在天津人称作“天津钓鱼台”的一处园林式宾馆，从2月初到3月6日，关起门来静心写作近一个月。宾馆对外封锁。一开始，周扬同志即要求大家先不谈报告怎么写。写些什么；先谈马克思逝世后100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们四个人做到敞开思想，毫无顾虑，毫无顾忌。我们既看到10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他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有过停滞、倒退，甚至质变这样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看到了被称作一盏“欧洲共产主义明灯”熄灭了，亚洲的一个佛教国家四分之一人口被杀戮，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刽子手，曾被册封为“共产主义英雄”。那时我们还未能看到尔后出现的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我们谈了整整两天，每人半天。周扬同志最后发言，他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他谈完，报告的四个部分框架也出来了，即，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因有重要家事变故，不得已，第三天便回京了。执笔起草落到元化和我两人身上。报告分四个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第二、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一稿写出交周扬同志后，第二天周杨同志将稿退我修改，郑重地说：“还要写‘异化’。”他说他一宿未睡好。苏灵扬同志也证实说：他昨晚一夜翻来覆去未睡好。第一稿我未写“异化”，是因为周扬同志谈报告提纲未谈“异化”问题。写“异化”，我当然赞成。黑格尔提出“异化”概念后，费尔巴哈将它用来说明宗教的起源，宗教的本质，一下子就把问题说清楚了，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异化”，用的真精彩。崇拜上帝就是崇拜自己吧。马克思提出“劳动异化”到“人的异化”，研究政治经济学，达到革命性结论。联系到当前社会，联系到改革开放，防止国家工作人员，从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一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得出的教训，“异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证概念。要说这篇文章理论有突破，就在这里。周扬同志在这前三年的1980年9月，应胡耀邦同志之邀在中央党校作了一次演讲：中心思想就是通过改革，克服各个领域“异化”现象实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面解放。演讲有一节就是“人道主义与异化”，和我们这次报告稿第四部分标题一模一样。我们起草的报告稿，便以周扬同志这篇演讲作为底本。其中移用了若水发表文章的某些论述。我在1980年发表的为人性论正名的《人性与阶级性》文章，也涉及了“异化”问题。（见《文艺研究》1980年第三期；《顾骧文学评论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文学理论卷一）若水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最早提出“异化”问题的，人称“人的哲学家”。他有精湛理论修养。批周扬连带批若水，似可理解，但说“周（扬）文（章）的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正是出于他（王若水）的手笔或构想。”（引自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的信”）是不负责任的臆断。 

　　1983年3月7日马克思忌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如期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召开。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由人代读）同时周扬将报告稿送请胡耀邦、胡乔木和贺敬之三人审看。第三天，周扬同志告我。耀邦同志已将报告稿圈阅退还。事情到此似乎很正常过去了。可是，会议第二天出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意识形态大总管胡乔木下达命令，研讨会休会两天，做了准备后继续开会。组织了黄楠森等四人对周扬未点名、对报告未提名，但是明显的针对周扬报告，作了批判人道主义的发言。 

　　1983年3月16日，周扬未被压服，本着学术自由原则，得到秦川、王若水支持，“探讨”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样一来胡乔木大为恼火。1983年3月20日胡乔木指令邓力群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不听招呼擅自发表周扬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送交书记处，由中央下发全党。这个处理意见直白地说这么三条：一人道主义问题还要批判；二对王若水撤职；三周扬要检讨。事情一步一步升级，已经上升到“违纪”、动用组织手段处理的地步了。耀邦同志出面了，干预了。他提出文件要与当事人见面，材料要核实的意见。习仲勋明确反对邓力群要周扬做检讨的意见。于是则有了3月21日核对事实材料，胡乔木与周扬双方撕破脸皮争吵的一幕。周扬直指胡乔木的鼻子斥他“不正派”。在中宣部会后，周扬写信给胡耀邦，说明邓力群的报告许多歪曲事实之处。显然胡耀邦袒护了周扬，他根本不赞成处分王若水、周扬。后来他将文件压了下来，不予理会，这样，3月份以后，这场较量实际已是在胡耀邦与胡乔木之间展开了。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争论的焦点，逐渐由“人道主义”向“异化”问题转移。

　　对“异化”争论的背后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一个疑团：当年起草关于几个理论问题探讨报告，周扬决定谈“异化”时，为何会彻夜不眠，辗转反侧；即使说这是重大理论问题需要郑重考虑，也不至于如此啊！三十年来，我认真梳理了这个批人道主义、“异化”并清除精神污染事件的相关材料，掌握了有关的物证，在坚持实证的研究方法同时，加进精神分析法的研究，终于豁然开朗，自信是打开了谜团，解开了一环套一环的扣子。这就是周扬在决定谈“异化”问题时，有一个人横亘在他面前。这个人像幽灵一样，也像一条线，贯穿这个历史事件，或隐或显。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德热拉斯。这个人，周扬未曾跟我们谈过，批判者也小心翼翼在避开，公开批判中从未与周扬挂上钩。可是就是这个似乎神秘的人物，使得周扬的担心终于不幸而料中了。 

