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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悼念丁石孙校长  (http://mhwh.com/dv7/dispbbs.asp?boardid=2&id=27417)

--  作者:晓燕
--  发布时间:2019/10/14 18:17:39

--  深切悼念丁石孙校长

丁石孙: 我在北大当校长 (2013年访谈片段)


是北大的民选校长 

  访: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的? 


  丁:1983年10月。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她说现在北大正在酝酿校领导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处长以上的人参加的民意测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副校长人选,不记名。然后,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我爱人也参加了投票。不久,有人告诉我,北大有位领导要到哈佛来访问。北大并未告诉我有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谁来。有一天,我跑到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去问这件事,想了解来的人的访问日程。办公室秘书说:“你来的太好了。”因为北大的客人来的时候是礼拜天,没人办公,他正愁没人帮助接待。于是,他让我到机场去接一下,并事先把教职员会所(faculty club)的一把钥匙给了我,让我直接把客人送去。 


  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他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秘书长,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将。他来的那天,哈佛大学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到教职员会所后,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他跟我聊到很晚,差不多聊了3个小时;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并谈了很多想法。他显然雄心勃勃,想在北大干一番事业。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身体很好,表现得非常积极,当时就要我跟他一块回去。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进修时间,并安排了到西部访问的计划,也已经买好去西部和回国的机票。听我这样说,他没有勉强。当时他完全没想到回国后并没有让他当北大的党委书记。 


  访:项子明为什么没有当成北大党委书记? 


  丁:据说是得罪了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时,彭真说项子明不能用。“文革”前,彭真搞了个写作班子,地点在畅春园。“文革”中,项子明顶不住压力,揭发说这个写作班子是反毛泽东的。这对彭真很不利。项子明就成为彭真眼中的叛徒。对我个人来说,项子明没有当党委书记是件好事。因为他党龄老,主意多,如果他担任这个职务我有很多事不好办。 

  访:在您之前,北大校长都是被任命的,并不是民主选举的。您当校长这次是北大第一次民主选举校长。这次民主选举,把您——一位屡遭政治运动冲击的学者,推上了世界著名学府——北大的校长职位。您在美国时,是否听到一些人对您要当校长这件事的反应?您知道自己回去要当校长这个消息后,对做校长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丁: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见到的华裔数学家,比如项武义、伍鸿熙等,知道我回去要当校长,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并跟我说中国能启用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当北大校长,表明中国以后有希望。 


  当时我对回去怎么当这个校长考虑得比较少,但意识到这个校长不好当,会得罪很多人。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的一些教员说:“我回去要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对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 


  访:您是什么时候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 


  丁:1984年3月。我从美国回来后,情绪比较乐观,认为前途非常美好。但一直待到春节后,组织上也没找我谈话。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事后才知道,彭真不同意项子明当北大党委书记,要重新找书记。一直到3月份,北大才开了个范围很小的会。会上,何东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当校长,王学珍当书记。项子明当了顾问。我的前任校长是张龙翔。 


  访:在何东昌宣布您当北大校长的会上,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了吗?您在会上表态说:“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是这样的吗? 


  丁:何东昌没有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我确实是这样表态的。记得我的发言很简短。大意是说:我对学校的工作没有经验,希望大家给我3个月学习的时间。在这3个月里,原来怎么搞的,还怎么搞。我还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大概没有三把火,一个理由是,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有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访:当校长后,您提出过办校原则吗? 


  丁:1986年暑假王学珍住院,有一段时间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我主持。有两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办校原则,我记得提了六条或七条原则。其中一条是从严治校。因为北大一贯工作效率比较低,也比较松散。二是发扬民主。当时提出对不同的事情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对学术问题不能全校讨论,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生活问题,要在教代会上讨论,要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三是要坚持“双百”方针。我同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考虑到当时有一种议论,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我就提出坚持“双百”方针。四是干部不能越权管事。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条件太坏。对这样的事情,我很少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再如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我管,我绝对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我不能越权,越权的后果就是人家就不管事了。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目前国内最有名的商学院之一。据厉以宁说,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要从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算起,而管理科学中心的成立跟您密不可分。而且,这个中心的办学方针,是您和厉以宁、陈良、王恩涌在您家的小会客厅内决定的。是这样的吗? 


