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里的我和汪曾祺老师

 作者  张国祯

90年5月初那次我单车穿城登门拜访汪老、有了那次罕有丰厚内容，又遵其嘱长时间不要发表和引用，以为此后可能和汪老与施师母难得再见面了。实际上却并不然。我91年夏就职新创办的中国检察报社、负责编辑文艺副刊，年末即兼负筹办杂志型的“月末版”，我大胆地向汪曾祺约稿了。

       组稿汪曾祺爱情诗 现场赠画小编

那时正值各大文学刊物人事和编辑方针随形势有所变动后，原先活跃的中壮年作家好像都比较静默罕见新作，我在报纸副刊和“月末版”上发“世纪征文”的同时，尽人缘所及、连续找到几位中壮年作家写稿刊出，报社同事正在小欣喜，本部新编辑彭程报告接到了汪曾祺回复约稿信的来电（记录稿），对本报所发文章觉得文情并茂，涉法通讯也有人情味，有耳目一新之感；夸赞之余并答应过几天给月末版来稿。地处西郊的报社距离东南城的蒲黄榆汪家好远，为能得到汪曾祺大作，小彭专诚跑了两三趟，一天下午她回到办公室满脸高兴地说：“我取到汪老的稿子了！是一组新诗，爱情诗。”我不无惊奇地浏览从未见过的汪曾祺新诗（以前只知他年青时写过新诗），判断是否像鲁迅写的《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所爱在山腰……”）》，并不像，确是轻快而带民歌味的爱情诗，彭程又轻松地补充说：“他还给了我一张国画，我进屋前好像他刚在画的。”我更吃了一惊，汪老名气这么大、会主动给字画？我看了汪曾祺新画的这幅花鸟小品，只记得别致的是，画面左上方一秀气小鸟立在枝上、还往左看、好像要到画外去了，而右边很空，画上有名章而没有更多题识。“他没说给我们发表吧？”我问。“没有。他就从桌上拿起这个跟我说，这个给你。”我于是对彭程说：“那这是汪老送给你个人的墨宝，挺难得的，他一定是被你的辛苦认真感动了，你好好收着吧。”

汪曾祺的诗稿给了我们编辑部一个考验：能不能在我们检察报上刊登少见的爱情短歌？我认为虽然本报是全国检察院系统的报纸，而任何报纸的社会性文艺副刊总是覆盖面宽广、来吸引尽量多的读者关注，在尽量做到高检院所要求的与司法监督主题相关的前提下，我也顶住了一些压力，坚持让文艺副刊和月末版刊稿能涵盖社会文化生活的多个层面；——既然体育、影视、音乐美术都可在副刊出现，为何爱情诗不能出现呢？我和编辑同事在月末版文艺版排进汪诗送审，得到报社总编辑肖扬（当时由最高检副检察长兼任总编辑）审签照发。  （待续）

此后，我负责检察报月末版和文艺副刊那两年，约来了日益增多的名家，王蒙、邵燕祥、从维熙、刘心武、张抗抗、王朔和作曲家刘炽等都欣然惠稿，著名老画家丁聪还应约给几位作家画肖像漫画来配文。原文化部部长王蒙92年应《海上文坛》记者访谈时说，现在有的报纸文艺副刊办得很好，已超过当今文学刊物，他举出了两家中字头的报纸副刊、第一家就是中国检察报（后改名为“检察日报”）。我想这和汪曾祺开始时的赞赏和投特色稿推动也是分不开的。

93年秋我因妻儿短期未能调进京，只好返闽到东南电视台任职，而仍惦记着汪曾祺老师和诸位文友。是年10月我以当时在深圳所办首次文稿拍卖会专题为由头，带本台记者采访过汪曾祺和张抗抗等作家。汪老特送我一套刚出的崭新《汪曾祺文集》，让我欣喜不已。

  商请改编《岁寒三友》为电影 “请斯皮尔伯格导演”