　　1956年人民大学何思敬教授在我国第一次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翻译出版，国人接触到了“异化”理论问题，但并未引起广泛注意。在王震主持的马克思忌辰100年学术讨论会上，他还向周扬请教“yiyuan”两个字怎么写，称赞周扬讲得好。在座的邓力群也称赞周扬讲得好。这一年下旬，十二届二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先后找了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要胡乔木主持，邓力群起草中央全会文件。胡乔木说了“当前思想领域情况和问题”。“邓小平谈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说“他没有向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转引自卢之超《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妙极了，胡与邓谈学术思想领域的情况和问题，却绝口不谈他认为极其严重的祸国殃民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是邓小平主动谈这个大家很生疏的理论问题，才引出胡乔木的话题。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个谈话在党内小范围传达，胡乔木、邓力群解释这个“异化”是怎么一回事，“异化”是怎么来的，不谈黑格尔、费尔巴哈，不谈马克思，单谈德热拉斯。 

　　德热拉斯何许人也？他原是反法西斯战争时的南共元老，南共联盟二号人物，被认为是南联盟最大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后被开除出党，沦为阶下囚，客死他乡。他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书《新阶级》，这本书中首先使用了“异化”概念。这本《新阶级》的一个主要论点时共产党原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已“异化”为官僚特权“新阶级”。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消灭阶级为号召，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导致了极权主义和党国体制，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人民政治权利遭到了垄断滥用，与经济和商业相结合，以至出现了对资源贪婪占有，对国民财富的贪婪掠夺。他说“当代共产主义最主要的一面，是这个所有者兼剥削者的新阶级”。 

　　共产党最忌讳被攻击为官僚特权集团、官僚特权阶级。若是倒退到十年前，这样“反动言论”够得上坐大牢的。原来这“异化”的来源与实质在这里，难怪邓小平雷霆震怒，引起改变二中全会原拟讨论整党问题，又临时加进“不搞精神污染”的议程。一个人，德热斯；一本书，“新阶级”；一个论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已“异化”为官僚特权新阶级。邓小平引申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胡乔木、邓力群就在等着这句话呢（引自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是1963年作为“批修”材料，由人民出版社作为“灰皮书”出版的。周扬1964年在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话，谈到“异化”，应是读到这本书的。他担心若是将他的“探讨”文章与德热拉斯联系起来，由此将带来祸端。这恐是周扬彻夜难眠内心恐惧的缘由。邓力群说，邓小平把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是周扬送了十八条马克思语录，这是放烟幕弹。 

　　批“异化”已不仅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也不是胡乔木后来别出心裁造的帽子：“政治性学术问题”。有据可查的，这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权谋。这一年三、四月份，胡乔木、邓力群，又将德热拉斯端了出来。他们紧紧抓住要害，背后整黑材料，向几位老人打小报告，告黑状，构陷人罪，炮制了七期黑材料，其中突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异议人士关于‘异化’的言论”，就是他们概括成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又是这个德热拉斯！ 

　　在周扬同志逝世后，我在周扬同志所藏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周扬同志签存的我给周扬同志的一封信，可以看出当年书记处研究室是如何整材料的。 

　　周扬同志： 

　　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情况简报》是送政治局、书记处、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纪委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并加送中宣部的文件。除其中764期（83.4.22）注明：“加送周扬同志”外，加送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传阅，机要室同志说，因为只有一份，是不送您阅的，可能您未看到。我读了三月份在四、五天内编的几期《情况简报》真是感到不寒而栗。看来给你戴了多少年的“修正主义”帽子，有些人又要加冕了。问题还远不止如此，现抄录有关片断，请一阅，他们就是这样，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向政治局、书记处，送了一批这样别有用心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组织方法是“文化大革命”中习见。这样再来看，公开发表的讲话，究竟有多大价值？您看了也不必过分介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请不要去查询，不要同他们说了。 

　　望多保重 

　　顾骧（83）五.四.  

　　11月6日，首都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电文，周扬与该社记者谈话，表示拥护邓小平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周扬在胡乔木软硬兼施之下，“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维护领导威信”，达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压力之下，在中顾委组织指令下，作了公开的违心检讨。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仍然选择了中央党校礼堂，也就是十个月前周扬学术报告的同一地点，宣讲了他批判周扬的重头文章：《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同样，讲话也是由广播电台播音员代读。这一相似的形式，似乎是在宣布，这一场政治、学术理论较量中，胡乔木最终胜利。显示了胡乔木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地位。胡乔木这篇讲话得到了一柄尚方宝剑，显赫一时。全国报刊转载，单行本印行三千万册。近三十年过去了，那种以势压人，以图在学术研究领域一锤定音的霸道做法，是“妄抛心力”了。“以人为本”已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主流。虽然，嘴上说的，还不等于实际做的。“真理不是权力的儿子”，培根说得好啊！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二中全会以后，思想战线不能搞清除污染衍变为清除精神污染。清污呼地一下子在全国铺开，浪涛滚滚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和知名学者专家公众人物被权威部门敦促在全国广播联播节目表态，各种报道、表态性文章、批判文章充斥报纸版面，声讨“精神污染”和“人道主义、异化”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对已经发表出版播映过的文章、言论、图书、节目，要进行清理。“重新组织理论队伍”的举措，使人不由得联想起“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提法。“清污”迅速向各个领域推开，什么是“精神污染”？当时有一句顺口溜：“‘精神污染’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就像“文革”开始时的“四旧”。生活中妇女留披肩发，青年穿喇叭裤（所谓奇装异服），跳迪斯科舞，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作“精神污染”的表现来反对。 