  丁:对。当时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学中心,是为了帮助厉以宁,让他躲开经济系,有自己的发展空间。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锻炼,“文革”开始后又跟我一起关在黑帮大院。“文革”后,他在经济系受排挤,有些人认为他是搞邪门歪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厉以宁想入党,在系里的党支部就是通不过。我当校长后,别的领导跟我说:对厉以宁要控制使用。他会画画,如果办展览,可以用他。但当时赵紫阳很重视厉以宁,长时间让他住在中南海。中央认为他可以入党,胡启立曾打电话过来问:“厉以宁为什么不能入党?”


  访:中央过问后,厉以宁入党了吗?管理科学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 


  丁:入了。中央一过问,情况就变了。管理科学中心是学校领导的跨学科的学术性机构,跟系的地位类似。当时我有一个看法,成立系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如教学计划要很清楚;但中心不需要,能搞研究就可以。这个中心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包括管理、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心的人员来源也很广,各种人才都要。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几个人,中心的主任由我当;副主任有两个,一个是厉以宁,另一个是陈良(陈良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研究经济计量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还有王恩涌,是北大地理学教授)。 


  除管理科学中心外,我当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四个中心,其中包括人口中心、环境科学中心。现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非常热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于1989年5月4日)。在我之前,张龙翔校长曾提出成立几个中心的设想。因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出的。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 

                      ......      ......     ......     ......    ......

      访: 据说,一年多后的1987年元旦,北大有几千学生包围过您的办公楼? 

  丁:提起这件事,要从1986年说起。这一年是知识界思想比较活跃的一年,背景是将要召开中央全会,要对过去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决定,知识分子希望这个决定能对过去“左”的东西做出结论。总的说来,会后发表的文件跟很多人的期望值有距离,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想法。1986年年底前,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关于游行的条例,内容是允许游行,但必须向公安局申请。出台这么一个条例,本意是不希望游行,但又不能明说。当时北大学生想利用这个条例,申请合法游行。  

  1987年元旦这天,北大部分学生到城里游行。下午,有学生打电话到我家里,说有同学被公安局抓了,听得出来他们情绪非常激动。我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放不下心,吃过晚饭就去了校党委办公室。这天正好王学珍的女儿结婚,在家里请客。有人告诉我确实有些学生被抓,学生游行时,警察在路上泼了很多水,路面结了冰,很滑,有些学生摔倒,被警察抓了。 

  大概晚上8点钟,我在办公室听说学生要包围办公楼。这时王学珍不在,党委副书记郝斌在。时间不长,就有三四千学生把办公楼包围了。这时我想如果学生冲进来就更乱了,于是,我下到办公楼东门,让人从楼上放下一个话筒,我手持话筒跟学生对话。这时气氛非常紧张。郝斌立刻跟市委通了电话,说办公楼已被包围。 

  访:还记得您跟学生的对话内容吗? 

  丁:我要他们冷静。我说有人被抓了,我们去交涉;把我围起来没用,我只有腾出手来才能做事。我刚讲完,有学生大声喊:“不要听丁石孙的话。他用的是缓兵之计。”这时楼上有人下来跟我讲,市委准备放人。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底,就大声说,谁说我骗人,站出来,我从来不骗人。听我这么一说,学生安静了。这时是晚上8点多钟。我让他们11点再来找我,听答复。这样,学生慢慢散去了。 

  访:在这之前,您肯定没有骗过学生。否则学生不会听您的话。 

  丁:对。学生散去后,我和郝斌跟北京市联系,了解清楚被抓的学生有几十个,分别关在四个分局。我们商量决定派人去接,但不敢让校园里的学生知道,怕他们跟去把事闹大。随后,我们打电话通知车队,把汽车开到校外,让学生干部到校外集合上车,分几路去接被抓的学生。记得负责接学生的有校办主任黄槐成。

  据说,被抓的学生在公安局里还是很受优待的。警察请他们喝茶,吃点心,看电视。他们被接回来时,已经快12点了。11点时,有个别学生到办公楼来听答复。我说接人的车已派出去了,还没回来,但他们依旧等着。这次学生运动就这样平息了。 

  不久,我到京丰宾馆参加民盟代表会议的小组会。我对参会的人都不熟悉,很多人问我学潮的情况。我说,学生要去游行,绝对不是少数人煽动,而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是少数人煽动的话,就说明我这个校长无能。我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都煽动不起来,他们怎么能煽动起来呢? 

