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文青

　　读了周汝昌、吴世昌、俞平伯甚至胡适和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及书籍之后,再来读史景迁这本也算是“红学”研究的《曹寅与康熙》,从一个刚刚成为“汉学家”或者即将成为“史学家”的角度看《红楼梦》的背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或可以说,掸去数世纪的岁月浮尘,《红楼梦》这本在中国文学史中已经成为一块明亮玉石的小说,宛如温雅绮丽的缤纷亮彩,在史景迁作为历史的研究论文的《曹寅与康熙》里,成为了其中主子奴才间既神秘又瑰丽的结晶,虽然无法替代过往的历史,带给历史无限的浪漫遐思。　

从一个人去论著一个时代

　　当然,《曹寅和康熙》作为史景迁的“博士论文”,并不能让我们传统型历史学者作为认同和定位为“史学家”或者“汉学家”的有力证据,反而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行文流畅,不带诘屈聱牙的史景迁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史学家或汉学家,更多的是一个“讲故事人”。更何况,此书成书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现在又按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版本重印的,诸多变化已经发生,但对滚滚的人类历史长河来说,有多少历史是可以仅仅作为历史而不被“讲故事人”八卦,或者直接按照某个阶层的要求“改编”的呢?以著都铎王朝宫廷争斗小说《狼厅》而获得2009年英国布克奖的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曾经说:“历史下面还有一层历史。”因此,若生硬地将《曹寅与康熙》当作闲谈杂书来读读也未尝不可。　
　　展开经过再次校雠的精装本,当史景迁以他一直被风评极佳的行云流水的行文,在流畅自如的“故事”叙述中,以曹寅家族的特别身份“包衣”入手,顺展通爽地、一步步铺开了迈向康熙王朝大场面的大红毯,读者面对的是具有雄厚背景,同时又颇有才情风致的栩栩如生的曹寅,兴致勃勃地读兴大起则是必然的。虽然说,史景迁以曹寅作为满清的“包衣”这点入手,对于拥有漫长专制集权统治、同时通晓奴性的中国读者来说,康熙与曹寅就是皇帝与“皇帝家的奴才”的关系,这点可能会令部分读者感觉平常和不具有新鲜刺激,但是,回想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成书时间,在经阅了身为“史学家”的史景迁花费了大量的篇幅,站在研究的角度,细致论述,认真着力地诠释“包衣”这个具有奴隶制色彩的社会角色之后,曹寅所代表的这个不同于明代宦官,也不同于历代官僚,不但具有行政职能还具有皇帝私人密探的特别身份逐渐被一一剖析,同时,高度集权的满清王权统治手段更为清晰地被剥示出来,由此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正是一个史景迁专属的历史研究探索地,他已经开始从一个人身上去论著一个时代,也开始从细微之处直指历史的大方向。这在他此后从张岱的身世展示明末清初的社会景象的《前朝梦忆》,以及从一个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的疑问》揭示东西方文化差异,特别是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展示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影响等等中都能看得出来。由此可见,《曹寅与康熙》又绝不能仅仅当作“故事书”去读的。因而也可以说,史景迁的书的确兼具了雅俗共赏、学术与通俗并存的妙处。

　
历史时而以艺术的形式展现

　　不过,既然说到了史景迁没有艰深词句的行文,那么,寻常读者便能轻松地从《曹寅与康熙》之中读到一个老谋深算的康熙,也更能更读到一个性格清晰的曹寅了。身为江宁织造的曹寅,既是独属于“皇帝家的奴才”,又具有汉人的血脉,他在满汉文化之中游刃有余,徜徉在骑射和诗赋之间,于江南的山温水软处,运用娴熟的官场手段,或大刀阔斧改革盐政为自己博名,或“从善如流”地享受官场中的财帛肥缺为自己搏利,对上见风使舵、逢迎谄媚,对下雷厉风行、恩威并施,长袖善舞地为曹家谋下了丰厚的家当,也为曹家的衰亡埋下了伏笔。更妙的是,史景迁所要展示的关键重点在于:曹寅并非康熙朝的肱骨栋梁,他仅仅是帝王家奴,却能得到封疆大吏所没有的信任,这便是中国极权顶峰的“康熙盛世”的体制肿瘤:作为“明君”的康熙以为启用自己专属的家奴,便可以牵制明代以来的顽固腐朽的官僚制度,又可以不被宦官体制影响地直接拥有专属他私人的情报工具和执行代理。因此,他不但给予家奴超越众多官僚的“直达天听”的特权,同时也默许和保护了家奴们贪污财帛的便宜。在书中,那一篇篇康熙与曹寅之间隐秘和微妙交流,既是极权的象征,又是奴性的极致。盛极之时,他们看不见危机,一旦曹寅仰仗的康熙亡故,大厦便倾覆于雍正脚下,因为,曹寅不是雍正的家奴,这种主子与奴才的微妙关系,正是本书的精髓所在,这也是《红楼梦》里时不时显现的悲剧所在,比如贾宝玉丫鬟晴雯的命运,她不仅倍受贾母或宝玉的宠爱,为人也“风流灵巧”,一旦被人构陷,不过破席一张了结璀璨的生命。　

　　历史,有时候的确是以艺术的形式展现的,多少幕戏上演,多少幕戏落幕,在时光的流动里,各种看上去牢固的关系,最终随着生命的离去而消失殆尽。康熙对曹寅的信赖完全基于“主子与奴才”这点,对于曹寅“撒娇”、“卖萌”型的告疏,他最擅长的恩威并施的“帝王心术”,最终也没有庇护曹寅一家,到头来,“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唯一留下来的是穷困潦倒的曹家后裔曹雪芹“呕心沥血”的巨著《红楼梦》。可以说,史景迁以一本《曹寅与康熙》演出了满清时代一个所谓“明睿”专制帝王与他精明能干的宠奴之间那微妙无比的悲喜剧,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研究“红学”更丰富的背景史料,虽然有些史料已经被证实过时,但依然呈现了史景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对《红楼梦》的一些看法,仅就他认同袁枚的随园正是大观园这点便让并不认同的我依然觉得兴味盎然。再有,读到史景迁同意吴世昌《红楼梦探源》的见解,读到他对于吴世昌和俞平伯当年的论战或者其他论战,发现他自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看法时,这在曾经或者正在着迷《红楼梦》的我眼中,更是蛮趣味的探讨。当然,掩卷之时,有一点,我是已经被史景迁说服了,那便是他关于《红楼梦》这名字具有十九世纪之后的时代感,而《石头记》恐怕才更符合曹雪芹自己意愿的看法。　
　　《曹寅与康熙》就这么在立夏之日读完了,作为一本历史书,读来令我潸然泪下的是奴隶制下的“半文人半奴才”的曹寅,而驾驭他的极权之顶峰的康熙便纵然是天纵之才也逃不过历史的局限性,这便是史景迁从一个人展开一个时代的初心；另外一方面,作为一本可当作“红学”研究的闲杂书,读来最令人回味的则是曹雪芹的家族史那一笔看上去清晰实际上依然糊涂的乱账,史景迁这本作为“红学”研究论文也算是一家之言,可供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