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冰解冻时

——访萧军、罗烽、端木蕻良话萧红

张 国 祯

(载《随笔》2022-01)

（引言）  2021年6月纪念优秀作家萧红110周年诞辰；2022年1月，我们纪念英年早逝的萧红逝世80周年。笔者自1980年代追访萧红文学历程、生前伴侣文友，属文既为重识其创作艺术遗珠，亦为追承先驱跋涉者英风。深感这位才华英发的女作家，十年文学之路各程固有同伴可证不惮前驱，而从未失去其可贵之独立性。兹发1982年对三位前辈之访，希冀再现历史场景.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萧红在她的故乡黑龙江和呼兰河，是声名隐约地存在于文学界同仁和文青们的朦胧想象之中。七十年代，我在呼兰县文化馆上班时，到县图书馆里找过萧红作品，据说原来有几本，竟全都丢失，也无从补上架了。更没有什么活动会提到萧红。在爱讲掌故的扎灯能手李永春老师那里，我有时会听到一句“萧红叫张乃莹，张家在南河沿”，便再无下文。一九八二年三月在呼兰县城里举行，由省、市、县三级合办的“萧红创作学术研讨会”，是“文革”结束后萧红重返乡城文化舞台的首次盛会，与会者之众堪称“冠盖云集”，议题之纷繁亦颇少见。这县城街巷依旧，呼兰河冰还没有都化开，北国春雪后，连日灰蒙蒙的天。这次我北来的最大收获是，离开黑龙江四年之后重返呼兰河，让我能在故地发表潜心研究萧红的心得，又有了难得机会拜访萧红昔日战友和伴侣——老作家萧军、罗烽和端木蕻良先生。

会上会下，纷说萧红身世血缘考证的、三十年代初哈尔滨青年作家群往事轶闻的，那一辈老者及其子侄们的叙说着实热闹，可颇多给人不着边际之感。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打听到萧红故居宅院基本完好，就是挤插其中的外来居民杂房待迁出清理（准备修纪念馆）。会间一夕，我和友人在暮色中找到城南待翻修的张家（萧红）故居院落，忽地来到这，过去似曾路过而不曾注意的黝黑宽大老屋的板障外，对着院里那一片寂静的正房矮房，我的耳畔竟回响起四十二年前那一声长叹：“……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八十年代重启的现代文学研究，最大优点是不带成见地重新审视历史。此前两三年里，我借助在呼兰积累的地方史料和线索，在当地历史文化背景里深入体察萧红文学创作，对其乡土文学形象进行新文学发展中的深广度研究，我的研究形成的对萧红《呼兰河传》（为代表的抒情性乡土小说）的评价，和四、五十年代偏于“左”倾的评论颇为径庭。（以石怀池四十年代末的《论萧红》为代表，见《石怀池论文集》）我论证《呼兰河传》是“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的论点（拙论《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评“呼兰河传”》，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4期），着重论证了萧红对乡土人生沉寂魂灵的探索，继承发展鲁迅开启的五四新文学乡土抒情文学的传统，她的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超越同代作品，足证萧红这时期小说创作的超前深度与艺术成就。在我看来，以往某些评论对《呼兰河传》的消极评价，一是对自鲁迅《故乡》以来的乡土抒情小说二十多年间之发展轨迹存在盲区，一是和文学圈子内外关于萧红在港两年精神状态的一些消极说法紧密攸关（实际上其说不一），我细研所谓“精神寂寞”求“纾解”、“消沉”的说法，（见茅盾《论萧红的<呼兰河传>》，载1946年12期《文艺生活》；1948年，寰星版《呼兰河传》策划人将该文列为《呼兰河传·序》，1941年初版《呼兰河传》并无序），实无充分史料可证，却多因人事传闻揣测影响了对萧红创作的评价（详见前述拙论）。作为新文学研究者，我深信正面考证作家的创作状态应是研究的核心，人事关系歧义之因素，实应属考察作家创作状态之次项，舍创作状态而专重人事之议，岂不是本末倒置、自陷怪圈？于是我力求拜访萧红文学人生的几位战友和伴侣，做正面深入的访谈。

二

返回北京，我之前有幸找到的引见人——北京广播学院赵凤翔老师，给了我极得力的帮助。赵凤翔老师笔名肖凤，是我妻子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时的文学课老师，又是我两年前认识的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专家林非老师的夫人；她是刚出版不久的《萧红传》作者，对萧红文学历程和相关作家有广泛深入的研究。我赴东北开会前到京就先到史家胡同拜访两位老师请益，赵老师非常热心助人，且平易亲切、细心周到，她热情鼓励我拜访萧军和端木蕻良先生等，说可负责和几位前辈联络。我从呼兰返京再拜访，赵老师说都已联系好，你明天就可以去拜访萧军了；另外，赵老师还给我提供了萧军、舒群、罗烽和端木蕻良先生的联系方式。

