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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恩格斯观点的难忘答辩--“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涉及恩格斯观点的难忘答辩“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读2013级历史文献学作业有感

作者: 臧振
    
    2013级历史文献学课程,一百多位同学每人写了一篇作业介绍自己的收获,发表在“西岳论坛”。我读着这些小文章,仿佛也在听苏小华老师的课,弥补着当年的欠缺。

    五十年前,我进大学历史系的时候,老师把我们带到一间阅览室,一长排桌上铺开工具书,老师讲到读古书的重要,尤其是利用工具书作为入门向导的重要;并且说,到了高年级要做论文,会有老师指导我们深入文献。

    我至今仍旧不大明白的是,刚到三年级,伟大领袖号召我们“去读阶级斗争这本大书”,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据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这当然比读历史文献重要一万倍了。下乡第二年,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华大地;《史记》、《二十四史》等等被人嗤之以鼻并且扔进火里烧掉,当然是不能读了!那我们就读马列毛著和毛主席诗词吧。到了大学第五年(实际上是第六年上学期),我们忽然被宣布要毕业了,奇怪的是还给发毕业证。但是,还须要到农村和解放军农场接受遥遥无期的“再教育”。

    又过了一年半,得知“再教育”结束了,正式分配工作。我们这批经过改造的既无资产又无知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成为“人民教师”,到了一条十分僻静的山沟里。我是很满意的,因为每月有四十多元工资,可以汇一部分给家里赡养父母,这说明我混得还可以,比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强多了。但是,顶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头衔,我读不懂古书,更读不懂外文书,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也莫名其妙,我怎么研究历史?又怎么能讲好历史?我其实是废品一个!
    我意识到,要解答自己对于现实的困惑(中国是怎么走到这一步来的),必须对于人类社会历史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否则只会被人牵着鼻子转,鹦鹉学舌而已。
我首先是通读了毛著,同时参考两种流行的中共党史教材自己写了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又选读了马恩列斯著作,参考了当年流行的有关书本,写了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常识讲义》,似乎自己已经是个明白人了。其实通过书籍文件不同版本的不同解说和亲身经历的困惑,我已经发现自己十分浅薄。我的所谓“讲义”,不过是人云亦云、应声虫。我觉悟到,政治家往往要掩盖真相,而史家之天职是揭露真相、秉笔直书。当然我,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能力。

    任教中学十年,翻破《辞源》两卷,算是弥补了阅读古书的能力。198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毓璜教授将我录取为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两年半时间,我主要的收获是初步懂得什么叫研究。比如《史记》,史迁自己就是“信则传信、疑则存疑”,其后两千年来,学者们对于其中的问题议论、考證、增补不计其数,这就是研究。又如《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两千年来的争议更是汗牛充栋;必须先把文献读懂,才谈得到研究先秦的社会和先秦的思想。为了了解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中涉及的所谓“历史分期问题”,在刘先生指点之下,我又选修了哲学系孙伯鍨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课程更令我茅塞顿开:原来马恩思想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有不少问题在他们去世之前仍然“在讨论中”。比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版和1884年版就有很大的不同,这还是恩格斯自己的修改;至于翻译中由德文、法文译为俄文再转译成中文,误差那就更多。又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中,把“扬弃”译成“消灭”,语气的差别带来的后果,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前面苏联人所作的序言中,发现他们对于恩格斯讲的“在上古时期,血缘关系具有决定意义”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那个时代也是“阶级斗争居于主导地位”。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潜在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问题。我就此请教了孙伯鍨先生,他肯定地回答:恩格斯是正确的。由此我展开思路,理顺了自己在阅读上古文献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将学位论文题目定为《中国奴隶制时代的重民思想》。

    据郭沫若《中国史稿》,似乎在华夏大地上,早期国家形成过程(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中,充满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斗争,甚至还有奴隶起义。我当时采用了所谓“宗族奴隶制说”,我认为宗族之间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成功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收罗民心,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重民思想”。
    毕业论文答辩,令我终生难忘!

    刘毓璜先生邀请了他的几位至交挚友组成“答辩委员会”。南京师大三位教授:“段老”段熙仲先生,时年八十有五,是答辩委员会主席。徐复先生,时年七十,我当时知道的就是他的《秦会要订补》,不知道他是黄侃先生的弟子,又正在做章太炎《訄书》的《详注》【笔者注: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一切知识来自钻图书馆坐冷板凳和师生之间口耳授受】。第三位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答辩结束后陪他回家,在青岛路上他对我的谆谆告诫和鼓励。临别他告诉我他的住址,说有问题可以随时去问他。遗憾的是我离开南京到西安工作,再没有去请教。另外两位是本校教师:中文系的周勋初先生和哲学系的胡福明先生。刘先生曾对我们介绍周先生研究《韩非子》的勤奋和严谨,对他十分赞赏。胡福明先生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蔡尚思先生《中国文化史要论》列入中国历代重要思想家之列,这里不必赘言了;刘先生认为我的论文涉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人对恩格斯观点的否定,所以要请胡福明评审。