  这次学潮之后,胡耀邦下台了。那时我的情绪很坏。因为市委经常把我们找去开会,市委书记在一次会上还点了我和王学珍的名。他说,你们书记跟校长一定把学生带好,要负起责任。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但也不好顶他们。我只好说,我们只有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其实,那时北大并没有闹得太厉害,闹得最厉害的是中国科技大学。 


   《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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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晓燕
--  发布时间:2019/10/14 18: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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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官网刊文追忆丁石孙任北大校长前后往事

   10-1312:53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丁石孙同志,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丁石孙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北京大学官网12日当晚就发布了一篇由北京大学教授袁明撰文的文章《精神的召唤——记与丁石孙先生35年的交往》,文章披露了不少20世纪80年代丁石孙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后的细节内容。

袁明教授在文章中记录,丁石孙在担任北大校长前夕曾表示说: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北京大学有责任把这些重要学科恢复起来并努力建设好。

    丁石孙于1984年至198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大官网披露,2019年10月13日上午,校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等专程赴原校长丁石孙家,看望慰问其亲属,并表示深切哀悼。党办校办、党委统战部、数学科学学院,民盟北大委员会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一同前往。

    袁明教授文章全文如下:

    1983年夏天,我从加州伯克利大学到哈佛大学查中美关系史档案资料,期间曾去汤一介、乐黛云先生的临时住所做客。当时有5至6位中国访问学者在座。席间,一位满头银发的北大教授侃侃而谈文科需调整改革之处,一问才知这位教授是北大数学系系主任丁石孙。我当时心直口快地说:“丁先生,回国以后,我们选您做主管文科的副校长!”那天乐先生好客留饭,吃完聊足,天色已晚。我本计划乘地铁回波士顿市内临时住处,大家都说不安全。丁先生讲:“你就到我那个公寓住一晚吧,那里还有你的同行,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张也白老师。”果然,我见到张老师以及另外两位合租房子的老师以后,大家又聊了不少有关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话题。丁先生则微笑地倾听着,适时加一句:“我妹妹也是做国际问题研究的。”那天丁先生把他自己的房间让给我,他住客厅。第二天一早,张也白老师告诉我:“丁老师上街给你买蛋糕去了,他平时自己吃早点都没有这么讲究。”

转眼到了10月份,我回到加州伯克利大学将近两个多月以后,突然接到北大校方的信,说学校领导研究,要我陪同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先生访问美国,学校不再另外派陪同翻译,决定由我来担任这个任务。20世纪80年代初,北大虽是名校,但是经费也十分紧张,能节省就尽量省。我十分理解,一口答应。在去东部的路上,项先生告诉我,此次去波士顿,主要是见丁石孙教授。我告诉项先生夏天时的故事,孰料他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人家都要当北大校长了,我这次来,就是约他和我一起回去,好好办北大的!”到达波士顿时,丁先生一个人到机场接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并不熟识。那天项先生和丁先生长谈到深夜。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在2006年出版的丁石孙《自述年谱》中,关于这次访问有下面这一段话:“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项子明,他当时是代理党委书记,还有袁明,当他的翻译。袁明当翻译估计是学校临时抓的。项子明来那天,哈佛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项子明‘文革’前是北京市委的秘书长,是彭真的很得力的干将。我到机场接了他们送到faculty club, 这时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那天晚上,他从十点多钟跟我聊到两点,他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我们两个合作,他谈了他的很多想法。”