我大喜过望，道谢后立马行动，访谈就从拜访萧军、舒群和罗烽三位前辈做起。

翌日上午，我找到地安门外前海附近一小院拜访了萧军先生。那天前来访问萧军先生的人真不少，坐满了里屋外屋，他女儿萧耘热情端茶让我在外屋稍候。过一会儿萧军先生送走一拨客人，听到萧耘介绍就提前接见了我。

萧军先生膀阔腰直，花白短发挺立，着素净中式大褂，脸泛红光，声音响亮。我那天提的问题是：“想请教您和萧红当时一路走来创作理念是怎么发展的呢，有什么异同吗？能谈谈您觉得萧红的前后期创作有何变化吗？”

萧军先生接过话头立即侃侃而谈，但不全按提的问题来说，强调他要突出表述的要点：“我们当年创作就是沿着鲁迅的方向去走，我和萧红当年都是这样创作，一直遵循鲁迅主张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原则。在文学上可以说继承鲁迅的战斗精神是最重要的。我在延安座谈会上就大声说，要不要坚持鲁迅的方向，这始终是中国文学道路的原则问题。难道鲁迅精神过时了吗，不是鲁迅时代了吗？还是需要鲁迅精神的时代！”（——我想到萧军先生当年的坚持和所受苦难，理解如今有这么多人向他致敬。）

萧军先生接着说：“我和萧红都是按着鲁迅的原则、创作方法，三十年代我们是这样，后来也是这样。我和萧红是文学上的战友，我们是一直遵循鲁迅的方向的，这是没有含糊的。抗战开始后，我们都在探索建立民族的革命战争的文学；走到不同的地方，也都是围绕这个方向，我们没有走什么为个人名利、或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化的路子。我们一起走到山西，后来我辗转到了延安，她到了重庆，写了《旷野的呼喊》（小说散文集），后来去了香港继续写。我们创作的都是为抗日的作品，始终是为民族、为大众、为革命战争而创作，这是鲁迅先生指出的坚定方向。我和萧红始终是文学上的革命战友，这是没有疑问的。”

萧军先生流畅地说着，我原本想提更具体的问题，这时竟觉得难以插入再提；看到屋里屋外还有好多等待接见的人，只好主动告退了。出来时萧耘送我一张照片，是萧军先生在前海边晨练武术，果然有踔厉奋发的气概！我知道萧耘也在认真做新文学研究，她还诚恳地对此次访谈时间仓促一再致歉。我表示听到前辈作家对精神价值和信念的坚守，受益匪浅，真心感谢。

我回味萧军先生这段话，想到萧红继续着鲁迅作品对民族沉寂魂灵的探索，这方向是不差的。

三

下午我按电话联系舒群前辈，得知他近日不在北京，此次看来无法找到他访谈了，赶紧给罗烽所住宾馆服务台挂电话，得到那边愿帮忙咨询者的回应，知道他还在该宾馆住，于是捎话留言，隔日我即赶到该宾馆，找到了罗烽前辈。

罗烽，这位二十岁就加入地下党的老布尔什维克作家，吸引我注意的主要还不是他三十余岁即在延安文协和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任要职（其间整风时曾因《还是杂文的时代》等文章挨批，一九五七年再因此成囚），令人遐想的是他一九三〇年代初就在哈尔滨呼兰河创作丰沛，并在日据下支持进步副刊、扶持初起的萧红等，一九三六年就出了《呼兰河边》小说集；我曾找来详读，文中倒没怎么写呼兰河风土，但有力写出松北一带尖锐的社会矛盾斗争，代表着当年哈尔滨青年作者群生气勃勃的创作。他与妻子白朗和当年萧红萧军的密切依存关系无人可及（因此必须要拜访）。此时罗烽已平反，政治待遇复原，工作生活尚在落实安排，和一些有同样经历的老革命一样在等着安排住房。