    答辩起初很顺利。胡福明先生对论文从理论上给以肯定,其他几位先生也多有肯定和表扬;问及对于所谓“五阶段论”和“奴隶社会”的质疑,我也有充分准备,可以应对。没有料到的是快结束时徐复先生一个小小的问题,我的回答却彻底砸锅!徐先生问:“你的文中多引《诗经》,你用的是什么版本?”也许,我无论回答什么版本都可以通过了,我却回答:“《白文十三经》。”徐先生问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懂,他皱皱眉头,嘴唇紧闭。多年后我回想可能他是问:“黄侃手批?”那时候的我哪里能知道呢!当时以为胜利在望,有点洋洋得意,想借此机会批评资料室和图书馆借书的困难,我说自己花六块钱在路边买了一本《白文十三经》。事后刘先生非常生气,甚至有些伤心,说希望我的论文能评为“优”,说你为什么不简单说一下我们课堂上讲过《诗经》的毛《传》、郑《笺》、孔《疏》,朱熹《诗集傳》也可以的呀!

    因为没有给我评优,段老在总结发言时多说了几句,语重心长,我觉得主要是在鼓励我。原话我记不准确,大意如下:“‘文化革命’来了,我和你们刘先生私下议论过,我们过去用毕生精力继承下来的东西,都成了‘四旧’【笔者注: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都在“横扫”之列】,恐怕是该断绝了,再不会有人读了!可是现在,刘先生招收了研究生,方向是‘先秦思想史’,我又看到了希望!诸子学术、儒家经典,是中华文化最辉煌的所在,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根啊!今天参加你们的答辩,我高兴啊!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继承下来,流传下去。”

   受到刘先生的严肃批评,加之快要离开南京,我带着我的论文去看望我大学本科时的先秦史老师,江苏省社科院的研究员王文清先生。王先生看完我的论文,坦率地说,他认为我这篇论文不是优或者良的问题,在他看来是不及格!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不了解文革后的“硕士”概念,但是他认为学术水平的高低要看对于文献的研读。我的论文只字未涉及清儒整理文献的成果,引用文献止步于通俗读物,这不是研究历史。
我非常后悔的是,我请家兄从南宁旧书店为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购回线装全套《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我自己却连翻也没有翻一下!
    我就是这水平?!

    来到陕西师大历史系之后,时时忆及段老的教诲。刘毓璜先生的课程中,令我最难忘的是他讲《易经 • 否卦》的九五爻。《否》卦的卦象是“坤下乾上”:地在下,天在上,天地不交。《易 • 彖》说:“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讲到九五爻“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刘先生说:“苞指树根。桑树根多且深,坚韧不拔”。 似乎觉得我们没有听懂,先生反复讲了几遍,情绪忽然有些激动。他说“苞桑”指国家民族之根本;“‘其亡其亡’,其忧患何其深耶!但只要根本不断,一旦阴气消,阳气长,否极泰来,国家民族就有希望。”

    “国家民族之根本”是什么?如段老所说,就是历史文献!是文献中蕴含的道德情操精神气质!

    “否极泰来”是什么意思?“粉碎‘四人帮’就是这意思!”刘先生说。《泰卦》是“乾下坤上”,天在下,地在上;天是统治者,地是民众。“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在“文王重卦”时代还没有民主思想,《泰卦》体现的是“重民思想”,刘先生提醒我。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着,目的是不让段老失望、要为刘先生争气、想让徐先生认可。
九十年代,我写了一篇关于《诗经》的文章,题为《<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希望发出来能被徐先生看到。没想到发文章越来越难了!我稿投《孔子研究》,过了几个月,收到一封信,说是可以发,但是请寄去若干元钱。岂有此理!我颇气愤。我重抄一份递呈朋友审读推荐;近三年后,终于发表在《贵州社会科学》。徐先生多半是看不到的。

    一般认为,历史文献中最难读懂的是《尚书》。我与中文系几位老师一道,经过十余年,编成了《十三经词典 • 尚书卷》。随后又耗费近十年,整理了《陈高佣先生遗稿》。

    先秦文献中最难懂的其实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名学”著述——《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和《墨子》中的《墨辯》。古所谓“名学”,即今之逻辑学。因大多数人读不懂,几成绝学,故今人有所谓“中国古无逻辑学”一说。陈高佣先生精通逻辑学,民国年间商务版高校教材《逻辑学概论》即由陈先生主笔。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剥夺教书资格后,就把精力用在整理先秦文献上,其主要成果便是《老子》、《墨辯》和名家三子著述的《今解》。