　　一时间满城风雨，一时间人心惶惶。 

　　可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人民群众不满，党的高层人士不满。主管农村工作、科技工作、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农技、科技领域、经济领域不搞清除精神污染。 

　　耀邦同志，又是耀邦同志，力挽狂澜，站出来讲话了，他11月22日向各省市先后打了电话，通知各地停止执行“不叫运动的运动”。并在12月4日，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电部门负责人谈话，讲了八条意见。后来邓力群攻击胡耀邦“抵制清污，二十八天就刹车。”就是指这大概齐的二十八天。 

　　胡耀邦给周扬平反与《周扬近作》 

　　在作协“四大”开幕式上，未能与会的胡乔木与病中的周扬都向会议发来贺电，对于胡乔木，在会上得到礼貌性稀稀落落的几声掌声，而周扬的信却得到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如波涛般一阵阵翻滚，有好几位代表作了统计，有人掐着手表，说鼓掌时间长达两分钟，我在会场人群中，当时便感到，这非同寻常。 

　　不能轻佻地说这是会议“插曲”、“花絮”。它是反映了广大文学家的心声。这不仅看作为过去整过人的周扬，现在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践为人们所谅解、接纳；不仅看作为在批“人道主义”“异化”中受到冤屈的思想解放的先驱人物的同情、支持；还应该看到这实际上是成千上万文坛作家们反对那场不得人心的“清除精神污染”情感大渲染，大爆发。 

　　1985年1月29日，《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篇幅发表了我写的一篇篇名《兰叶春葳莛》“评周扬近作”的文章。（《人民日报》1985年1月29日）（《文汇月刊》，1985年第1期）这篇文章，酝酿于四次作代会前，我以一种悲愤的心情写下这篇文字。我以为总得有让人说话的时候，有说话的地方。本拟由老友梅朵当时办得很热火的《文汇月刊》发表。《人民日报》袁鹰等同志得悉，得到总编辑秦川同志拍板决定，《人民日报》与《文汇月刊》同时联合发表。针对批周扬“散布对社会主义不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我明确表示，周扬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一直站在时代思潮的前头。文章最后说：周扬同志这两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文学艺术的发展，而进行着‘探讨’，这些探讨的是非得失，要由实践来检验，要由人民来评判；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由历史与人民来评判。”港报评说，这些是针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此言不虚。这篇文章同样受到外电瞩目。他们与观察《苦恋》事件的方法一样，认为这是“为在‘清污’中受到批判的周扬平反”。但是，这次他们的猜测、分析、评论不准了，根本不是那回事。他们难以了解中国政治生活中矛盾的复杂性，后面没有什么背景，周扬并未“平反”。 

　　第四次作代会以后，周扬同志病情恶化。北京医院曾报了一次“病危”通知。耀邦同志念念不忘，要给周扬同志平反。这并非仅是出于私人感情，而是对启蒙运动中先驱者的彰显。他启动给周扬平反的安排。他曾建议最高领导人，到医院探视周扬，以这种方式向公众显示周扬得到平反的目的；但是未果，碰了一鼻子灰。他又提出重新公开发表《马克斯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文章，显示这篇文章已得到当局确认，周扬得到平反。如何重新公开发表不显得太突兀？以出版周扬一本新的文章选集，将这篇文章收进，以达此目的。耀邦同志指示习仲勋同志，找秦川同志办理。秦川同志向周扬夫人苏灵扬与张光年同志传达了耀邦同志指示；灵扬同志、光年同志要我具体完成这项任务。这对我说，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要抢在周扬同志生前，做好这件事。大约花了约半个月时间，从材料收集到编辑，文字整理、审定，突击编选了一本名为《周扬近作》的文集，交由刚刚恢复业务的“作家出版社”，于1985年6月出版。将一年多前遭到铺天盖地批判的这篇“探讨”文章，一字不改地收进文集。了却了耀邦同志一份心愿。这些年，我看到作家出版社显示他们出版业绩的材料或广告，却只字未提他们出版过这本书，应知这本书不是出版社哪位拍板决定的，也不是作协党组可能决定的。作为作家出版社开宗明义的第一本书，是中央书记处部署，贯彻耀邦同志意图出版的，也许当时出版社负责人就不明就里；由于年代长远，出版社负责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不了解他们出版社社史，不了解他们出版这本书在启蒙年代的意义与贡献，十分可惜。 

　　（责任编辑徐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