罗烽穿着洁挺的旧蓝呢子中山装，神情庄重，听我说明要请益之意，徐徐谈起东北作家群在险境中成长和萧红创作历程的回忆：

“萧红最早的小说创作，是从一九三三年起，以笔名“悄吟”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陆续发表《王阿嫂的死》《夜风》等，当时党组织已安排方未艾进入该副刊，长春陈华在《大同报》办了《夜哨》副刊，第二年由白朗在国际协报再办《文艺周刊》，这样萧军、悄吟和金剑啸、罗烽等我们一些作者接连在这些园地发表揭露黑暗现实的作品，萧红（悄吟）的创作得以成长，在这磨练的基础上后来有了她在青岛的《生死场》创作。她和萧军自费出的创作合集《跋涉》当年被禁，一九三四年夏天，友人得知萧军被列入日伪特务黑名单，帮助他俩逃离，到青岛去和舒群联络。我那年也被捕进过监狱，经组织营救得以脱险。

“当时萧红和我们的创作都受鲁迅和苏俄进步作家影响，直面现实，冷峻写社会生活。她在青岛写出的小说《生死场》寄给鲁迅先生，鲁迅评她写东北人民在生死线上的挣扎和反抗，力透纸背，是很充分有力的肯定。我们（罗烽和白朗）后来到了上海，和他俩、舒群及左联一些作家一起，团结在鲁迅先生周围战斗，是一段宝贵的共同历程。那一阶段萧红写的《手》《牛车上》等，是很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

    罗烽述说着往事，时而望着窗外渐浓的暮色出神。

“抗战爆发初期，我们还一起走过很多路，到武汉、到重庆，都曾并肩战斗。她和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到山西再到西安以后，她和萧军终于分手，这是一段情感危机愈演愈烈的结果，让我们深感遗憾。她返回武汉跟端木结婚，前后脚来到重庆，她最困难时期在我们家住过两个来月。萧红在身体很弱（带着身孕）的情况下，坚持写抗战小说（《孩子的讲演》《朦胧的期待》等），创作精神是很坚强的。后来她跟端木蕻良去了香港，离开我们了，白朗和她亲如姐妹，非常惦记她。一九四一年，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到延安工作，联系更困难了。到一九四二年初，就接到萧红在香港病故的消息，白朗和我十分悲痛。”

罗烽神色沉重，评说昔日文学战友走的路，总的是不离鲁迅代表的奋力前行的方向。回到我的提问，他说道：“萧红经历过生活的曲折，最后两年整个创作是更成熟、更深沉了，艺术水平更高；而如果她后来和我们诸多战友没有远离、还能互通互援，相信她会活得更长一点，创作可能更丰富。”

罗烽坚毅的面容留在我记忆里。他和萧军两位长期并不在一起，而数十年后同声坚守做鲁迅学生的精神，给人印象至为深刻。

四

当我向赵凤翔老师反馈，和前辈访谈或未能尽意，她亲切地说：名人访谈常有这种情况，又像带着自省说：“我应该更详细沟通预约问题，商量更合适的时间段。”第二天赵老师即告我好消息：她已再向端木蕻良先生详细通气，告诉他有专业青年到东北参会返京要专诚向他请益，想请教萧红在香港创作诸问题，端木先生马上欣然答应，安排了最清静的周日晚上接受访谈！

北京南城那个难得清静的夜晚，在一座欧式风格老楼，不大的客厅里，我得以面见久闻大名的端木蕻良先生。清瘦的他面有光泽、双目清明，让我不由想起这是创作了厚重历史小说《曹雪芹》的学者。我刚在客厅落座，亲切的女主人钟耀群女士就给我端来热茶，在旁静听。

我向端木先生说明，我大学毕业曾到萧红故乡呼兰县工作数年，现在读研专攻现代文学，我的硕士论文主要部分有在现代小说发展中纵览萧红全部创作，想向他请教了解萧红到香港那段写作情况，为的是探讨萧红后期小说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与渊源。

端木先生点点头，显得胸有成竹，就从萧红的爱好、文学阅读讲起，再转入讲述萧红来香港后的写作状态。我发现他说话的语流比一般人快，话语特别流畅。端木讲起萧红喜欢看水母浮游，稍带着手势，细小处感觉很真切。端木讲到萧红喜欢几位欧洲女作家——英国勃朗特姐妹，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等。

“她经常会拿起她们的书来翻看阅读的。”端木先生打着手势说。——我的印象，关于萧红喜爱这几位女作家，之前人们并不知道，这是端木首次披露。

端木先生说明，萧红和他因在重庆一年里总是遭受日军疯狂空袭侵扰，无法专注写长的作品，所以决定去香港，争取有稍长时间写各自创作计划里的长一点的作品，“这是萧红和我在一九三九年末商量定的”。到香港后很快就投入写作。端木先生接着说：“那时她的确身体不好，可她惜时如金，每次参加抗战文化活动回到家，躺一会起来就接着写，写进去了她就精神饱满，一点都不像有病了，觉得写作能治她的病似的……”端木先生说着，我看他明显地是动情的，钟耀群老师听着感佩地不住点头。

