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九”是“两颗魔法子弹”造成“大选”翻盘的继续。一年前，必败的陈水扁靠着可疑子弹的“帮忙”而当选。这个政权的正当性当然一点也不充分。而最近官方公布办案结果，则将一切推给了一个已死的嫌犯，而且毫无证据，这使得政权的可疑性更增，于是接着去年的“三二一”，今年又有了第二次“三一九”。

　　“三一九”所代表的，乃是对陈水扁政权正当性的怀疑并未减低，易言之，这也反映出台湾被撕裂的那种“五十对五十”的蓝绿各半情势并无缓和，内部的对立，而且是最根本的政权正当性上的对立，仍将是台湾政治的主轴。

　　如果“三一九”代表的是内部对立的极大化，那么“三二六”则是外部对立的极大化，由于今年底台湾有县市长这种重要的地方性选举，无论为了营造气势，或为了表达立场，鼓舞群众，《反分裂国家法》都是个可用的题目。尽管这些示威在用尽一切行政资源后，只有三十万人参加，远远达不到所谓的百万之众。这对陈水扁和民进党已等于是严重的警告，显示出绿色群众已开始疲倦。但由陈水扁对整个“三二六”的操作模式，仍可看出这是一种要把外部对立极大化，俾收割政治利益的策略。

　　因此，不管人多人少，由“三一九”和“三二六”所显示的，乃是台湾仍在内部对立极大化和外部对立极大化这两个互为一体的轴线上发展，并在不断运用群众运动让整个社会成了一个“动员型社会”。

　　所谓“动员型社会”，指的是一个社会靠着某种“拟神圣化”目标的不断驱动，最后落实到群众层次，因而该社会的意识型态化程度也达到了最高点。这种社会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其一，人们对政治的偏嗜已到了一种入迷的程度，并形成一种无论任何事情都会从政治角度来解释与联想的习惯，这也就是所谓的“泛政治化”或“泛意识型态化”。

　　其二，由于在对立中不断动员，在动员里强化了同类间的爱与对异类的恨，于是爱恨交织的双重标准也告泛滥，最后到了“只问立场，不管是非”的程度，自己这边的人无论做了什么事都一定对，另一边则无论做什么事，则一定错。在台湾，不谈政治前，人际关系毫无问题，只要三言两语碰到政治，夫妻会起勃溪，情人会翻脸，同事朋友间也会反目相向，即是后遗症。

　　其三，由于极端化已成了常态，双重标准也视为理所当然。很自然的，用目的来合理化手段的“不择手段”；以及只管是否煽情，而不论后果的所谓“不计后果的政治”跟着变成常见的政治行为。

　　而此刻的台湾，由于蓝绿两种势力“五十对五十”的拉锯，内外对立极大化所造成的“动员型社会”之格局，它已成了一个具有强迫性的结构，没有任何一方有能力改变这样的情势，任何缓和即等于承认失败。不断的纠缠，在纠缠里等机会，给予对方致命打击，遂成了当今的政治风景。找题目、做文章、搞群众运动，早已是政治唯一的内容，政治人物怎么可能闲得下来？

　　这时候，就让人想到前代美国重要女诗人爱德娜米蕾(1892-1950)的那段著名诗句了：

　　我的蜡烛两头烧

　　它撑不过整个夜晚

　　但是啊，我的宿仇，我的友好

　　它烧出的光焰可真灿烂。

　　人民正在付出代价

　　以这样的诗句为喻，“三一九”这种内部对立的极大化，以及“三二六”所代表的外部对立极大化，不正像是两头蜡烛一样，在烧着台湾吗？常常有大型群众运动，看起来很热闹，就像蜡烛两头烧一样明亮灿烂，但这样的烧法，又能烧多久呢？

　　因此，“三二六”游行示威，实质上等于是一场不明言的正式“台独”运动。陈水扁号称要搞成百万人，最后勉强只凑到30万人左右，这种群众的泄气，我们可以解释为过度动员所造成的疲倦，但更真实的理由，或许是“蜡烛”烧了好几年，台湾连一件正经的事也没做，这是在消耗过去所累积的本钱。

　　“三二六”前夕，许文龙在他的企业已面对严重挑战下公开宣布承认一中，这个“独”派大老的转向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显示出“蜡烛两头烧”的后果已逐渐浮现了出来。尽管我们从不乐观期待陈水扁会正心诚意地有所改变，因而两头烧的蜡烛并不会烧得缓慢下来。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台湾人民不用选票来制止，最后真正烧光的，将是台湾人民自己的前程。

　　台湾《新新闻》周报第943期社论（略有删节)