    1983年12月初,丁先生应当时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陈省身先生邀请,在回国途中到伯克利大学访学一个月。当时他要出任北大校长的消息还没有太传开,他十分低调。李克政安排他住在Durant Ave. 一个小套间公寓。他除了到数学研究所做一场报告之外,平时就和我们这些在伯克利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谈谈天,基本就是微笑倾听,偶然插一两句话。其中唯一一次外出是去加州圣芭芭拉分校,是应旅美数学家樊的邀请,樊先生准备把毕生藏书捐给北大数学系,丁先生很重视这件事,要亲自去面谢。我正好要去圣芭芭拉分校拜访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于是就和丁先生同行。丁先生在《自述年谱》中这样写道“我跟袁明相约,坐火车去了一趟圣芭芭拉,我去看看樊,袁明是去看一位历史学家。从伯克利到圣芭芭拉坐火车也就是四五个小时,坐这么一次火车,我就发现美国的火车衰败了,也不大准时,主要是给一些年纪大的人坐。”来回路上,丁先生谈了不少关于学科的想法。他说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北京大学有责任把这些重要学科恢复起来并努力建设好。丁先生在伯克利还结识了陈鼓应先生,我陪陈先生到Durant Ave. 丁先生的临时公寓拜访,陈先生谈兴很高。丁先生后来也对此记录道:“在伯克利我还认识了陈鼓应,那时他表示,他发现我跟北大的这些教师关系都非常好,台湾大学校长一般高高在上,很少和普通教员熟悉,他很羡慕我们的关系,表示以后要到北大来。我当校长以后他果然经常来北大访问。”

    丁先生于1983年12月底伯克利回国,我是1985年3月从伯克利回到北京的,期间我曾多次收到他的来信,主要就是介绍学校情况并要我回去“一起好好办北大。”这些信我一直珍藏着。其实,我当时就是北大法律系一名普通的年轻讲师,而北大校长工作的繁忙则绝非常人可以想象。
    在1984年4月托化学系谢有畅先生带到伯克利的信中,丁校长说到上任后的种种艰难,说谢先生会当面把这些困难告诉我,但是也强调,学校班子成员主要都是“老百姓出身”,了解北大的情况,可以在一起合作共事。在1985年1月12日的信中,丁先生这样写道:“成立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报告已经送到我这里,下周即可批准。这个研究所是大有可为的,一方面是要逐步聚集力量,开展研究工作,一方面是打开国内外渠道,等你回来后再认真商量。我是横下一条心,把中青年骨干拔上来,让他们来打开北大5—10年的局面。学校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外部条件顺利,我估计也得化2—3年才能渡过最困难的阶段。看来,我的身体与精神系统还能够坚持下去。我希望把北大的工作理顺之后,尽快为自己创造一个下台的条件,让我重新当个普通的教员,我是非常喜欢教书的。”

    凡事认真做了,一定会有沉淀,而后来的历史会展示这些沉淀。那些敷衍的、应景的做法,沉淀不下来。丁先生在校长任内,做的事情,扎扎实实。记得1986年我在北大组织“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1945—1955”,周围众说纷纭,难度很大。丁先生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要我做一下准备,跟他去外交部汇报一下情况。北大校长出面,外交部领导也很重视,朱启桢副部长和我们谈了半小时。北大当时邀请的是中国和美国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直至今天,这一批学者仍然在中美关系研究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90年代初,国际政治系一批年轻教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那时丁先生已经回到数学系当一名普通的教员了。因为他在年轻人中威望非常高,他们希望听听他的想法。我就去请,他一口答应,专门到二院给年轻人讲了一下“数学史”。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大家穿着厚厚的羽绒衣,听得兴致盎然。我不仅想,一位在北大的讲台上有着如此好口碑的好老师,就是眼前这样的长者。他传播的,是知识,更是精神。精神的召唤力,是持久的,真正入人心的。当时参加“读书会”的年轻人,现在都已经人到中年,他们都在心中珍藏着这一份记忆,也保留着当时的照片。他们会把这种精神的召唤,传递给更加年轻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