    在目前官方的职称评定体系中,编词典是一文不值的,整理出版别人的遗稿更是毫无利益可言。但是,想到段、刘、徐诸先生的教诲和希望,我相信我这些工作的价值。
至于发表文章,因为我是无名小卒,职称评定体制把我的命运交给了大杂志的小编辑。《<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的遭遇令我心凉。感谢网络!数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孔子研究》编辑部的审稿单——我这篇手稿的原件在网上拍卖【大约是编辑部处理垃圾,收废品的有心人把有可能变钱的纸挑出来放到网上卖】;我的一位学生掏数十元钱买下了它。初审评语:“此文有新意,可用。对当前在‘联系实际’幌子的浮华学风有针砭意义,请辛、马审定。”复审批示:“可作‘争鸣’用。”初审者周继旨先生,曾与张岂之、李学勤等一道协助侯外庐先生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后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复审者王国轩先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儒藏》总编纂,北京大学《儒藏》中心审定专家。可是,小编辑……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记起了刘先生讲的《否卦》:“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呜呼,吾当“卷而怀之”,换成小孩子的气话:我不跟你们玩了!从此后,我是“不见鬼子不挂弦”,不是编辑部约稿,我不再写文章,直到有了“西岳论坛”。当然,“西岳论坛”文章再多,对于评职称是没有用的,苏小华的情况不就是这样的吗?

    历史文献真的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吗?八十年代中期,曾有一股“全盘西化”的思潮。我的一位研究数理逻辑的朋友认为,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前进的沉重的包袱,我难以苟同,他跟我绝交了。这个问题我想了二十多年,在探讨陈高佣先生思想的过程中我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原来早在三十年代学术界就有过类似的争论。当时社会背景是:清王朝帝制结束,日本吞并东北虎视华北,军阀混战未息,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五四之后孔家店已被打得七零八落,“德先生”、“赛先生”空喊多年却未能驾临。中国向何处去?思想界大致有三种意见:一、复古;二、模仿西方——又分三派:英美、苏俄、德意;三、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第三派以“十教授宣言”为代表。1935年1月10日,十教授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说:
“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
“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要而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十教授大都有留学海外经历,亦有深厚国学基础,在当时全社会热议的中小学是否应当把“读经”列为必修课的辩论中并不守旧。例如陈高佣先生就说:“不认识现实环境,盲目崇拜古人的人不可以读经……权利熏心、头脑腐旧的官僚武人以及文化骗子无资格提倡读经。”“拿历史家的态度可以读经……受过科学洗礼的人可以读经,把握现实问题,自己能用思想解决问题的人可以读经……学者为学术的研究可以自由读经……大学生可以自由读经,中学生、小学生绝不应勉强读经……了解现代思想,懂得科学方法的学者可以指导人读经。”(见龚鹏程主编《读经有什么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也就是说,“本位文化建设”不是要复古,而是要“救亡图存”;不是要维护腐朽統治,而是要让古老文化接受科学洗礼、融入现代思想。十教授所提倡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与“尊孔读经”根本不同。
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当然包括儒家经典,同时也包括诸子百家的经典。

    儒家经典是否等同于“封建专制主义”?“五四”时期,儒家的“忠君”思想是追求共和、创立民國的人士最为反感的内容。他们反孔,是把儒家经典与两千年专制帝制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儒学原典产生于尚未出现专制帝制的时代,与诸子百家的经典一样,形成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为活跃最为辉煌的时代——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经典是中华民族精神归宿之所在,犹如西方之有古希腊先哲著述。西方之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正是在古希腊、罗马思想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十教授所希望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希望来一场中国的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形成凝聚中华民族共识的“中国本位文化”。

    在三十年代政治大环境氛氲中,无数爱国志士仁人倾向于选择苏俄道路;我个人认为,这也是老M打败老J的重要原因。半世纪后,面对文化几成废墟、经济接近崩溃的现实,新一代年轻学人不知这一切是全盘苏化造成,却把这一切归罪于诞生于黄土地上的传统文化,极力主张在中国实现全盘的“海洋文明”。若依了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们,又不知会把中华民族引到哪里去!

    《本位文化宣言》令我想起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我院王玉华教授的博士论文《章太炎思想的阐释》一书,以“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为副题,概括了章学精华,令人眼前一亮!太炎先生精通近代西方各种思潮,为此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的革命。他了解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大势,很清楚中国学者的现代担当——那就是在多元视野的关照下,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太炎先生的代表作《訄书》,全面探究了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基石之作;然太炎承清儒之博大精深,令其文字艰涩难懂。前不久我才知道,“文革”乱后,徐复先生倾晚年三十年之力,以九十高龄完成《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令年轻学者可以读懂。对于文化断裂、信仰缺失的国家来说,《详注》可谓苞桑之作,厥功至伟!民族幸甚!

    我们这一代能读懂历史文献的人已经不多。年轻人多不识繁体字,看到竖排本就头大,没有标点就更没辙了。我很希望看到年轻人中有能坐下来研读古代文献的学生,当然如果还能深入研究外文资料,那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文章最后,我想引用《訄书》的最后一句表明我的心迹,至于同学们读懂读不懂,我就不负责了。
“昔者《小雅》诗人,闵宗周危乱,发愤而作,始之以流水之朝宗于海,而终之以邦人诸友,谁无父母。呜呼,余惟支那四百兆人,而振刷是耻者,亿不盈一,钦念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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