我得到当时收纳汪作最多的《汪曾祺文集》，不但能通读汪曾祺小说，还得以涉猎了汪曾祺汪洋恣肆的散文，以及文论、戏曲作品，感受到汪曾祺作为写作跨越年代最长、涉笔又广的现代作家之博大。而当时特别注意的还是小说和散文作品，因人在电视台、对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常存念焉，特别留意品读汪曾祺书写20世纪上半叶南方城镇各色人等的隽永佳作，对他笔下栩栩如生表现的小城知识者-市民之人性与可贵情谊不禁击节，产生了将《岁寒三友》和《鉴赏家》等篇改编电视剧的想法，——我也意识到这改编再创作的幅度会很大。

94年5月中旬我到北京出差，恰好遇到史建全——和我曾先后在《撞击世纪之门》电视剧组和报社文艺部共事过的老朋友，要找我去见汪曾祺，让此事有了和汪老面商的经历。

此时已经专门做起自由写作影视编剧的小史，在检察报社上班是我聘他做了一年多月末版美编，（他因此而得知汪曾祺）；他本是花市大街的老北京、又参加过多部京味市民生活电视剧的拍摄和攒剧本，。这时正受北青报集团分管影视制作的副总之托，想找汪曾祺商谈授权将其小说《岁寒三友》改编拍摄电影故事片，我一听他们的想法和我的想法倒有不少重合处，还是认为这种难度相当大的改编再创作，主创班子的组成乃是关键，有老朋友史建全参与、和北青报集团懂行副总来商讨和筹组班子，我想应该有可谋空间。于是就电话和汪老、施师母预约了时间，带史建全一起上蒲黄榆汪宅登门拜访。

汪师母看到我后面跟进来的是个留着大把卷曲络腮胡子的，笑道：你带了一位小卡斯特罗来了啊！汪老欣赏地看看小史美髯，却说：卡斯特罗胡子哪有他漂亮！又微微喟叹：卡斯特罗也老了哦……

史建全一下精神放松了不少。我俩说明了来意，汪老“噢”了一声、没看出表示可否，点着香烟听小史说明想象中改编“岁寒三友”的再创作做法，说到“大淖记事”等小说感觉也可以融合进来充实南方城乡生活背景（是北青社同人想法），汪老听了不经意轻淡地说了句：那些哪能是一回事？（“大淖记事”等篇写的是城外水乡）

对主创班子的考虑，小史提了他们想到的候选导演：中国儿影厂的某导演，北影厂的某导演，都是能拍好写实风格大片的，态度严谨…

我看汪老并不怎么认同这些人的路子，感觉是对作品的艺术路子理解有不同，便插话说：我觉得这篇作品并不等于是现实生活纪实风格的表现啊，显然当今是不会有“岁寒三友”那样的人物吧！

    汪老马上接了我的话头，肯定地说：以前也没有！小史听了当即一愣，似乎有点明白、又没完全明白汪老这句话的意思。

汪曾祺这句话我想了很久，我理解他的意思应该是，他的这些作品并非简单的历史写实，而是带有人格理想化的抒情性之作。

为避免各说各话，我直接问汪老：汪老师您觉得如果要改编您的作品拍故事片，应该选谁执导合适呢？

汪老向着烟灰缸掐灭烟头、带戏谑地说：请斯皮尔伯格导演合适。

我们都笑了。汪曾祺老师对世界电影的关注和了解让我们有点惊讶。年前因执导《辛德勒的名单》而获奥斯卡金奖的斯皮尔伯格大导演，创作的力度令当代电影人叹为观止。我理解汪老的意思是目前国内尚无能胜任改编他这样的小说成功拍摄故事片的导演，罔论别的了。

我的伙伴史建全似乎还没想到这一层、或是不甘于收兵，又转到作品篇目选择、不同改编方法的可行性讨论的话头，保持着兴致接着说了一会。我看到汪曾祺都没有接茬、小史看来有点不好收住了，就再次插入、直截地问:汪老师您觉得改编哪一篇、怎么来拍才好呢？

汪曾祺没有迟疑，脱口而出回答：不改编最好。

我和史建全这下都“顿悟”地笑了。

我们告辞出了汪家，夜已很深，一边走我一边在回味汪曾祺对改编他的民国小城平民抒情性小说“不改编最好”的话，小史却兴奋地用手机和北青报那位副总滔滔不绝地聊起了汪曾祺有意思的对话段子。小史负命而来、却并没有因被汪曾祺直截谢绝而扫兴沮丧，分手前一直兴味盎然地和我议论着汪曾祺的话语和性格，连连称道汪曾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艺术家。