我提到：“以前有评论说萧红这一阶段主要作品写的内容不像前期那样尖锐积极，您觉得呢？”端木先生说：萧红对乡土人民的生活是一直不断在做深入发掘，要说她写得实不实，你在那儿生活过，你都会有体验的吧！她写的是深度的真实，她和她的人物思想感情上是相通的，完全平等的。

我听着眼前不由出现端木当年给内迁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讲课的样子。端木老师说到：“在重庆那会儿，有人曾经很认真要请萧红去讲创作课，就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想请她去给讲创作，或者别的文学课，她都明确地回绝了。她确实不想到大学去讲课，她认为作家去当教授，就会影响到创作思路和写作；她说作家当了教授以后，觉得他们写东西就变成‘教授小说’了。”

在端木先生具象生动的描述里，萧红快人快语的智慧才女形象跃然眼前。这是在我提问“萧红是不是倾向借鉴喜欢的哪位外国优秀作家的写法”时，端木先生就此想起来而说的。他说，萧红说她从不相信小说应该怎么写的那种“小说理论”，她认为一个作家自有一个作家的写法。

我向端木先生问及：“几位研究者说萧红在战乱里创作长篇《呼兰河传》，是早已开始写了一些，而后到香港再集中完成的，她是不是先拟好片段再串联起来的呢？”

让我稍感意外的是，端木先生毫不迟疑、很确定地回答：“萧红写作《呼兰河传》并没有提纲或草稿。《呼兰河传》是在香港的一年里写出的。”端木先生接着说：“萧红在港写出的《呼兰河传》篇章，下年就在《星岛日报》副刊发表，是按期不断的连载发出的，当时就有反响，年后就在内迁桂林的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端木带着感怀忆述：“在战争环境里，在朋友同仁支持下，萧红当时写的作品发表出版是很快的，萧红当年看到了自己这部书问世。”

在那个灯光柔和的小客厅，端木先生思绪奔腾的回忆谈话，渐渐把我带进四十年代初那两年的港岛，萧红和他文学活动的空间。这图景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端木先生说，萧红从重庆写到香港的小说《马伯乐》是讽刺抗战中虚伪自私的各色“绅士”的，小说连载时反响就很大，抗战战乱里像马伯乐那样的自私逃跑主义者是不少的，——他饶有兴致地说了些细节，比划着叙说当时人们在动荡中爱看报上连载的《马伯乐》的反应情景，钟耀群老师也接着说“很多人看的”。

端木先生谈过萧红两部长篇，我再提起反映萧红后期小说艺术臻于纯熟的作品《小城三月》《后花园》，我问起：“个人感觉《小城三月》显示出美学追求的极致，是不是反复修改、精心经营之作呢？”

端木先生再展开他的回忆，很进入地说：“这一篇萧红是早已构思成熟，写起来是比较顺畅的；那是她很重视的一篇作品，应该是在她心里早就酝酿好了的。”他接着特地具体描摹着他给《小城三月》画的两幅画（萧红给了构思），呼兰大地上马车在雪中飞驰的一幅；还有翠姨在摆着啤酒桶的店铺外憧憬地望着江对岸的哈尔滨（这样的场景是二十年代那会儿那边的新事物）。这两幅萧红都挺满意，用了，马车在奔跑的那一幅还作为书刊的封面。

说到这，端木稍停顿似在默思。我听着他这样动情地说往事，也仿佛随之进入了“小城三月”情景，情不自禁念了两句：

“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端木先生像从回忆中醒来，对我神会地点头，深沉地说：“是这样的。”

接着他说：“有的人不了解我们在炮火下工作的情形，骆宾基写（那一段事情）的东西根本不符合实际，我在别处谈话里已举出骆文如何背离事实。”

我说已注意到骆文与史实不符的情况（我研究中对比过当时亲历者的回忆）。端木先生点点头，显得也不想对此再多说什么。

我和端木先生一直谈到近十点，感觉谈话少有的酣畅充实，可时间有点晚了，就向端木老师和钟老师表示诚挚感谢并告辞。端木老师临别愉快地对我说：“相信你的毕业论文会写得很好，祝愿你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后记】 三十九年前的系列访谈，其内容对启迪本人现代文学研究都有积极影响。值此萧红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赉志早逝的优秀女作家萧红，纪念我尊敬的前辈文学志士萧军、罗烽先生，尊敬的学者作家端木蕻良先生，并再次感谢给我宝贵帮助的赵凤翔老师和林非老师。

 2021年8月20日于北京

图文见“国真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