我们那次拜访后不久，汪老一家终于搬离蒲黄榆、乔迁到西南城福州路新居，而我从那次向二老辞别以后就未得面见，只和汪老通过电话，他挺高兴地聊过他应邀访台的事。而两位同乡学弟告诉我，他们去拜访汪老和师母时，师母还问起我能不能再调回北京呢，我知道师母是记着我那次造访时对师母说了句“我要卷土重来”的大话，不由心里一阵牵动……

汪老97年5月突发急症救治不及猝然离世，那时我在电视台一直忙于外出拍片、竟然毫无所知；翌年一个秋夜，我在电视台大楼加班结束时，夜阑人静，忽然想起要给施师母打个电话问候（我有汪家座机电话），电话里幽远处响起的清晰女声惊奇地问我是谁，随后带着悲情告知：家母自父亲去世一年多来一直在病床上不大清醒，几天前刚辞世…

静默幽远中，我向汪曾祺老师和慈祥的施师母深致哀思。

汪作古典优雅忧郁、平易中刻骨铭心 能改编否

在我2013年后重入校园和学生们切磋研究现代文学的课堂内外，汪曾祺作品更加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前几年我从汪曾祺的同乡研究者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上海文艺出版社，辑中汪曾祺致陆第27封信，2011.5.）一书里读到，原来在我带史建全为北青报集团向汪曾祺商请授权改编小说《岁寒三友》五年多之前，就先有89年春汪信述及的“林汝为（拍《四世同堂》的导演）要拍《大淖记事》（电影），说了一年了。她让我自己改剧本，我没有同意。改编自己的东西，限制性很大”一事（后此事无疾而终）；再有北京徐淦生受丹东电视台之托找了汪曾祺，将《岁寒三友》改编为电视剧作，还提出商请高邮县资助，而汪曾祺在89年4月第27封信即告诉陆建华对此“不必过于卖力”，“我也只是碍于面子替他问问“；“我对他的剧本兴趣不大。他写出剧本后我就看了原稿，没有提什么意见。我不能阻止他写，也不能规定他怎么写。这是他的事，与我无关。” 而陆建华看了徐淦生寄来的“岁寒三友”剧本，评论说：“看得出作者真的是下了一番工夫。最大的问题是，这部根据汪曾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缺少人们熟悉的汪曾祺作品所特有的韵味，即“汪味”，难怪汪曾祺看了后兴趣不大。”（同见上书，汪曾祺致陆建华第26、27封信的解读）此事就此无果。陆并引证一位论者评论说：“《岁寒三友》、《徙》中的古典优雅乃至忧郁伤感的情怀…，“汪味”的艺术特征是一种平易淡雅中的刻骨铭心，没有对于生活的深刻体察和体验的人，是不可能品尝出个中滋味的。”（《永远的汪曾祺》第298页，叶橹，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5.）】

此外陆建华文中还提到，92年初北影厂音像公司曾与汪曾祺签约买下《受戒》、《大淖记事》和《徙》三篇小说的三年改编权，“三年时间很快过去了，后又续约了三年，最后仍拿不出改编好的剧本，当然也就没有拍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如所述时间无误，那就是汪曾祺最后几年的事，和我们找汪老时间恰有交集。）

得知这些经历，我更理解了汪曾祺94年那次对史建全（作为代表）提的建议的态度了。汪曾祺显然不同于当今多数小说家对改编自己作品为影视剧所持一概欢迎的态度，也不同于一部分小说家“对改编有些顾虑或处理上有所保留，但总的还是乐观其成”，他的态度可以说独树一帜：审慎不苟同、不参与，甚至对之降温，希望有意问津者慎重从事。可以说，身兼小说家和戏剧家的汪曾祺，对自己的抒情小说改编电影电视剧持保守态度，对于这种改编、维护文学的纯粹完整是否更为重要，不是值得研究者和影视创作者深思的吗？

       汪曾祺百岁诞辰之2020年，01/12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